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朦胧”说起：新诗“晦涩”审美价值观的诗学辨识

20世纪上半叶,“晦涩”作为新诗的审美价值观,其诗学内涵是立足新诗本体并伴随新诗现代化探索而逐步彰显的。“朦胧”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审美观念,初显于李金发诗歌的“别开生面”;在从“朦胧”到“晦涩”的诗学论争中,穆木天倡导“纯诗”空间,赋予“晦涩”以本体意味的审美价值认同;及至袁可嘉取法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观念,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诗学框架内辨析新诗“晦涩”成因,“晦涩”作为审美价值观的现代内涵更加明晰,成为确认新诗现代精神与艺术价值的审美尺度。     

以《春》为例透视“九叶诗派”的新诗现代化

袁可嘉认为现代化的诗是辨证的（作曲线进行）、包含的（包含可能融进诗中的种种经验）、戏剧的（从矛盾到和谐）、复杂的（有时也就是晦涩的）、创造的（诗是象征的行为）、有机的和现代的。他认为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与玄学的综合。穆旦的《春》是极其符合这三个新诗现代化的特征。新诗现代化传统开辟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新天地．显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同西方当代诗学的接轨。     

试述宗白华新诗理论的思想基础和内涵

宗白华新诗理论是在其生命诗学发轫期诞生的重要诗学成果。本文在对宗白华1920至1923年间发表的十余篇谈论新诗的文章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宗白华新诗理论是以西方现代哲学文化和中国古典诗学思想为理论基础建构起来的,进而就其新诗理论的生命诗学特质和内涵进行了探讨。     

论中国现代诗歌解释学的发生

从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等人解诗观念的提出到新时期孙玉石等人对现代解诗学理论和实践的倡导,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建设提上日程.在概述现代解诗学的产生过程后,对现代解诗学的发生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动因分析:身份危机、现代性诉求和影响的焦虑而来的新诗百年心理症侯构成了现代解诗学发生的内在动因,同时对诗歌解读的实际需要和新诗经典化的诉求也使现代解诗学的建设成为必须.     

民族与世界古典与现代--文晓村诗歌侧论

文晓村是当代著名的台湾诗人，他植根民族文化，针对台湾诗坛晦涩难懂的恶性西化诗潮，提出“健康、明朗、中国”的诗学主张，并从诗论与创作两方面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做出积极探索，其主张已对台湾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今天的大陆诗坛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校园诗人穆旦

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及其作品在充满现代气息的西南联大与穆旦相遇了,并给他带来了现代的诗学观念。由此他以校园诗人的身份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进行的探索,自觉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主张。他代表了学院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力图在国家权威话语和民间大众话语中保持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品格。这种保持使他陷入了无比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作为校园诗人,他以他的痛苦人生推动着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     

论梁宗岱诗学中对诗歌形式的探索

曾游学欧洲的梁宗岱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自己的象征主义诗学理论,与此同时,梁宗岱还针对当时新诗发展所出现的问题而提出了自己对新诗形式上的看法。梁宗岱诗学中对新诗形式的探索不仅有着到西方象征主义痕迹,也包含着他本人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认识,文章主要从诗歌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诗歌的音乐性和诗行构建以及诗歌形式的"真"这三方面阐述梁宗岱诗学中对新诗新诗的探讨。     

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建构质素探析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诗人和诗论家以个人化的诗学阐释构建起具有本土化特质的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这一诗学体系从起步建设到成熟深化及至开放融合的建构轨迹实为一种合目的与合规律的诗学呈现,其中西融合的建构机制实现了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会通,其面对新诗创作实践和张扬新诗本体特质等鲜明的建构特征为中国新诗的本体发展作出了贡献。     

论傅东华《诗歌原理ABC》的命题建构、逻辑进路与时代价值

傅东华的《诗歌原理ABC》是其诗学观的具体呈现,该书围绕着诗的产生、诗歌情感、诗人的想象几个核心要点,详细讨论了诗歌的生成过程,是“五四”以来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诗学著作,对现代新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目前学界对傅东华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他的文学翻译上,相对忽略了他作为文论家的现代诗学实践。事实上,《诗歌原理ABC》既是西方诗学体系的东方实践,也是中国传统诗话的现代承续,更是傅东华对现代新诗深刻思考后的诗学尝试。尽管部分学理逻辑不够成熟,诗论体系还相对简略,但却对“幼儿期”白话新诗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中国初期象征派的“契合论”

“初期象征派”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第一个初具流派思潮性质的诗歌潮流。其诗学思想明显渊源于西方的前期象征主义,以“契合”这一重要诗学范畴为例,通过明显的移植和改造,初期象征派阐明了“契合”的中介性和神秘性特征：契合是人与自然、社会的交响;契合是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统一。     

