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文艺学身份及其重建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文艺学身份重建,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主义坚持文艺学中的元理论、科学性、经典化；反本质主义重新定义文学性、文学自主性,并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下反思文艺学的学科性。在重建文艺学的思路上,一派主张在文艺学内部进行调整,拉近与现实的关系,一派主张从文艺学外部重建历史化、地方化的文艺学。     

文艺学学科重建语境中的文化研究

尽管国内学界出现文化研究的热潮,确实扩大了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其中不少新理论、新方法得到广泛的运用,但并没有突破文艺学已有的研究范式,仍然主要局限于社会阶级批评、经济分析、意识形态的方法论与政治性旨向等前苏联文论模式,未能有效地实现文艺学学科体系的转型,难以承担其重建重任。     

文艺学转型思路与文化研究转向的反思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持续关注。面对当前文艺学转型的现状,很多研究者提出文化研究要成为未来文艺学发展的方向。笔者认为,文化研究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多年的发展经验证明文化研究不能代替文艺学,否则,掏空原有精华的结果只会是产生新的更多的文化垃圾。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可以借鉴文化研究的积极成果,但同时更要坚持自己的审美维度,踏踏实实做好文艺学这门学科的反思与建设。     

在僵化与消解的夹缝中前行——由“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引发的思考

从文化研究的几种主要话语方式和产生原因入手,揭示在文艺理论界＂文化研究＂霸权话语趋势的日渐显现和一些学者要求颠覆、变质文艺学研究的学术企图,分析文艺学科受时代和历史所限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在驳斥学界少数极端言说的同时提出积极的整改意见。     

多元语境下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建构研究

语境多元化影响着英语学习者的身份构建。通过调查,不同文化环境并没有给中国意识形态和文化身份带来显著威胁和挑战。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身份有利于正确理解和处理西方文化和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关系。     

高等教育国际化语境下的本土文化身份

教育国际化推动了中西方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也凸显了我国高校面临的问题和压力。教育国际化不应以牺牲本国文化身份为代价,而应该在深化本土学术传统和文化身份根源的基础上,以跨文化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合理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元素,促进我国教育问题的解决和教育的发展。     

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与接受之反思

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向文化研究方向的转移,是学界面对大众文化的兴盛现实所作出的合理回应,但其中也包含着不少有待进一步辩证讨论的问题。文化研究同对“文化”的理解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批判意识相关,与英国伯明翰学派等对工人阶级的关注不同,国内的文化研究是从提倡“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开始的,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而国内的文化研究转向以学界对文艺社会学的接受、文艺在一定程度上的先锋性,以及人文学者的现实关怀为基础铺垫才得以成型。基于这些情况与既存问题,需重新审视并反思国内文化研究的缘起及其影响下的研究导向,同时重新厘清文艺学的研究边界与其所能实现的文化研究可能性,继而讨论文化研究的应有理念与方向。     

对文艺学"文化研究转向"论的反思

"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正把对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推向深入.反思之一是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的危机并非因为审美活动已经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而主要在于对中国和世界当前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有所疏离,并对信息时代的大众传媒文艺、网上文学等新鲜的文学形态和体制研究不够.反思之二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其某些思路、视角、思考方式、研究方法和合理成果,对文艺学无疑具有借鉴意义,但"文化研究转向"绝非解决文艺学学科危机的良策;文艺学在引入文化的维度时,千万不能丢掉了对于文学更基本的东西--审美的维度.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学民族化建设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艺学面临困境,一方面是大众文化对文学的冲击,一方面是西方理论引入导致的西方理论话语统治理论界的局面。事实上这两个困境都可以归为全球化和民族化的矛盾,因此中国当代文艺学要创新必须注意民族化建设。然而,民族化对于中国文艺学并不是新问题,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倡导过民族化,但时代不同,语境不同,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民族化内涵也有所不同,只有解决好民族化问题才能真正实现文艺的创新。     

