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西迁遵义的历史地理思考

浙大选择了遵义,遵义孕育了浙大.抗战时期,浙江大学不断西迁,最终落脚遵义并得到极大发展,被誉为"东方剑桥".文章从遵义的地理环境、人文积淀等方面探讨了浙大西迁遵义,不仅是时事逼迫,也是遵义人民积极创造条件、以博大胸怀争取的结果.同样,浙大选择遵义结出硕果,是遵义独特的环境、悠久丰厚的文化积淀孕育的结果.     

为抗战助威，为民族呐喊——记浙大西迂遵义后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在中国抗战的艰苦岁月里,浙江大学西迁至遵义。一方面秉承“求是”的精神继续进行科学的探索,取得了累累的硕果;一方面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表现了浙大师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为抗战作出了应有之贡献,也极大地推动了遵义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浙大精神的凝聚彰显——《永远的大学精神》简评

周开迅先生主编的《永远的大学精神》（修订校园版）一书,在浙大西迁的相关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并且对资料的整理归纳思路清晰、系统有序。这本书对浙大“求是创新”的大学精神的凝聚彰显,会启发有心的读者去思考、去揣摩、去探索在战乱中崛起的浙大文化、浙大精神的当下意义。     

浅议竺可桢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竺可桢先生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 ,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名忠诚战士。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和教育事业 ,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是竺可桢校长率领浙大师生员工西迁 ,坚持办学 ,培养了数量可观的教育和科技人才 ,在浙大近 140名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校友中 ,大多数是竺校长在校时聘任的教师和毕业的学生。他的卓越的教育思想 ,执着的求是精神和显著的办学成就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竺可桢 2 8岁获美国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后回国 ,…     

遵义师范学院校史中若干史实的考证

遵义师范学院是一所具有百年师范传统、五十年办大学的历史的老校,由于校名屡经更改,校址数次迁徙,人们对其历史一直模糊不清。本文通过大量的史实,对学校的历史沿革、校名的更改、校址的变迁及浙大西迁遵义与我院前身省立遵义师范学校某些关联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同时,对校庆时如何认定建校时间作了探讨。     

竺可桢教育思想中的“阳明情结”

王阳明与竺可桢,皆为浙江绍兴人,一位是明朝大儒,一位是浙大校长。阳明先生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竺可桢以阳明先生“致知力学”的治学精神、“内省力行”的道德修养、生于忧患的“公忠报国”精神和协助地方改良社会的服务精神,鼓舞浙大学子修身治学、服务社会。竺可桢教育思想兼具西方教育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若西方教育制度是其思想的骨架,阳明思想则是其血肉,滋养竺可桢形成其独特、丰满的教育思想,支撑竺可桢在抗战时带领浙大师生蹑阳明先生的遗踪西迁,服务地方社会,创造出“东方剑桥”的办学奇迹。     

浅析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内迁对遵义的影响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内迁对遵义的影响很大,具体表现为浙大师生在遵义时期的抗日民主运动,使遵义人民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为遵义地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助于遵义教育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浙大“求是”风气对遵义学风、社会风气的影响甚巨。     

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对贵州科技教育的影响

本文从抗战期间贵州工业、农业和教育三方面的落后现状入手,以具体事例阐明竺可桢校长领导下的浙大西迁遵义湄潭办学7年中,对贵州地方科技教育发展的重大影响。     

浅议抗战时期浙大西迁对贵州地方发展的贡献

浙江大学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西迁贵州遵义,全校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发扬“求是精神”,坚持办学的同时,致力于贵州的地方发展.在科技、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为贵州地方发展做出了贡献.     

西迁精神融入高职思政课程的探索与实践

“西迁精神”是交通大学从上海迁至西安,在西部办学和奋斗中形成的精神体系,是老一代教育工作者践行和发扬爱国主义、坚定不移跟党走的深刻体现。新时代发展背景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课程体系应当保持与时俱进,将传承已久又未完全挖掘的精神纳入教学体系中。本文在简要概述“西迁精神”的时代内涵及核心的基础上,明确了“西迁精神”对高职学生成长的价值引领作用,提出了西迁精神融入高职思政课程的基本要求和实践路径。以此不仅能够更好地弘扬西迁精神,将西迁精神发扬光大,还能更好地完善高职课程教育体系,引导学生丰富自身思想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把大学的“根”留住——读张楚廷《高等教育哲学》

本着《高等教育哲学》所彰显的人本精神,通过阐释大学的“根”之蕴涵,揭示大学“失根”的症候,进而在树立大学理念、创设工作环境和关注学生心灵结构三方面提出问题供大学人反思,希冀有助于大学精神的回归、大学人生命意义的彰显。     

