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骚体赋对楚骚情感的认同

汉代的骚体赋浸润着汉人对楚辞的评价和情感,是汉人接受和传播楚骚的艺术结晶。这些作品所抒之情感、所采用之抒情方式均可见其向楚骚情感的回归,这种情感的认同成为其文体的重要因素。     

论楚辞文体在魏晋六朝的传播与接受

楚辞在汉代奠定其学地位和传播基础，而作为一种体的确认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楚辞》和《楚辞章句》的面世推动了屈骚在魏晋六朝的传播，而这一时期的传播方式与接受角度都有新的变化，从重情而转向了尚辞。随着体辨析的风行与大量的章别集，总集以及书志的出现，魏晋六朝人对屈骚的认识逐渐从模拟怨情转而关注其艳词，并以艳词作为骚体的特色，从汉人的辞赋不分到齐梁人的骚赋分立，从汉人的区别屈宋到齐梁人的屈宋并举，体现了这个时期学观念的演进与学思潮的变化，楚辞随之而成为了独立的类。     

骚、赋文体辨－－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本文认为，骚、赋分别为不同的文体，不应为一谈，屈原之作不当以赋名之。文章着重从骚、赋产生的历史状况，骚、赋体性之差别，骚、赋之流变，说明二者之不山，其中对骚、赋体性之别论述较为具体细微。文章最后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如刘勰、萧统对骚、赋的分辨，汉人何以称屈作为赋，以及骚体赋进行了简要论述。此文有助于解决对屈原之作称名混乱的状况。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骚体赋:汉代的一种抒情文体--兼议以诗歌为抒情文学和自觉文学的局限性

近几年许多人只强调汉代文学的代表体式是猎苑大赋而断言汉代没有抒情文学，认为只有诗歌才是抒情文体。而大量骚体赋的存在尤其是它所担当的抒情功能却一直被忽略。笔者认为骚体赋是汉人默认的抒情载体，与骋词大赋共同构成了汉代文学的整体，不应轻视。     

论骚体文学研究在当代楚辞学中的定位

骚体文学即楚辞体文学，它的研究对象包括屈、宋而后的纯楚骚体、楚歌体和骚体赋三种体式的作品，以及楚骚与赋、乐府诗、七言诗、哀吊文、骈文、曲予词、戏曲等多种文体的相互关系，并涉及到文体演变史、文学接受史、文人心态史等多个领域。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当代楚辞学学科视域与学科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屈骚批评方法的现代转换

屈骚批评传统久远而源远流长，传统屈骚批评自汉代起便与儒学和经学结缘，批评家多服从政治伦理的评价，以思想内容的好坏、政教作用的大小来衡量屈骚，用汉儒说诗的理论和引此比彼的方法着力于对其思想内容及价值取向的挖掘，而对楚辞独具的诗义和艺术手法均有所忽视甚至表现为某种程度的歪曲。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局限是古代屈骚阐释中最为显见的不足，对于传统久远而日益沉滞的屈骚批评而言，新的批评方法的出现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新的方法终于在清末民初隐然成形。     

《史记.屈原列传》与汉代屈原批评的两个维度

两汉时代,屈原批评成为文学批评的焦点,观点纷纭而论争激烈。但汉代的屈原批评所遵循的模式则是一致的,即围绕着《史记＆#183;屈原列传》所开创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两个维度而展开,历史形象适用于总体上阐述屈原文学创作情形,也就是作者论;文学形象则表现为有关屈原作品内容的批评,即作品论。屈原自我塑造的文学形象,给汉人提供了多重阐释的空间和可能。屈原之外,汉代赋家本身已不再为文学批评所关注,这与汉赋不同于屈骚的“实”而采取“虚”的创作倾向有关。汉代赋家游离于汉赋作品之外,并没有为文学批评提供再度阐释文学形象维度。     

论汉代拟骚体中的隐逸化倾向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收录的汉代楚辞作品,都是祖述屈骚的模拟之作。这些作品在模拟的过程中沿着屈骚的游仙情节,大肆铺绘神仙幻境的离奇缥缈,在对游仙幻境描绘的指向上,丰富的想象和大胆夸张的游仙幻境被有意放大;同时,在游仙修德的想象中,以人间的社会现实为立足点,刻意将隐居仙境描绘得十分清新优美。但由于汉人已经少了屈原的那份执著与刚烈,这些拟骚体诗作在寓托屈原式思君贤臣之形象的哀怨主题、落拓志士远游自疏的情结时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隐逸化倾向。     

