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期刊的诗歌“转载”现象研究(1949-1966)

“转载”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生产”形式,极大地丰富了文学期刊的表现内容,也加强了和其他文艺期刊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文学领域曾大规模地利用“转载”这一形式进行文学的“再生产”。据统计,1949-1966年,《人民文学》共转载诗歌181首,其内容有“政治抒情诗”“民歌”和自由体诗歌等。《人民文学》通过“转载”这一形式,不仅向读者明确了国家政策层面的文化走向,还提升了被转载作品的知名度,扩大了被转载作品的影响力。     

主流意识形态阵地——1949-1955年《人民文学》的主流叙事

文学期刊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当代文学期刊不仅能及时地为作家提供刊发新作的场地,而且还将全国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家加以集中有序的管理,以建立有着统一路线的文学格局。创办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人民文学》即是当代文学期刊的典型代表。1949-1955年即"双百方针"之前的《人民文学》为贯彻执政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而呈现出主流叙事的基本特色,它严格遵照体现国家主流意识的办刊原则来保持它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基本风貌。《人民文学》对其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坚守是通过其号角式的时政性理论、旗帜式的主旋律创作与长矛式的运动化批评来实现的。主流叙事是双百方针之前的《人民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形态,这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掌控和指引文艺刊物的直接效应。《人民文学》在引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主潮的同时体现了建国初期的时代氛围对它的重要影响。     

看《人民文学》

新年伊始,不少著名作家都推出了新长篇,如阿来的《空山2》、池莉的《所以》、张炜的《刺猬歌》、李佩甫的《等等灵魂》等。然而,除了阿来的新作依然保持着《空山》系列的气韵,其余的都令人失望,或大失水准,或顺着以往的衰落轨迹继续下滑。倒是两位较年轻作家的长篇颇有可观处,盛可以的《道德颂》感情丰沛,刁斗的《代号:SBS》寓意精微,虽有缺点,但中气十足。更新锐作家的几个中篇也有出彩处,王维廉《非法入住》以实写虚的功夫、晓航《论我们灿烂的生活》与当下都市生活对接的能力、王松《守夜人的阳光》沉稳的叙述功力,都可圈点。"80后"两位作家也令人欣喜,笛安的《莉莉》以童话的方式写成长经历,张静的《珍珠》以荒诞的笔法写现代体验,感受真切,有新异之感。此外,迟子建的《福翩翩》、张惠雯的《如火的八月》都写贫贱生活的爱欲亲情,前者写老夫妻的温暖,后者写小儿女的绝望,都能动人。     

组稿：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以《人民文学》（1949-1966）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主要从<人民文学>(1949-1966)提取案例,探讨在中国当代文学制度中,一般意义上的"组稿"如何获得了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因而具备了特定的意义、功能和价值.组稿不仅直接参与了文学(史)的书写,而且,一部组稿史,也可成为一部别样的文学史.     

看《人民文学》

《人民文学》第9期，看一篇罗伟章的《奸细》（中篇）足矣。 这两年一直看《人民文学》，罗伟章俨然“熟人”矣，但要问到如何评价他的写作，还是让人颇费踌躇。从《我们的成长》的朴素，到《大嫂谣》的真切，再到《变脸》的干瘪，罗伟章始终在“成长”也在摇摆。尽管“底层文学”一再升温，而罗伟章已俨然成为其中的“主力作家”，我们却不愿意看到一个新作家为了赶潮流而牺牲文学上的真正成长。     

看《人民文学》

《人民文学》的岁末作别，有奉君橄榄之美。如11期曹征路的《真相》（中篇）、须一瓜《西风的话》（中篇）、12期滕肖澜的《你来我往》（中篇）虽难言惊艳，可禁咀耐嚼，让人回味生津。     

秦兆阳与1956年的《人民文学》

秦兆阳出台了多项计划,其中包括《〈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等,对以往《人民文学》办刊经验进行了刷新,展现出明显的“革新”色彩。从秦兆阳“编者的话”(共9期),能看出他对具体作品的鲜明态度。对每部作品,秦兆阳都作出点评,寄寓了他对当时小说的“评价”和“引导”。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修改事件中,秦兆阳与王蒙产生了“错位”。秦兆阳修改时,力图让林震复杂,但他的意图却很简单。秦兆阳的“抗辩”,表现出一定勇气,与其倡导的“干预生活”形成互文。     

