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对中西文学及文化态度之探究

林纾是迄今为止最受争议的翻译大家之一,与此同时也是近代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翻译家之一,造就这一局面的有当时的时代原因,也有林纾个人翻译风格的因素,而对于他的中西文学态度虽解说者众多,如张俊才就曾分析林纾对于西方文学了解比较肤浅,无法真正弄清楚中西文学的根本区别,他也没有真正的西学视野,但是在张俊才先生看来,这主要还是源于林纾已步入老年,是其难以摆脱的宿命;赵炎秋先生在《林纾叙事思想试探》中从林纾先生通过翻译小说提高了小说在中国的地位,阐述了林纾先生对于中西文学的一些看法,主要强调林纾先生虽未贬低中国古典小说,高度地评价了《红楼梦》,但也指出《红楼梦》描写的主要还是上层社会里的富庶生活,对于下层生活及社会描述甚少,这一点远不如欧美作家如狄更斯。在林纾看来,描写下层社会的家常之事较之富贵、冒险、侠盗题材而言更为艰难,因为其缺乏这些题材所具备的眩目、喜剧等吸引力;以上都是在论文中对林纾关于中西文学态度有所涉猎,但是并未进行专门分析,然对于林纾对中西文学态度之深入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林纾采用某些翻译策略的原因亦能更深入的了解林纾的文学思想。     

论《闽中新乐府》——兼谈其梓行及其它

光绪二十三年（1897）,洋务运动早因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破产,瓜分的危险迫在眉睫。当时的情势,诚如《国仇》篇所云:“波兰、印度皆前事,为奴为虏须臾至。”（《闽中新乐府》）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最紧迫的要求。因此国人纷纷言变法、言救国。林纾虽以“嗟夫！畏庐子二十六年村学究耳”自嘲,但在日益高涨的维新思潮的推动下,也重视时务经济之学。他不但与师友以词章古学相切砺,而且“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邱炜萱《挥麈拾遗》）。同时还常到马江船政局与友人谈时事。其《闽中新乐府》正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就平日读书、议论所得发为歌诗,以表示自己见解的新诗集。这部诗集不乏血泪篇章,最能代表林纾前期的进步思想;亦可窥见其前后期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 在《闽中新乐府》中,林纾“奋念国仇,忧闵败俗”（朱羲胃《贞文先生年谱》）,具有深刻的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贯穿着改革变通、移风易俗的思想线索,表现出合乎时代潮流的新意向。集中诗篇大致可分时政及风俗两大类。前一类纠弹时政,如《国仇》、《渴睡汉》、《哀长官》、《郭老兵》、《獭驱鱼》、《五石弓》、《关上虎》、《番客来》、《灯草翁》、《谋生难》、《破蓝衫》、《村先生》、《知名士》等,锋芒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资料编目(三)(1977—1997)

五、作家研究(下)林纾(1852—1942)《林纾研究六十年掠影》张俊才《文学研究动态》1984.8周作人 (1885—1967)《近年来周作人研究综述》《文学研究动态》1984,6/《荣辱毁誉之间:全国解放前周作人研究述评》赵京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3/《新时期周作人研究述评》黄开发     

论晚清民国新乐府创作的诗史特征

晚清民国新乐府创作具有明显的诗史特征,在此以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以及民国年间邹弢主编的《希社中兴续编》为中心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晚清民国新乐府诗中史实的即时性及完整性,二是晚清民国新乐府诗多引用典故,三是晚清民国新乐府诗讽刺之意仍存、献谏之旨尽失的特点。     

从林纾的翻译试谈其风格之上的人格魅力

<正>一、阅读林译本总体感受初次接触林纾的翻译,还是要从他翻译的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见闻札记》(The Sketch book)谈起。本书是华盛顿欧文的代表作。欧文是美国文学的奠基人,以随笔和散文见长。这篇《见闻札记》文笔清新,优雅别致。也许正是这种恣肆于字类行间的文风和才华才使得这部作品被中国读者喜爱。而林纾也机缘巧合地将其译成中文。林纾的翻译在字里行间中流露出的深厚古文功底使得他的译本癫狂之极。很多     

林纾文学翻译思想刍议

<正>林纾是在完全不自觉的状况下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1897年,林纾的妻子刘琼姿病故。林纾中年丧偶,终日郁郁寡欢。其时,从法国归来的王寿昌(字子仁,号晓斋主人)对他说,巴黎小说家都出自名手,其中仲马父子最为著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王子仁邀请林纾与他一道翻译《茶花女》,这样,“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蹙额对坐耶?”于是由王子仁口译,林纾笔录,合译完成《巴黎茶花     

林纾《文微》之“真情实迹”论

《文微》是林纾的弟子朱羲胄(字悟园)在1919年7月(此为公历)在文学讲习会上听他讲古文时做的笔记,是研究林纾古文理论的重要著作之一。作文之道是林纾《文微》的重要内容。林纾指出:"作文之道不过四字:‘实迹真情’而已。""真情"即"真性情"。文章皆须有性情。因为文章是性情之华,性情端,斯出辞气重厚。文章也须有实迹。实迹为真情之依托,来源于作者的有体味的亲情之迹与独此遭遇的人生之迹。     

他者镜像的建构与文化权力的争夺——对于《新青年》与林纾之论争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新青年》作者选择林纾作为攻击的靶子,并不是因为对方是所谓“旧派”的代表,而是因为林纾是晚清以来融汇中西新旧文化的典范,《新青年》作者们力图建构林纾作为他者的镜像,一方面紧抓林纾旧派资格问题大做文章,同时也力图全面否定林纾译介西方小说的成就,《新青年》作者们将林纾从“亦新亦旧”的近代文化典范贬低为“不新不旧”的文化落伍者,在争论过程中,无论是《新青年》作者们还是林纾,都努力夺取“亦新亦旧”的文化制高点,而前者的胜利与后者的失势,则清晰地显示出,以《新青年》及其支持者为代表的现代新知识分子,成功地从晚清以来一直主导中国现代化潮流的新派士绅手中夺取了文化的主控权。     

林纾与《东方杂志》

林纾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古文学家.《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旗下最为重要的综合性刊物,在它的早期刊发了林纾大量的译作和诗文,成为林纾作品发表的重要阵地.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林纾与《东方杂志》都受到了陈独秀等激进派的严厉批判.林纾致力于译介西学,最终落得个“守旧”之名;《东方杂志》以理性之态度启导国民,介绍西学,也同样落得个不新不旧的“杂乱派”之恶名.     

