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重的砝码: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

一部分美国人以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砝码，这个砝码正逐渐失去其份量。这一“失重”过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失重”的原因涉及美国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对华战略等多方面的因素。文章认为，“失重”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失重”有利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文章还就中国应如何对待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美国对华的战略定位探析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变化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经历了冷战时期的苏联“霸权主义工具”、抗苏的“战略盟友”,到冷战结束后的“合作伙伴”和“战略竞争对手”,再到当前的“利益相关者”的转变。这一变化展现了美国对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身份的认同。但与此同时,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使美国始终不会放弃防范、遏制中国的一面。     

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剖析

近些年来,美国当权者向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大力推行所谓“人权外交”,频频发动“人权攻势”,使人权问题成为中美关系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就美国当权者对华推行“人权外交”的缘起、发展与实质,作一初步的回顾与分析。一、美国当权者对华人权外交的缘起与发展“人...     

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本土哲学，对美国的内政、外交具有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它塑造了美国外交决策者的文化价值观，因而美国的对外政策总是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美国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为了谋求其在华的利益而制定、提出的，“实用主义”的哲学理念对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影响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提出了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对美国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一形势,美国做出了一系列反应。但由于它在这一地区实力和利益有限,这些反应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由此看出,美国对日行动的底线是不突破和平的、外交的框架,美国对华实行的是不诉诸武力的门户开放政策。     

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剖析

近些年来,美国当权者向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大力推行所谓“人权外交”,频频发动“人权攻势”,使人权问题成为中美关系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就美国当权者对华推行“人权外交”的缘起、发展与实质,作一初步的回顾与分析。一、美国当权者对华人权外交的缘起与     

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两党政治因素分析

与西方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相比,历史上美国两党制度形成了一些能够影响其政策制定的突出特点。冷战后国际环境出现了新变化,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主张遏制中国。适应这一主流舆论,在具体操作层面,两党政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两党政治下,对华政策往往被两党当作争取各种利益的一张“牌”来利用,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国的对华外交。     

“合作政策”与上海公共租界的诞生

上海公共租界及其前身从诞生起就成为中外频繁交涉的前沿战场,而上海公共租界的诞生成为19世纪60年代复杂世界格局的一面镜子。从美国首位驻京公使蒲安臣的对华"合作政策"中可见,利益成为各国合作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代表一国利益的专管租界之间可以协商合作形成公共租界。这一政策成了上海公共租界诞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虽然这种合作在当时是利益最大化的上佳手段,但无意中却对抗了可能割裂中国领土的专管租界。上海公共租界的膨胀发展又成为其他租界管理的模范。     

美国对华人权战略及其实施

美国对华人权战略,是美国对华总战略“遏制”战略的次战略。它发端于美国的对华和平演变战略,产生于1989年中国的“六.四”时期,定型于1994年。美国对华人权战略的目标,是用人权做为外交政策工具,实现美国颠覆中国社会制度的目的。为实施这一战略,美国采用了“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在“改进”中国“人权”的借口下,通过“友好”的“对话”、“交流”和“合作”等方式,逐步推行美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硬”的一手,是直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国逐步采用西方的人权标准,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最后在中国发生“安静革命”、“和平革命”、“颜色革命”,或“和平演变”,使社会主义的中国蜕化到资本主义。     

身份与利益建构下的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

苏俄建国初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发展,不断重新建构其国家身份与利益,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对华政策,发表三次对华宣言,最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文章循此线索,分析在国家身份与利益的建构下,苏俄对华政策的选择问题。     

论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基于马克思对外贸易政策理论

马克思对外贸易政策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无论推行何种贸易政策都与其国家利益息息相关。自由贸易的本质是“资本的自由”,是服务于垄断资本的幌子;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国家自身利益。中关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推行的贸易保护政策从未间歇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全球经济环境背景以及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要求决定了其对华推行何种贸易政策。因此,中国应从改变对外贸易战略、积极发展国际服务贸易,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等多元途径探讨应对策略。     

