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语境中“以人为本”思想的本质辨析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目的,与带有明显资本主义性质的＂人本主义＂和带有明显封建主义性质的＂以民为本＂具有本质区别。只有将＂以人为本＂与后两者在本质属性上区分开来,才能在理论、实践上真正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目的。     

校长的课程领导：我们的站位

课程领导是一种分布式的专业领导,在这个分布式专业领导的格局中,校长站在怎样的位上理解＂校长课程领导力＂决定其行动。我们认为,不能站在＂先知位＂上要求校长什么都先知先觉,而应站在＂合作位＂上与教师共同成长;不能站在＂行政位＂上满足于＂做了＂多少事情,而应站在＂专业位＂上＂做好＂这些事情,形成专业影响力;不能站在＂偏科位＂上满足于无穷的细节,而要站高一个位,站在＂整体位＂上,从政策层面、顶层设计层面、原理层面实现对学校课程的领导。     

超越“思”与“善”的纠缠：苏珊·桑塔格的艺术伦理论

在＂诗＂与＂思＂的关系问题上,桑塔格以＂思＂作为一种材质,服务于艺术形式或风格,即使＂思＂以一种悖谬形式出现;在＂诗＂与＂善＂的关系问题上,桑塔格指出道德愉悦在于像形式一样引出意识的智性满足,且艺术感受力更能滋养道德选择力。     

吕大临“性与天道”思想探析

＂性与天道＂是宋明理学特别是北宋理学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吕大临＂性与天道＂思想形成于美学时期,在这一时期他继承并超越了张载,并在＂性与天道＂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吕大临以＂虚而诚＂表达了＂天道＂无形而实有的特征,并在＂性与天道一＂的理论框架下,推演出＂天道＂下贯于＂人性＂也同样＂虚而诚＂。在分别阐述＂天道＂和＂性＂之后,吕大临又以＂理义者,人心之所同然＂来表达＂性＂与＂天道＂的贯通之意,最终使得儒家的大道精微之＂理＂落实到现实的＂礼＂之上。不难看出,吕大临在＂性与天道＂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     

鲁迅的“反抗哲学”——佛文化与《野草》研究之七

鲁迅的＂反抗哲学＂与佛文化＂勇猛精进＂精神的关系体现在：＂慈悲＂并不排斥反抗,＂精进＂包含着斗争。鲁迅的＂反抗哲学＂包括：反抗专制,反抗苦难,反抗庸众,反抗虚无。鲁迅的＂反抗哲学＂具有下列鲜明特征：在立场上,坚定、鲜明;在感情上,真挚强烈,爱憎分明;在态度上,坚决果敢,是非清楚,旗帜鲜明。     

关于《群落的演替》的教学设计

[教材分析] 本节教学内容紧扣＂群落演替＂是一动态发展的过程,从而培养学生的＂动态发展观＂。＂弃耕农田上的演替＂的教学可以让学生与＂发生在裸岩上的演替＂过程相比较,分析共同点与不同点。在学习了这两种演替类型后,     

关于非农院校开设大学生“村官”选修课程的思考

随着大学生＂村官＂队伍的不断增强,非农专业的＂村官＂比例仍占主要部分。如何让他们与农村基层需求相适应,尽快开展工作,这就需非农院校通过开设大学生＂村官＂相关选修课程来弥补他们在知识与实践上的不足。大学生＂村官＂选修课程的设置无疑是非农院校在＂村官＂人才培养上的又一次实践与扩展。     

2010年中国短篇小说一瞥

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视野中观察2010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数量上保持了稳产态势。从创作的情感态度、艺术风格、题材选择以及修辞意蕴上分别体现了＂温情补偿＂与＂理性反思＂的对举、＂散文气质＂与＂寓言品格＂的异趣、＂城市经验＂与＂乡村追忆＂的消长、＂文体自觉＂对＂话语施暴＂的矫正等特点。     

山东乐陵方言助词“了”

语音形式上,乐陵方言＂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咧＂,一个是＂溜＂,均读作轻声。句类方面,＂咧＂与＂溜＂均可用于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除此之外,＂咧＂也可用于感叹句,而＂溜＂不能。在句法位置上,＂咧＂与＂溜＂最大的区别是,不管表达何种语法意义,＂咧＂只能置于句尾,＂溜＂则没有这种限制。在句法功能上,＂咧＂属实现体,＂溜＂属完成体。乐陵方言＂了＂在与语气词的共现中还产生了一些语音变体,如＂喽＂＂嘹＂等,语音变体不同,其语用价值也稍有差异。     

“上上”连用的构成及其解释

＂上上＂连用可以是动词的连用、方位词的连用,也可以是＂方位词＋动词＂的连用,还可以是语素的＂上上＂的连用。动词的＂上上＂连用可以分为动趋式、动结式和重叠式;方位词的＂上上＂连用主要指＂上上＂与＂下下＂的叠结。有些＂上上下下＂中的＂上＂的理解存在两可的情形,＂上＂既可以是方位词,指代人物;又可以是动词,为趋向动词。     