梁宗岱诗学理想的比较意识

梁宗岱对于中国现代汉诗最大的贡献在于他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汉诗创作与理论探索，以及他对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大力介绍。在他的诗学思想中，对纯诗理论的引进和阐发、诗人比较和对于新诗格律化问题的研究，都带有积极的比较意识。     

现代诗学的探索与建构——论现代诗派对象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现代诗派在继承西方象征主义的"契合论"和"纯诗"理论的同时也进行了自觉地创造和发展,他们否定了西方象征主义由"契合论"而引申出的过度神秘暗示以及由这种神秘暗示所导致的抽象晦涩的诗风,而是追求一种朦胧含蓄的诗风;在继承"纯诗"理论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诗歌强调气质意蕴的思想有所继承,从而为中国现代纯诗的建构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推进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     

袁可嘉诗学体系的现代性追求

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上承二三十年代中国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理论和京派文艺理论思想精髓,并借鉴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诗学思想,把追求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性作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主旨。八九十年代,袁可嘉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现代主义＂这一新的诗学概念,诗学体系更加充实完整,充分表现了现代性的特质。     

废名诗歌新论

在诗歌领域,废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成绩: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新民歌研究和新民歌创作,新诗研究和新诗创作.在诗歌观点和创作上,现代时期的废名和当代时期的废名是完全相反的.废名对诗歌有深入的思考,他的写作建立在他的思考之上,二者具有互文性."完全"是废名诗学的核心概念,强调"自然"、"天成"和"诗的内客",它既是一种新诗观点,也是一种新诗评价标准.废名的新诗可以说是"第三种诗歌",既不同于中国古典诗词,也不同干西洋现代诗,但在文本上,却既像古典诗歌,又像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既具有古典诗歌的意境和含蓄,又有现代西方诗歌的晦涩和多重意义.禅意,晦涩和哲理从根本上是废名诗歌"完全"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特征.     

“现代派”的“镜子”——从镜子意象看“现代派”的诗学面相

在语言哲学层面,意象是一种隐喻的话语方式。意象天然带有“文学性”气质,它必然是一种智性的运思、情感的节制。在中国新诗史上,“现代派”是营造意象的高手。镜子,在中西诗学中都是重要的象征物。“现代派”通过笔下众多的镜子意象,发掘了中国古典诗学的精髓,也与西方的“现代派”诗学主张达成契合。镜子,成为中西诗学交汇的节点。     

梁宗岱象征主义诗学思想辨析

梁宗岱象征主义诗学是他在借鉴、吸收西方象征主义文学思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中国化改造的产物。它在形式层面追求纯诗化,在内容层面追求意义化,在意境层面追求象征化。梁宗岱象征主义诗学在一定程度提升了中国新诗的美学品质,促进了新诗的纯正化和现代化进程。     

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新诗批评理论及其外来影响——以袁可嘉、王佐良为中心的探讨

西南联大学生诗人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新的综合传统”、“新诗戏剧化”的主张,同时学生诗人王佐良把诗友穆旦介绍给世界,他们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新诗创作实际,概括出自己的诗学理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研究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主要是T．S．艾略特的“有机综合论”、“艺术转化论”等理论和W．H.奥登的机智、反讽等才能的影响。     

中西诗学意象范畴比较论

意象在中国古代诗学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而逐渐确立了其重要地位，西方的意象范畴发展较晚而又受到中国古典意象论和中国诗歌的影响，尤其是意象派的诗学主张和诗歌创作与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密不可分，而意象派的主张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发展。中西意象范畴的双向交流和影响确定了诗歌意象的共同特性，即表象符号化、比兴象征性、模糊多义性和复现传承性，由此显示了意象范畴的诗学价值和文化功能。     

重建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

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具有浓厚的西方特征,与中国古代诗学话语体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谱系,其术语、概念、范畴主要是从西方输入的。在如何对待中国古代诗学话语和当代先锋诗论话语方面,中国现代诗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弊端。中国现代诗学不应该只是新诗理论,还应该包容古典诗学;不应该只是“现代”诗学,还应该包容“当代”诗学,特别是当代先锋诗歌理论。重建中国现代诗学,应该充分吸收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和当代诗论思想,使它既能够有效地言说古代诗歌现象,又能够有效地言说当代先锋诗歌现象。     

卞之琳早期诗歌中抒情主体的泛化

卞之琳早期诗歌中的抒情主体呈泛化特征。抒情主体的泛化是西方现代派诗歌及其理论东渐的结果,是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主体的泛化浸润着诗人含蓄内敛的性情旨趣,寄寓着主体多元的诗学指归,包孕着兼收"古""欧"诗歌精华、承继更新诗学传统的艺术追求,承载着新诗创作平民化、大众化和多重文化身份构建的价值诉求,蕴涵着"一""多"共存互生的哲学观念和模糊朦胧的美学理念,其内涵丰富而深邃,对中国新诗贡献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