看《人民文学》

《人民学》第一期，编开卷寄言“我们将一如既往，不断推出令人感动、深思和愉悦的好作品”——令人肃然起敬的同时也顿生向往，但头两期的小说通读下来，却让人不得不感叹“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差距的，其中很多篇目甚至一经掩卷，连基本的情节也难再记起，不免生憾。     

看《人民文学》

继第6期号外“汶川,汶川”诗歌专辑之后,第7期《人民文学》用一半的篇幅以“中国的作家,奔赴震动的大地”为总题,刊发多位作家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散文和诗歌。小说篇幅较往期稍少些,但质量颇高,其中《大象》尤属难得。     

从《人民文学》头题小说看新时期文学十年的矛盾性

《人民文学》是反映文学思潮和作家创作变化的权威刊物，尤其是其中的头题小说，更是地位重要，涉及作家众多，而有几位作家特别受到刊物的重视，如蒋子龙、王蒙，从这两位作家的头题作品进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人民文学》的编辑方针，更可以探究传统与创新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交织冲突。     

《人民文学》2017年卷首语编辑特色研究

2017年,《人民文学》卷首语继续肩负"国刊"的文化使命,从作品推介、内容书写都恰切地反映了国家层面的文学主张,传递了积极向上、健康有力的时代精神与价值向度,可谓文心纯正。同时其通过充满跳跃感和心灵情思的文字编织,建构了别致新颖、富有冲击力和感染力的语言天地,涌动着编者盛满温情与关怀的诗心。而其短小精致、朗然大气的版面布局则表征着力求完美、细处见真的设计匠心,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了政治意识、文学意识和设计意识的和谐统一,形成了独有的编辑特色,也激活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的国家形象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一个独立自主、改革开放、务实高效、自信担当、文明包容、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了强大的生机和魅力。但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尚存在双重性问题,“他塑”而非“自塑”的现象依然严重,要注重提升理论话语的比较优势,切忌宣传工作的简单化和庸俗化,注重精神气质的塑造和方式,突出国家形象塑造的特色。     

"两结合"引导下的创作趋向--建国后17年文学创作一瞥

实践证明,由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引导,17年文学创作在两个方面出现了偏颇和失误,一是人物形象的单一化,一是文学创作的浮夸风。从根本上违背了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     

国家话语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搜集整理——以1949年至1966年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话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两大导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获得了发展的契机。1949年至1966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围绕国家话语迅速展开,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由此掀起了民间文艺学领域搜集与整理问题的深入讨论,推动了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与资料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十七年"家庭书写探微

本文论述了“十七年”文学中残缺家庭大量存在的现象、历史演变、原因及其对当下文学的影响。文章指出残缺的家庭模式作为“十七年”文学中的主导家庭模式是主流意识形态规约的结果,是作为苦难的言说、革命的空间、意识形态的传播地和一种革命的叙事策略而存在。同时也指出对家庭物质性、私人性、生活性的遮蔽既造成了“十七年”文学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同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家庭的书写、“立体人”的塑造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人大代表意见表达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作为专业化的意见表达主体的人大代表,其意见表达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人大代表充分而全面的意见表达,是政府意见综合、政策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分析现实政治过程中影响人大代表意见表达机制健康运行的因素,并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提高政府运作水平意义,非常重大。     

在"女权"与"爱国"之间——清末民初文学中的"新女性"想象

救亡图存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想望是清末民初倡导女权的主要驱动力。男性主导的事实,"强国"、"保种"的目标,都决定了女权运动从一开始就运行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宏大叙事轨道中的命运。与此相应,文学作为女权倡导和"民族共同体"最主要的想象方式,也得到了一种同质性的理解和运作。于此语境,清末民初,"文治武功 女权 爱国"的"新女性"构型在文学想象中应运而生。     

论文学的形象本质

学的本质是形象。因为第一,学语言的特性是它们的构象性,本身并不是自足的,而是指向外部世界,目的在塑造形象,表现生活的感性形态,因此语言不能成为学的本质。第二,学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存在在形式都是人为学的本质是形象,可能遇到来自两个同反驳。一是认为形象没有普遍性,一是认为形象没有特殊性。但认真分析,这两种说法 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