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图书馆开展有偿服务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与程玉云,陈洪旺同志商榷

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会在理论界引起争论。但围绕图书馆能否开展有偿服务的争论似乎显得特别激烈,赞同者和反对者往往是针锋相对的,而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如何评价图书馆开展有偿服务的社会效益。最近,读了程玉云、陈洪旺两同志的一篇题为《图书馆经济效益热反思》的文章(以下简称“程文”),该文明确地反对图书馆开展有偿服务,其主要理由是:有偿服务“严重地影响了图书馆社会效益的发挥”,因而“有害国家民族”。确实,图书馆作为享受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     

真的“不断”吗?

新闻贵在真实,这当然首先指它所报道的客观事实。至于描写景物、烘托现场气氛,即“虚写”时,当然也可适当用些文学语言。但是,在“写实”即叙述事情的实际情形时,却应严格注意逻辑和推理,用词用字要绝对准确,切不可夸张,更不可夸张到使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真的“防不胜防”吗?

提起报纸、刊物上的差错，真令读者、编者、作者均感伤心痛肺。什么“无错不成报”、“无错不成刊”、“无错不成书”之类的话，流传广泛。这话又似乎成了某些报社编辑们特别是老总们的“挡箭牌”，人家一提“贵报的差错不少”时，总是拿这句话来“挡”一阵子：“老兄，错字误句，谁都不愿出现。但是，在所难免。防不胜防啊！”言下之意，报刊上出现差错，谁来也没办法治。真的是“防不胜防”，还是没有着力去防呢？一般来说，出了文字差错责任在校对。校对工作重要这不是套话而是实情。这是项细致而艰苦的工作，手眼耳并用，一个个字地校，…     

真的是“买方市场”了吗?——与《中国图书业经济分析》的作者商榷

常常听到一种议论,说我同的图书市场已经是“买方市场”了。听归听,并不在意。最近读了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图书业经济分析》一书(以下简称“分析”),书中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自1984—1985年起,我国图书市场已经从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由此引起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深思,觉得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图书市场供求现状的判断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的一对基本矛盾。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商品的供给量和需求量会经常发生变化,因而形成不同的供求结构。从较长时间来看,如果供过于求就是买方市场,如果供不应求就是     

“信息新闻”的提法能成立吗?——与宋志耀同志商榷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还处在创建过程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时代,新闻工作和新闻学术领域,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本刊今年第六期主张对新闻“转轨”问题开展讨论,这一期又发表了朱向霞同志就“信息新闻”问题同宋志耀同志商榷的文章,目的都在活跃新闻学术界的气氛,以利于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规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并且有利于当前的新闻实践。在探讨和争鸣时,请能本着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各抒己见,以理服人,避免门户之见,意气用事,有碍团结。     

“服务”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喻权域同志商榷

一、马克思:“服务就是商品” 我读到《新闻大学》1998年秋季号喻权域同志《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一文的第四点“新闻是不是商品”。其基本观点作者用黑体字标出:“新闻报道和报纸都不是‘商品’,而是‘服务’。”这里的“服务”显然不是无私奉献意义的服务。喻接着说:“我国那些主张‘新闻是商品’的学者,忘记了辩证逻辑,用的是‘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不知     

“平台”这一隐喻,真的恰当吗?

有时候,人们在生活中太过理所当然地使用一个隐喻,以至于忘记了它的实际含义和引申义实则有所不同.比如,“平台”这一在互联网时代被广泛使用的隐喻,就存在着严重的误导性.2010年,当我第一次使用“平台”这一术语时,YouTube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公司刚开始使用这个术语向用户、广告商和投资人描述它们的Web2.0服务.如今,所有的社交媒体公司都已经开始使用这一术语.这些公司所提供的服务也从内容或社交领域拓展到了出行(Uber)、住宿(Airbnb)和劳工(Task Rabbit)等领域.随着服务领域的拓展,“平台”这一术语显得更加自然和贴切.许多批评家在发表与互联网企业相关的观点时,也越来越习惯性地使用这一术语.     

K827、K828是K825的下位类吗?——与方海红同志商榷

对方海红同志文章中将K827、K828认作K825的下位类的观点,从<中图法>的类目演变、三版使用手段、类目的配号规律、K825和K815的类目注释、类目的排列格式方面提出了商榷意见,并指出此二类目中的上借法并非用于第四级,而是第二级.     

