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耶 诗耶——《诗》在先秦的口头传播历程研究

《诗》在先秦的口头传播历程可大致划分为"合乐传播"与"去乐化"两个阶段。起初,先民因抒情的需要,总结出了一套语言运用的技巧,并使之与乐、舞相配合,这便是原始的口头诗歌。及至周公制礼作乐,口头诗歌被收集起来并编辑成为《诗》之文本,《诗》藉乐传播并与乐共同构成了阐释礼乐内涵的话语体系。春秋时期,赋引之风兴起,诗乐分途,诗以文辞表意,《诗》成为知识阶层在言谈中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段。     

何止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艺术关系论略

各种艺术都是相通的,相互渗透的。除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还可以说"诗中有乐,乐中有诗","诗中有舞,舞中有诗","诗中有建筑,建筑中有诗",以及"乐中有画,画中有乐","乐中有舞,舞中有乐","乐中有建筑,建筑中有乐"等。各种艺术的互动和配合,主要发生在想象艺术与听觉艺术、视觉艺术之间,以及听觉艺术与视觉艺术之间。书法地位独特,与其它各种艺术都可能相通互动。     

先秦儒家音乐思想探微

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继承了上古的音乐思想和西周礼乐制度,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先秦儒家的音乐思想理论。他们在肯定音乐的自然属性的同时,又从各自的观点出发阐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他们都特别强调音乐的社会政治教化功能,从而形成了先秦儒家以＂乐教＂为核心特色的音乐思想。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之乐教理论,重视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受到当时社会及此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它在维护国家统治与调和社会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音乐思想探微

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继承了上古的音乐思想和西周礼乐制度,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先秦儒家的音乐思想理论。他们在肯定音乐的自然属性的同时,又从各自的观点出发阐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他们都特别强调音乐的社会政治教化功能,从而形成了先秦儒家以"乐教"为核心特色的音乐思想。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之乐教理论,重视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受到当时社会及此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它在维护国家统治与调和社会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钢琴的传统

钢琴的传统在哪里？答案是：在西方．在中国。世界音乐发展史表明,东方音乐与西方音乐不管有多大的差异,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经历过诗、乐、舞一体化的过程．包括钢琴艺术．也是从诗、乐、舞的综合发展中走出来的。     

论辽代散乐乐舞的酬神功能

辽代是我国历史上在北方建立的一个统一政权,辽代散乐乐舞作为辽代最常见的一种音乐形式,在宫廷和民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是辽代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辽代散乐乐舞在辽代具有酬神祭祀功能。从众多考古散乐墓葬壁画还可以看出,墓葬壁画乐舞图与宗教礼仪存在着很大的联系,辽墓中之所以有大量散乐乐舞壁画出现,应当是当时宫廷和民间各种宗教祭祀用乐的真实写照。     

从“诗乐”到“乐诗”：礼与诗、乐关系的角色演变

在《诗经》学的发展进程中,《诗》文化角色的变化实质上也是“乐”地位的变化。先秦社会的《诗》基本上是以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充当了同一种文化角色,一起为礼服务。第一种状态是“诗乐合一,诗从属于乐”;第二种状态是“诗乐分离,诗逐步走向独立”。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体现出《诗》的角色由“乐”之附庸向“礼”之附庸的转变。《诗经》发展的历史也是礼与诗、乐关系角色演变的历史。     

从《乐记》之“乐”的变迁看中国人美意识的发展

“乐”是一个古老而内涵丰富的概念。《乐记》中之“乐”便有六种含义，从“乐器”到“欢乐”，从感官享乐之物到一种艺术形式，从诗歌舞三位一体的原始艺术到音乐以至德音的纯粹艺术，几乎包括了先秦人对整个“乐”的看法。本文拟从《乐记》之“乐”的内涵演变，探讨古代中国人审美意识的发展历程。     

从唐宋诗的风格论音乐对诗歌的规定性

唐代的声诗是一门集乐、舞、声熔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到了宋代,唐代歌诗之法逐渐不传,音乐与诗歌创作逐步分离,它不再是一种大众娱乐方式了,而这项任务由大量的词来充当。于是大量的脱离了音乐的纯文学创作的诗歌出现了,音乐对诗歌创作有着内在的规定性。音乐与诗歌的结合、分离对唐、宋诗风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论李白的音乐诗