《卖炭翁》思想艺术琐谈

《卖炭翁》是《新乐府》五十首中比较有名的一篇。《新乐府》和《秦中吟》一样,都是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比较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体现了作者“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主张。作者自己把它归之于讽喻诗一类。这类诗一般都是“一吟悲一事”,讽刺的目的比较明     

林译小说的地位与影响

我国近代,福建出现了两位著名翻译家:一位是严复,一位是林纾。康有为称赞他们“译才并世数严林”(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感谢》)。这两位同时在译界享盛名的“译才”,都是用古文笔法译书的人。不同的是,严复虽然精通外语,了解小说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创作或翻译过小说,他只是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翻译到中国来。孜孜不倦地译介西洋小说的,倒是不懂“蟹行文字”的林纾。林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他的译作曾经风行海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深刻影响。     

论林纾的名著翻译

文学名著的观念是因时间变化而衍变的特殊意识形态.林纾在西洋文学(主要是小说)翻译的丰富经验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名著观念,主要是对古典中国诗文观念的比附和移用.林纾及其合作者的古文翻译产生了一些翻译经典(即译作名著),以及林纾翻译的一些西洋文学中的名家名著,例如莎士比亚戏剧、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等,显现林纾尽管遭遇了新文学群体的严厉指责,但无疑仍是介绍西洋现代文学的第一人.     

从《林纾的翻译》解读化境说的现代性与传统性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出文学解译的最高标准(理想)是“化”,由此出现了中国传统译论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化境说”;通过解读《林纾的翻译》,追溯“化境说”的理论渊源、诠释其本质内涵以及它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心灵世界的转译与互动——现代新诗的教学言说

<正>20世纪30年代,废名在北大课堂对新诗成就的判断颇引人思考,他说:"中国的新文学算是很有成绩了,因为新诗有成绩。"(1)仅此一句,足见废名对新诗成绩的认可。单就文本建树而言,中国白话新诗走过的这一百年——若按林纾印行于1897年的诗集《闽中新乐府》里32首童谣体白话诗为头,百岁早过;若按胡适《尝试集》为头,也已行将百年——很可能是后辈文学史忽略掉的垃圾时间。因     

从林译《块肉余生述》看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

随着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将意识形态纳入到翻译研究的视野,意识形态与翻译的相互关系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该文以著名翻译家林纾翻译的《块肉余生述》为例,论证了当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林纾翻译的影响,从而证实了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合理性。     

深情含于细节中——萧红《鲁迅先生记》(一)品赏

萧红将鲁迅尊为师长,在先生逝世后的两三年间,陆续写了三篇纪念散文——1938年写了《鲁迅先生记》(一)和《鲁迅先生记》(二),1939年10月又写了长文《回忆鲁迅先生》。《记》(一)是忆写鲁迅生活片断中的点滴印象,尊爱之情犹如温暖、深沉之泉从记忆中涌出;《记》(二)是写鲁迅逝世后对一群庸人的反应所持的态度,充满了孤愤、郁闷之情。而《回忆鲁迅先生》,则是     

《林纾诗文选》已经出版

我校曾宪辉副编审选注的《林纾诗文选》,已于1990年6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曾先生潜心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多年,此书是他研究林纾的成果之一。林纾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他一生著、译甚丰。《文选》几经精审,从他浩繁的著、译中     

林纾“白话道情”考论

自林纾"五四"前夕声称庚子年曾为《杭州白话报》写作"白话道情",迄今无人查证,致使其本来面目长期以来不为人知。1901年《杭州白话报》刊发的署名"竹实饲凤生"的六种"道情",应是林纾之作。襄助《杭州白话报》,创作"白话道情",以白话开民智,以通俗文艺振民气,且曾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是20世纪初年的壮年林纾确曾有过的一段白话文学创作经历。《杭州白话报》"白话道情"之考论,还原了林纾作为晚清开风气之先的启蒙白话报和白话文学先驱者的本来面目。     

《杭州白话报》上林纾的白话道情

举出从现存1901年《杭州白话报》上找到的7篇白话道情,通过与林纾晚年的有关自述相印证,推断这些道情作品的作者即是林纾;推测在《杭州白话报》的创办之初,林纾确是参与者之一;并通过文本内外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文章进而对道情文本与主题略加剖析,表明道情的写作与时事、报章的直接关联,并指出该组道情实为林纾白话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环节。     

林纾、陈家麟翻译的《亨利第六遗事》考辨

林纾、陈家麟用文言翻译了《亨利第六遗事》,1916年商务印书馆刊印,这部莎士比亚历史剧译本几乎一直被人们忽视。林纾、陈家麟翻译的《亨利第六遗事》不独立分篇,显然接受了奎勒一库奇改写的《莎士比亚历史故事》的叙事框架,而且林纾、陈家麟还从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上篇、中篇、下篇中选译了一些重要场景。这些片段是没有分行书写、文言散文体的戏剧翻译,在莎士比亚汉译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