文化研究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与身份建构

文化身份关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质,包含着促进个体了解自身与身份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经历之间的关系。仅对文化身份做本质主义的坚持是不够的,因为身处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人们各自具有复杂的生活方式及社会实践途径,若从本质主义出发,文化身份只能作为个人或民族部分特征的代表,不能成为差异性的全面体现。尝试从文化研究领域出发探讨身份概念及分析视角,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一个更具普泛意义的参考模式。     

"奇语喧哗"时代后的文学文化认同

从文学的本质出发,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新潮文学显现的多种新奇语言竞相喧哗状况的分析,结合本世纪中国文坛创作方方面面的多元化转向,旨在说明在网络文学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创作与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流变,从而寻找出文学在新时代的文化认同形式及其发展的新景象和新规律。     

文化研究与言说者的身份嬗变

中国的文化研究不单是一个纯粹学理层面的问题，它与言说者的文化身份密切相关。在文化研究的译介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对文化工业批判中建立了文化研究的“边缘文化身份”；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历史主义立场初步建构了其“混合文化身份”；阶级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回潮形成了“重构文化身份”。文化研究及其言说者的身份嬗变还远远没有结束，文化研究的文化身份是一个开放的结构。今天的文化研究者必须首先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深刻的反思，然后才有可能对文化研究及其文化身份有清醒的自觉。     

文学研究: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起点

作为当代文化研究思潮的契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备受关注。然而,学界却很少注意到这一文化研究形式本身的理论起点。这一理论起点就在于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为它设置了理论的出发点,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方法,设定了理论的基本框架,还体现了它的主要特点。相对于探索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来说,探索这一学派的文学研究具有追本溯源的意义。     

《天津艺文志》与天津历史文化名人--写在《天津艺文志》编后

《天津艺文志》是著录历代天津名人著作的。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情况,同时亦反映了该地区历史上有那些文化名人。在纪念天津建城六百年的时候,认真总结前人成果,向世人宣传天津历史上的文化成就;继往开来,对促进地方史、地方文献研究,促进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改革开放,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世界中的家园——论奈保尔的《抵达之谜》

在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的小说《抵达之谜》中,一个具有双重移民背景的叙事人"我"从特立尼达踏上寻求自己文化家园的旅程。在经历了现实与理想的一系列碰撞之后,"我"的主体意识慢慢觉醒,逐渐从一个被殖民教育异化了的人回归自我,并最终使自己获得了自觉的流散视角,从而在异域性当中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在超民族的维度中找到了自己的家园。     

母女文化身份的重构——谭恩美《接骨师的女儿》意蕴探析

<接骨师的女儿>是美国著名华裔作家谭恩美继<喜福会>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该作品再次关注母女主题,说明了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都处于种族"他者"和性别"他者"的地位,因而她们都感受着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困惑和两个世界之外的迷茫.接受中美两种文化不仪使得她们双重的文化身份得以确立,而且有效地消解了东方主义意识形态.     

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双重困惑——新加坡英语文学中的身份认同困惑初探

身份认同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新加坡由于受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因而新加坡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文化标本的意义。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映的是特定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心态。新加坡英语文学作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学创作,深刻地反映了新加坡人在身份认同过程中所表现的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双重困惑。     

凯尔纳与英国文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重构

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强调政治经济学视角的重要性,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生产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却在整个英国文化研究领域里渐渐消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号召重建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桥梁,而美国文化研究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可谓这项重建事业的中坚人物.凯尔纳在当今时代呼吁并重构了文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倡一种"多视角的文化研究"方法.     

英语学习中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重构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英语成为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因而英语学习热多年经久不衰,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一直被强调,特别是在大中小学生的教学中。然而,对英语以及相应外来文化的过度重视已经造成了国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忽视,在英语学习热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相关人员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呼吁通过采取减少英语在中高考等考试中的比重,而相应增加汉语比重的做法来唤起人们对本族文化的重视。但是,这种做法真的能达到保护本民族文化的目的吗？该文试图从这一近期热门话题出发,探讨外语学习中民族文化身份迷失原因以及如何采取措施重新构建我们的文化身份,并借此增强人们在学习外语的同时构建本族文化身份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