威尔逊对华“理想主义”外交的一个事例分析

1913年3月威尔逊政府拒绝支持美国银行家参与国际银行团的对华贷款,这一举措成了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一个主要例证。事实上,这是美国政府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种外交方式,是为美国经济的进一步渗透扫除障碍,以便达到其以退为进的目的。     

从国家利益视角看“一边倒”外交政策成因

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原则是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的决定性因素。首先是美国 的反华政策严重损害了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次是与苏联结盟有利于新中国国家利益的 实现。任何外交政策的制定都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一边倒”决策是在当 时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做出的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二战后美国的在华军事选择

二战结束初期的中国，在中国共两党剑拔弩张的对峙中，美国扮演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角色，这个角色企图对中国内部势力施加影响，企图“缔造”一个既能防范于苏联又能造福于美国的可靠“伙伴”，因此美国对可能采纳的对华方案进行过种种考察和尝试。这其中，直接派兵参与国共内战，彻底解救美国在中国的困境的援蒋方案，美国政府对华决策曾以极其微妙的心情多次谈及而后又多次予以否定；在这段历史的纷繁复杂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方案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对苏战略的需要，对华军事实力优势，在华特权等因素曾一度刺激了美国人的冒险心理，然而，更为强大的来自中国，苏联和美国本土的制约因素却是美国政府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最终，这一方案在两种相互抵触的力量的夹击下只能束之高阁，直到一个最佳时机的到来。     

美国未来介入台湾问题可能的限度

未来中国准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肘，美国最可能的反应是根据《与台湾关系法》，首先最大限度地给予台湾当局军事上的援助(比如军用物资、顾问和技术人员等)，并可能根据战争形势发展“在一定程度”军事介入台湾问题，“一定程度”的上限就是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军事对抗，因为与中国进行全面军事对抗恰恰有悖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论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本文以比较充实的史料分析和论证了美国在鸦片战争后到“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前这一历史时期的对华外交政策 ,这是一种不同于英国的以和平伪装起来的外交政策 ,其目的是使美国获得更多的在华利益和特权 ,并使美国在中国清政府眼中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地位     

对华军售“解禁”,究竟谁说了算?

“对华军售禁令”是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一个未解难题。2003年6月,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先后发表声明,呼吁尽快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在众多成员国的推动下,同年10月,欧盟与中国签署《伽利略卫星导航合作协定》,迈出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第一步。今年 1月下旬,欧盟外长会议不顾美国反对,讨论了取消对华武器禁运问题。这是近15年来,欧盟首次审议对华军售禁令。今年 10月11日,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晤,牵动各方神经的“欧盟对华军售禁令”这一敏感议题,再次成为重要议题之一。但此次外长会议最终未能就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取得一致意见,…     

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拉美的"私人企业倡议"

“私人企业倡议”是里根政府时期对拉美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把促进拉美国家私人企业发展和鼓励拉美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作为两大中心目标。这一倡议在促进拉美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同时,也给拉美带来一些社会问题。“私人企业倡议”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拉美的战略利益。     

美国大使的中国女儿

“亨茨曼是那种将国家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的人。”亨茨曼是何许人也,让美国总统奥巴马给出如此高的评价？他,就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的现任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任民主党执政下的共和党籍驻华大使,也是最受中国媒体关注的有着不少中国情结的美国驻华大使。这不仅因为他在任犹他州州长时就把中文列为“战略性外语”,而且因为10年前他特地收养了一名中国女儿—杨乐意。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一种基于社会责任的义利关系探讨

回望2008年的金融危机,“责任”二字颇显分量,面对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许多中国企业在关乎生死存亡的时候并没有停滞,而是一如既往地承担着社会责任。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在这过往的发展中,一些企业也暴露出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了中国式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探讨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的义利关系。中国企业应基于社会责任来考虑其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必将获得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