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解读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对他的最大争议莫过于他的“中体西用”文化观。解读其文化观的发展轨迹、主旨、特征,并对其文化观的历史地位进行公允的评价。     

“中体西用”文化观与近代“西学东渐”

"中体西用"是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碰撞融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下思想文化革新的基本模式。它的产生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变局密切相关。西方列强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独立发展的道路,清朝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出现了冲突。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从中国国情出发,传承儒家文化的经世致用,以西学改造传统儒学,以"中体"固本,以"西用"致富强,由此形成"中体西用"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对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探索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体西用”思潮初探

本文在论述近代“中体西用”思潮演变过程的基础上,认为“中体西用”思潮属于一种历史文化现象。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得出这一思潮发展的历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始终不渝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顺应时势变革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结论。     

“中体西用”文化别论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其产生顺应了历史潮流，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思想，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如何处理中西化关系问题的认知水平。     

浅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所含内容极为广泛。这一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是中西文化冲突与社会危机的产物。在＂洋务运动＂时期,其实践虽以失败告终,但其影响却至为深远。     

“中体西用”论不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学术界较为通行的观点 ,认为“中体西用”论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其实 ,洋务运动发生于 19世纪 60至 90年代中期 ,而“中体西用”论却形成于甲午战后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最初阶段 ,它遵循“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路 ,以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为目标 ,没有涉及政治制度层面 ;而“中体西用”论却突破了单纯学习“西技西艺”的限度 ,容纳了学习“西政”的内容。可见 ,两者在时间上不重合 ,在内容上又有本质的区别 ,因此 ,“中体西用”论不可能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是清末“新政”的思想先导     

“新闻宣传”再认识

“新闻宣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命题,但一直以来,学界、业界和管理层似乎未能说到一块。地道的新闻宣传是由新闻事实所内含、通过新闻报道所达成的媒体宣传,限于新闻传播范畴,属于致效传播。新闻宣传有新闻信息和新闻价值两个基座、新闻舆论和公共关系两种诉求。必须区别“媒体宣传”与“新闻宣传”,坚持用事实说话。     

对“传统教学”的再认识

本文对传统教学、特别是其代表人物的代表理论进行了反思,并以之和现代教育理论相对比,对如何弘扬传统教学精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体西用”思想历史作用考察

“中体西用”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思潮，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它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给清政府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但因其思想的双重性，决定了它在指导解决社会问题时，所起作用的双重性，即在表现出进步作用时，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其不能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提供有力的保障体系和营造宽松的环境，因而丧失了其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最终走向没落。     

明清历史再认识的几个疑难问题

20余年来断代史与专史积累的微观研究成果,亟需全局性的整合,用以更新和发展有关中国历史的通感。有了这种“总体史”作依托,明清史的认识眼光就有可能立足于比较高远的基础,避免高低不同的无谓反复。从有关“反欧洲中心主义”中国观、认识明清历史视角的变化以及明清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等方面,提出若干研讨性的疑难问题,以期深化对明清历史再认识的讨论。     

戊戌维新时期“中体西用”论的分流

甲午战后维新思潮的兴起，“中西会通”新文化观的出现，使原来的“中体西用”论发生了分流，其中一支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对“中体西用”口号的借用和重新诠释，及原来一部分“中体西用”论者开始接受受民权说，这两方面构成了向积极方向的分流，从本质上说，这一支已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束缚，而张之洞为抵制维新，捍卫纲常，大力强化“中体”，蓄意限制“西用”，则使“中体西用”论蜕变成为阻碍西学进一步传播和中学进一步革新的僵化模式了，这是戊戌维新时期“中体西用”论向消极方向分流的一支，此后，“中体西用”论日渐成为社会改革的阻碍，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批判，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论中体西用的文化学误区

作为洋务思潮重要内容的“中体西用”论，对近代乃至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体西用论与“西学中源”说相辅相成，在文化学上的误区是显而易见的，构成了一种对后世危害很大的西学观，它规定了西学在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低层次地位和作用，长久地束缚了国人的文化学视野。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定位的再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特殊概念如何在历史上定位 ?本文认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不发达或“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应当是与资本主义平行的一种社会形态 ,它在与资本主义共存、竞争乃至斗争中走向科学社会主义阶段。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生产力 ,必须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     

“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

“体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重要的范畴,最能体现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一直是历代哲学家广泛探讨的重要内容,贯穿于整个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之中。“体用”范畴在传统哲学中经历了长期的争辩、发展,在近代哲学中,“体用”范畴逐渐从本体论向价值观嬗变,形成了“中体西用”这一应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对鸦片战争至维新变法60年间传统文化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文化语境的合理诉求

“中体西用”在洋务运动时期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语境,必有其合理的诉求。首先,“中体西用”观念的提出,是当时先进士人为引进外来先进文化唯一能够选择的模式。其次,“中体西用”论的提出在洋务运动期间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表现在：它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辨”,实现了从“鄙夷”到“师夷”的转变;它突破了不识西学、轻视西学的观念,开始向引进西学、重视西学的观念转变;它作为洋务运动的思想路线为洋务运动扫除了思想障碍,为洋务运动开启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开辟了道路。但“中体西用”的宗旨毕竟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体”,所以从其语境生成之始它就内含消极与落后的一面。随着西学引进的深入,其合理诉求逐渐被消解,进步作用渐渐丧失,愈来愈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和障碍。     

“检验教学”的再认识

随着新课程理念的深入开展,不少教师在实施和探求课堂教学改革之路上也煞费心思。他们,特别是数学老师十分注重在新知识教学中寻求教改方法的突破,然而,却漠视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教学环节——教学中的检验教学。其实,检验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课堂时效的提高,更有益于学生智慧的生成。     

“中体西用”成为“南橘北枳”——唐浩明历史小说所凸现的历史困境

唐浩明历史小说所揭示的最大悲剧是生不逢时的悲剧，是人的华才美质被时代误用的悲剧。作者将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连成一线，勾勒出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从“器物”到“制度”的冲突、融合过程。原有的文化法则在新时势面前失去功效，历史困境进一步深化文化困境，三者均以奇崛之才不仅殉了昏聩之主，而且殉了那个腐朽、没落的封建末世。“中体西用”最终成为“南橘北枳”。     

关于章惇历史定位的再认识——兼论苏轼与章惇几方面的异同

章惇在<宋史>中列名于<奸臣传>,在<元祐党籍>中列名于"为臣不忠曾任宰臣"者,但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可以发现,将章惇定位"奸臣"的依据是值得商榷的.以苏轼为参照系,虽然苏、章政治立场迥异,政治命运相反,却维持了长期的友谊,两人在政治操守、行政能力、性格诸方面有很多相似处.章惇之所以两面不讨好,取决于诸多复杂因素:既与章惇独相八年时的政治作为有关,也与北宋以后的政治变局有关,同时还与编撰者的价值取向有关,更与对忠奸问题的认知有关.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辩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和日本分别兴起“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这两个改革的指导思想分别是“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一个成功了,另一个没有成功。从社会文化背景,教育基础,改革的过程进行比较,进一步辩析“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是有必要的。     

关于传统文化的再认识

五四运动中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冲击,以及西方文化的侵入,逐渐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影响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加剧了儒学的衰败。然而,传统文化至今仍然影响着华夏子孙,因为真正的传统已经沉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之中了。事实证明:真正的自由、民主与法治,并非是以全盘性反传统为代价的,而在于有无创造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