阳明对朱子心学的发展

在宋明理学发展中,朱熹较早提出了＂心本体＂的思想。但由于他理学体系的需要,这一思想没有被最后确定下来。后来,王阳明进一步发展朱熹的心学思想。具体而言,在心、理关系上,王阳明克服了朱熹＂心与理为二＂的矛盾,把主观和客观融合统一,用先天道德性的内容把心与理沟通,将朱熹的＂性即理＂引向＂心即理＂,实现了＂心与理一＂;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在朱熹知行相须互发说和重行说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在格物致知上,王阳明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说,而接受了朱熹的致知说,并提出了致良知说。朱熹的心学思想经过王阳明的阐发,从而完成了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体系的建构。     

明代北方心学家王以悟哲学思想论略

王以悟为明代北方重要的心学家,对阳明心学多有继承,但由于生长于理学名区,其思想中也有传统理学的因素。他以阳明心学的精神影响了北方长期株守程朱理学的僵化局面,同时又以传统理学的躬行诚敬补救王学末流之虚妄,在北方王学学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思想史上也有着一定的意义与影响。     

朱陆情谊与理学分派——对朱熹哲学范型流变的探讨

朱熹与陆九渊生于同时代,两人各自授徒讲学,学术虽有异,难得的两次面对面的学问交流和商讨却情谊多于龃龉。学术之不同,并不妨碍两家同时并存,诚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言,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于是,哲学史上便有了理学分派的描述。表面上看,朱陆的学术分歧在于对“理”的不同认识,后者的认识在明代理学中发展为“陆王心学”一派,且影响到清代。究其实,从宋至清,朱子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时或小有变化,但朱熹所建立的理学体系的框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在历史的沿替中仅仅发生了朱子学范型的流变。     

对朱子理气“一元 ”“二元”争论的看法

在朱子学研究领域,“一元”与“二元”的争论由来已久。钱穆虽然提出了“理气一体浑成”的理论,但并没有解决这一纷争。中国传统思想中只有“元”或“一元”的理念,而且其中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根本就没有如西方一般的“一元论”与“二元论’’对立的思维。朱子虽然一再强调理气不杂、理在气先,但说到底不是为了真的分疏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的问题,而是为了相对于“气”而突显“理”的优先属性。因此,绝对不能说朱子学是二元论,即便说朱子学是一元论,也应做好概念分疏,以免用西方学术语言“肢解”朱子学。就此而言,钱穆的“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确实对朱子学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有所见地。     

王阳明书院理念与朱熹之比较——以《教条示龙场诸生》与《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例

王阳明是明代的理学大师,《龙场教条示诸生》是其书院教育思想的重要表现。与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相比较,它展示了阳明教育思想的心学特质,而这与王阳明在贵州的经历有重要关系。     

从“知行合一”看王阳明的心学

作为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上乘陆氏兄弟“心即理”的先验论,同时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对心学以及儒学来说都是重要的发展.知与行历来是中国古代哲学所讨论的焦点,是哲学及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行合一”论认为求知与实践应同时进行,直接反对朱子学派“先知后行”之说,在宋代后再次提出与理学截然不同的方法论,与“心即理”“致良知”共同构成了阳明学派思想体系基础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及其与朱熹理欲论之比较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来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且二者又存在诸多差异,主要有三:其一,朱熹讲"性即理",既讲人之性又讲物之性,并且认为人、物之性都是禀赋天理而来;与此不同,王阳明讲"心即理",以为天理即人之道心,人之良知。其二,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首先在于"即物而穷其理""格物致知",然后"为善以去恶",从而"克尽己私,复还天理";与此不同,王阳明反对朱熹所谓"即物而穷其理"之说,认为"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就心上讲求,"存天理"只在于"去人欲"。其三,朱熹认为,"存天理"与"灭人欲"是先后不同且又相互统一的两种工夫;与此不同,王阳明认为,"去人欲"与"存天理"是同一的,"去得人欲,便识天理",并且特别强调去除人欲。然而,他们都讲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要求去除人欲,因而又是一致的。     

王守仁“知行合一”与宋明理学知行观的共同本质

＂知行合一＂是王守仁知行观的核心命题,也是王守仁与朱熹的分歧所在。王守仁所讲的＂知行合一＂包括三层基本内涵：第一,知行并进、不分前后;第二,知行本义合一;第三,知行相互包含。深入剖析可以发现,王守仁对于知行关系的基本看法与朱熹等人并无本质区别。对于这一点,王守仁和其他理学家凸显知行的伦理维度、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将知行范畴落实到＂去人欲,存天理＂都是明证。     

略论朱子对佛教的超越

朱子对佛教的超越体现在：不仅热爱生活,更要认真应对生活;由佛教“本心”的立场转换到理学“本天”的立场;由禅门的“理障”上升到理学的把物理与虚灵结合起来;承认“情”的积极性价值,提出“四端说”;最终由佛学的“豁然顿悟”上升到理学的“豁然贯通”。朱子的哲学触及佛教的灵魂深处,的确称得上构成中国思想史上放射出异彩的“深造自得之学”。     

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的书院讲学运动

贵州是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地,故贵州独得风气之先,首传阳明心学。王阳明的黔籍弟子形成了阳明后学中较早的一个学派——“黔中王门”。他们数代相传,延绵百年,覆盖全省,成就斐然,蔚为大观,在贵州掀起了几次大规模的书院讲学运动高潮,成为贵州古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前所未有的盛举。王阳明和黔中王门的书院讲学运动,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