论高校教师的专业权利

专业权利是高校教师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人们更多地注意到了高校教师的基本权利和经济权利,对于其专业权利较为忽视。因此对高校教师专业权利进行了界定,并对其特点和在行使中的限定进行了介绍,旨在促进人们对高校教师专业权利的认识。     

卓越大学校长要在“制治”下成长

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最关键的是要围绕"人"与"制"两个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互为对象的元素建立起"以制理事"的管理模式,进而促使大学校长正确处理管理实践中各种具体的"事"与"人"的关系,把"事"和"人"关系的处理纳入规范化的"制治"轨道上。在这个轨道中,大学校长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是有效运用"制"来理事的前提。以制理事管理行为较高的可预见性与可操作性以及管理过程的透明性特征意味着大学校长的权力将受到限制,决定了大学校长需有正确的权力观。卓越大学校长的成长绝不能脱离现代大学制度中的"制治"。     

雾里看花：寻找大学的主人

我国大学内外部出现的各种冲突,引发了人们对“究竟谁是大学的主人”的探寻。答案可谓众说纷纭,有谓是大学行政官员,有谓是大学生,有谓是大学教授抑或教师,有谓是大学校长……其实,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主体,很难有一个确定的结论。我们可以从大学发展的历史及其存在的“应然”视角和“实然”现状来认识。     

从俄狄浦斯王的反抗看人的自我认识

《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诗人索福克利斯的戏剧代表作之一。它取材于希腊神话传说中关于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展示了富有典型意义的希腊悲剧冲突——人跟命运的冲突。这部悲剧,从忒拜父老请求俄狄浦斯王设法消除瘟疫开始,描写了意志和命运的冲突,表现了俄狄浦斯王在与命运的搏斗中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歌颂了具有独立意志的人的勇敢坚强的斗争精神。在这部剧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于“人”的深入思考,通过俄狄浦斯王的一系列行动向人们昭示了关于自我的深刻认识。本文将从历史地理环境对古希腊人性格的影响为切入点,探讨在俄狄浦斯王的一系列行动背后关于人的自我认识。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的精神遗产

“新中国”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相异于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帝制的共和民主国.宋庆龄是孙中山共和国的坚决捍卫者,是毛泽东人民共和国的奋斗者和开创者之一.她为“新中国”奋斗的内容,一是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国家的独立;二是实现社会民主,动员人民团结起来担负重建国家的任务;三是实现民生主义,改善人民的生活,鼓舞人民团结奋进,为建设一个强盛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的精神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宝贵遗产.继承这种遗产,树立国民昂扬向上的坚强意志,养成讲奉献的社会氛围,鼓舞国民立志为国家、民族、人民服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历代大学校长“级别”考

历代大学校长一脉相传,都属于有较高＂级别＂的＂朝廷命官＂。汉代及汉代以前的大学虽然未设专门的校长,但代行校长之职的官员已具有一定的级别。西晋专设国子祭酒后,其级别总体上呈现由高向低的趋势：西晋、东晋和南朝为正三品,隋唐为从三品;唐代以后各朝国子祭酒,除元代为从三品外,宋、明、清诸代皆为从四品。历代大学校长级别是由大学政治地位决定的。唐代以后,大学校长级别的不断下降,是科举时代大学政治地位不断下降趋势的直接反映。     

文化创新：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历史责任

近年来,我国致力于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研究型大学在这一进程中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而文化创新是其重中之重。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我国研究型大学在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中,以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的自信心为基础、以多样化为特征,通过培养具有＂文化产业＂意识的创新人才及营造健全的文化创新支持网络,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大学理念的两难选择

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以理智训练和发展理性作为其根本目的。这是中世纪牛津、剑桥等大学所秉持的办学理念,体现了理想的大学活动,并引领欧洲中世纪大学向前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大学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理念随之而变。当理想遭受严峻的现实挑战时,大学的培养目标从“哲学之才”变成了“利禄之徒”,这种办学理念的骤变致使大学深陷两难困境。因此,当我们在新世纪环境下解读或构建大学理念时,需要考虑使“经典”与“现代”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     

论大学与大学章程

大学章程,在一所大学的各项规章制度之中是纲领性的,是层次最高的。自2012年初,教育部要求全国各高等学校制定各自的章程以来,对于大学章程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我国已有几所大学制定了自己的章程。毋庸置疑,大学章程对于一所大学的制度化管理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大学与大学章程之间的关系包括大学章程与大学理念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大学章程对于一所大学的地位、意义及作用等,还是值得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