从道家美学、以情喻乐、以典喻乐三个方面分析了李白的音乐诗。这些音乐诗体现了李白的风格特色 ,是很成熟很有造诣的作品。     

“典乐”制度与“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首先作为文学的功能价值论,后来引申到创作论,这种诗学理论的演变与周代“典乐”制度的兴盛与崩坏息息相关。文章通过对先秦“典乐”制度下诗与乐的关系论述,探讨这一诗学命题的社会文化根源,从而进一步阐释周代的诗学精神。     

周代诗乐分家之流变

诗在诞生之初,与乐、歌是合一的.西周时,诗、乐、歌仍然是三位一体,但在祭祀活动中,乐歌为主,诗辞为辅.从春秋时起,乐歌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乐歌被天子、诸侯混用,逐渐向声乐、表演的性质转变,最终被新声取代.而诗辞作为乐歌的附属品,在经历了歌诗、赋诗、引诗三种并行不悖的用诗方式之后,便成了专讲义理的工具.自此,诗乐彻底分家.     

唐代“以诗入乐”的歌曲形式及乐调来源

“以诗入乐”是唐诗歌曲的主要形式,在运用时又有“撰写合乐”与“选诗合乐”之别。这种歌曲形式之所以盛行于唐代,是由于燕乐的高度发展,为“以诗入乐”提供了最为丰富的乐调源泉。     

杜甫“行”诗之“变”的音乐涵蕴

杜甫“行”诗,从篇章到句式改变了初唐歌行的体调特征,独构新格。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当时歌舞大曲盛行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基于对音乐的敏感与对“乐府“传统的弘扬,杜甫创作“行”诗,内容上追踪汉魏行曲歌辞讽刺时事的美刺功能,结构上借鉴歌舞大曲多解组合以及行曲“简单而刚健明快”的特点,达到了声律与情感的契合。可以说正是杜甫充分吸收当代歌舞大曲的结构特质与音乐风格,以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结构了富于魅力的“行”诗,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从而为他在诗体发展史上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悼亡主题的文体穿越——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对潘岳《悼亡诗》的文本接受

悼亡主题在古代文学的发展史上一直都是引入关注的。潘岳以文人身份首次用诗歌形式直白地表露自己对亡妻的哀思,在文学史上首创悼亡诗之先河,进而在行文结构和艺术手法上都树立了一个典范。苏轼继承了潘岳悼亡诗的行文和艺术,创新性地将悼亡主题引入词中,使得悼亡文学又获得了新的发展。     

唐代音乐观念的变化和词体兴起

＂乐＂在先秦时期还没有摆脱原始政治形态的崇拜。到了汉代,统治者为了粉饰太平与强化乐的宗经地位,加强了对＂乐＂的控制,此前的音乐观念完全是一种以政治需要的功利形态出现。而到了隋唐,贵族对俗乐不再严控,他们规范这些俗乐为九部乐、十部乐,并统归为＂燕乐＂,并把它当成宴席间娱乐的工具。贵族们继续把燕乐声乐化,词体开始出现并兴盛起来。     

民族民间乐舞的繁兴与汉乐府体诗歌的产生

汉乐府体诗歌的产生是汉代乐舞繁兴的必然结果，它随着乐舞的繁兴而产生，并成为继“诗”、“骚”之后中国文学史又一新诗体。汉乐府诗起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在诗歌体式、语言容量和表现力等方面的优势逐渐引起汉代文人的注意并开始模拟它们，将它们引进文坛，为后世多种诗体特别是直接为五言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进而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发展。     

浅论刘禹锡咏史怀古诗的艺术个性

刘禹锡是中唐独具特色的优秀诗人,在我国诗歌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诗在韩孟、元白诗派外独辟蹊径,自成一派,影响巨大。这与刘禹锡自觉总结诗歌理论是分不开。试以其自己的诗歌理论为指导,以其咏史怀古诗为中心,通过分析其咏史怀古诗内容的旨意含蓄,风格的取境精练、语言警策、想象丰富来显示刘禹锡独特的艺术个性。     

五代殊时,不相(氵公)乐——先秦到西汉"乐"内涵的变迁

“乐”在艺术起源时期指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与“音”、“声”含义有别。经西周、孔子到西汉,乐被赋予了更多人为的意义,逐渐成为伦理、政治的载体;而音、声则背负了乱政亡国的罪责。这是时代需求折射在文化上的印记。     

方岳咏物诗初探

方岳是南宋末年江湖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留下了一千多首诗歌作品,其中有一部分便是咏物诗。方岳虽然被推为江湖诗派的代表作家,但他的诗歌取法和艺术并不仅仅限于一般认为的江湖派诗歌。方岳的诗歌有着其独特的个性以及魅力,而他诗歌创作的独特性,在他的咏物诗里面也有着一定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