王国维屈骚批评的现代视野

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借鉴西方的批评概念和思维方式来把握传统屈骚批评的材料,以外化内,寻求中西批评的契合点,此文呈现的地理文化批评视野及其对屈骚美学精神的独特把握,显示了在西方批评概念和思维方式影响下,对屈骚完整文学价值的重新发掘。     

汉魏六朝骚体赋概念的界定及辑录原则

新时期以来对骚体赋所属范畴及文体属性的认识还存有较大争议。其分歧点主要集中在＂拟骚＂是辞还是赋;＂骚赋＂是赋还是诗。而对这一问题的厘清,既是解决骚体赋归属问题的核心所在,也是对本阶段骚体赋进行系统辑录、勘校及深入研究的前提和保证。     

北宋中期骚体赋风的演变

北宋中期，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文人们建功立业的热情高温，屈骚忧国忧民、反抗现实的传统披发扬光大，骚体创作勃然而兴。蔡裹、王令诸人通过骚体来发愤抒情，激励名节，追求雄衰横放的奇峭美。随着竞争的加剧，文人们投时进取、兼济天下的热情渐趋消褪，走上了理性反省的道路。欧阳修的骚体创作对于骚体赋风的转变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郭祥正的骚体表现仕与隐的矛盾，雄衰与隽逸并存，王安石等人的骚体寓忧愤于淡泊之境，具有明显的玉变特征。文同的骚体表现出表里澄激的空灵境界。     

汉代拟骚诗在文体层面对屈骚的继承与新变

汉代拟骚诗是对屈骚的解读之作,在语词、句式、修辞手法、体式等方面均受到屈宋辞的影响;但受汉大赋的影响。又表现出重铺排罗列、描写细致以及骈偶化、整饬化的赋体特征。     

骚体赋的产生及在汉代发展轨迹的文化解析

骚体赋兼具楚辞体的内在特质和赋体文学的精神风貌，是汉代文化融合和国力强盛的体现。骚体赋在汉代的发展轨迹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意味的信息码，激发着我们不断对其进行文化解析。     

汉代屈骚之辩四说探因

在汉代，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四家先后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富有个性的评价，他们或褒扬，或同情，或批评，态度，观点不一，这场出骚之辨对于屈原及楚辞的学功绩及学史地位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也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批评中自主意识的加强，审神论独特的审美思想和个性化的人生经历，不难明晓汉代屈骚之辩形成的深层原因。     

明代前期骚体文学的新变

明代前期,骚体文学由抒写时代和个人命运的乱世悲音,转而成为服务于统治者统治、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道统、应制之文体,内容空洞、庸俗,虽多少仿得屈骚“惊采绝艳”之文辞,却毫无屈骚精神可言。     

徘徊在入仕与归隐之间——论郭祥正的骚体创作

骚体在北宋中期兴起，经世致用的精神被发扬光大，屈骚发愤抒情的传统被很好地继承。随着党争的加剧、变法的失败，文人们的心态发生了极大倾斜，爰时进取、兼济天下的热情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逐渐被消磨殆尽，他们走上了理性反省的道路。郭祥正的骚体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他的骚体表现仕与隐的矛盾心理，雄豪之气与隽逸之气并存，具有极为明显的新旧丕变的特征，     

骚体的形成与称谓辨析

以往的论者，大多仅从楚民歌的角度论述骚体的产生，却较少对骚体的南方渊源作全面综合的考察，而对于骚、楚辞、骚赋、楚歌、楚声等种种称谓的联系与区别，也往往缺乏详尽客观的辨析。本文以楚国特有的人文背景、地理环境、民俗风情、民间音乐等方面总体性地探讨骚体体式及其瑰丽浪漫风格的形成；并认为以“骚”代指屈原辞作乃至全部“楚辞”，实起于王逸的《楚辞章句》；骚与骚赋、楚歌与楚声等称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随意对等使用。     

论《楚辞》中的四篇汉人作品

对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这四篇作品并非单纯的模拟之作,而是王逸等人借用骚体形式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解读和评价的文学评论性文章,是十分值得重视的汉人评论屈骚的重要文献资料。     

从继承看先秦辞赋与诗的关系

先秦时期诗、骚、赋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以《离骚》、《九辩》为代表的骚，在形式、意境、情调、风格上，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歌及南楚民歌都有深厚的继承关系。以《高唐赋》、《神女赋》为代表的赋则继续并发展了《诗》的描摹、讽刺特征。由于骚体兼诗、赋的双重特征，它在形式、布局与抒情性上对赋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