“互著”、“别裁”的理论探讨始于谁?——与徐召勋同志商榷

《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3期刊载徐召勋同志《论“互著”与“别裁”——章学诚目录学思想初探》一     

“趋热”倾向与出版事业的繁荣 与宋炜观同志商榷

“趋热”,是近年来我国出版事业中出现的一种令人注意的倾向。所谓“趋热”,就是哪一方面或哪一学术领域的著作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成为争相购买的“热门”,很多出版社或很多编辑就闻风而动,争先恐后地向这“热门”涌来,于是使这“热门”或刚刚见热的“门”愈加地热起来,一时间造成一个轰轰烈烈的出这类书与购这类书的面局。     

从信息论看新闻究竟是什么?——与王洪祥同志商榷

一、载体论与本体论《新闻大学》第17期发表的王洪祥同志的《有关信息和新闻的几点断想》,观点新颖,发人深思。但在这篇论文中,有两个提法,有点自相矛盾。一是“新闻是信息的载体”,指的是载体与载波的关系,新闻是“载体”,信息是“载波”;另一是“新闻是社会上具有传播价值的信息”,指的是种属关系,新闻是“种”,信息是“属”。王文前一句说新闻是“信息的载体”,后一句话又说新闻是“……的信息”,那么,新闻究竟是信息还是     

领导是关键——与方黑虎同志商榷

《北京档案》第二期刊登了方黑虎同志的一篇杂谈,题目《谁是关键?》读完这个题目,笔者很自然地想到"领导是关键".     

“读者参与是建立在流沙上的理论”吗?——与孙长怡先生商榷

针对《图书馆建设》2008年11期刊登的《建立在流沙上的理论:读者参与图书馆管理——读者参与图书馆管理悖论》一文,从读者参与图书馆管理的事项、读者参与的能力、读者参与的效率等方面与孙长怡先生进行商榷,认为读者参与图书馆管理是建立在流沙上的理论的观点是一种缺乏价值论、目的论指引的观点。目前,读者参与图书馆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的客观现实并不能否认读者参与图书馆管理理论的意义及价值,这些正是读者参与图书馆管理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文献”范畴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兼与陈一阳同志商榷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都是人们在长期的经验知识基础上,经过思维的逻辑加工而形成的范畴体系。而范畴体系都是由逻辑起点,经逻辑中介到逻辑终点所构成的。那么,图书馆学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文献”范畴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是图书馆历史和逻辑的开端。因此,本文拟围绕这一问题,略术拙见,兼与陈一阳同志商榷。     

关于“三线藏书”与“三级藏书”区别的拙见——兼与臧铁柱、王杰两位同志商榷

《图书馆学刊》今年第1期所载臧铁柱、王杰两位同志的《浅谈报刊的三级收藏体系与管理方法》一文,文中作者根据报刊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把报刊划分为三个层次,提出了建立报刊三级收藏体系的主张,从文章的观点来看还是很好的,有不少启示。但是,文中所谈的报刊三级收藏体系实质上应是报刊的三线典藏体制,作者将三级藏书的概念代替了三线藏书的概念。近几年来,在图书馆学专业刊物上     

武警是“军”吗?

在报刊、广播中常有混淆武警与“军”之别的说法。如称武警部队的车为“军车”,称武警战士为“军人”或“解放军战士”,等等。这是一种误解。顾名思义,武警即我国武装警察     

“大特写”是特写吗?

“大特写”是特写吗？王湛国１９９３年是我国报纸的鼎新之年，各地报刊纷纷扩版增页，开设“周末版”、“星期刊”、“月末版”等。在这股强劲的革新潮流中，一种新颖的报道形式──“大特写”，颇引人注目。类似的还有诸如“大视角”、“大写意”、“大写真”、“大扫描...     

这是“新风”吗?

人民日报8月20日五版《党的生活》版《新风赞》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车归原主》的小故事,说的是河南省孟津县农牧局局长、副局长在整党中,把一辆错误调用的北京吉普车送还给县兽医站的事。并说这件事很快在站内外传为“佳话”,而且,兽医站的领导还“激动”地说,“这事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读了这样的“新风赞”,实在是有些想不通。文中明明交待了那辆吉普车本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