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

国内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理论、复调小说与狂欢诗学。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从理论发生学角度看,狂欢化理论并不能直接挪用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因而,理清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并且以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为现实观照去发掘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后巴赫金时代的文化理论：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巴赫金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非常复杂。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在成为“难解之谜”,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则存在既相互影响又彼此平行的复杂关系。本文从“巴赫金的民间文化与西马的大众文化是何关系”、“狂欢化理论何以成为‘肯定性的大众文化理论’”、“狂欢与日常生活之间是何关系”等几方面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比较和辨析。     

浅议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狂欢化”理论作为巴赫金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开创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域,而且改变了人们旧有的思维模式,逐渐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本文着重论述了狂欢思想的理论要点并加以评述。     

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巴赫金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非常复杂。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在成为“难解之谜”,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则存在既相互影响又彼此平行的复杂关系。本文从“巴赫金的民间文化与西马的大众文化是何关系”、“狂欢化理论何以成为‘肯定性的大众文化理论’”、“狂欢与日常生活之间是何关系”等几方面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比较和辨析。     

论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精神诉求

在狂欢理论中,巴赫金对物质存在的关注度不高,甚至说没有关系。他在颠覆现有存在的众多束缚中,始终期盼一种人的精神存在和精神彼岸,一种十分抽象的宗教精神上的东西。在诸如"交替与更新"、"肯定与否定"、"第二种生活"等看似对立的二元论概念中,巴赫金都赋予其精神解放的深刻内涵,从而在人性追问中,显出人类生命诉求间的原初样态,在狂欢中寻找人终极的归宿,在颠覆中期盼人的精神解放,彰显一种宗教精神诉求。     

巴赫金狂欢化理论视角下的爱伦·坡短篇小说研究

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四部短篇小说《泄密的心》《跳蛙》《红死神的面具》《亚瑟家之倾倒》中始终都存在着时间、空间、人物、意象的狂欢化。在巴赫金狂欢化的理论视角下,对爱伦·坡这四部短篇小说中在狂欢广场上取消等级制的狂欢行为、国王的加冕与脱冕的狂欢仪式、酒神精神驱动下的血腥狂欢宴会、悲剧小丑的狂欢形象、笑与火两种狂欢意象分析解读,有利于揭示小说表面狂欢下的死亡主题。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误读及其启示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自传入中国,便受到了文化研究者们的广泛追捧。由于狂欢化理论广泛的适用性,便被用来解释大众文化中的种种现象。然而,学界在运用巴氏理论资源的同时,简单机械地将大众文化和狂欢化理论等同,这无疑会造成误读现象的产生。应从两者的异同之处分析误读产生的原因,真正阐明狂欢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的启示作用。     

史学视野中的巴赫金狂欢理论

史学家古列维奇正确地指出,巴赫金抛开中世纪的整个文化语境,把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截然对立起来,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彼此渗透,对狂欢节文化意义的阐发存在夸大之处。但是,对狂欢理论而言,这类缺陷不是根本性的,该理论并不是“神话”与“谬论”。实际上,巴赫金与其对峙者采取了不同的史学视角,围绕狂欢文化观念是否站得住脚的争论,与其说是谁掌握了“史实”的争论,倒不如说是从什么视角选取、甄别与释读史料的史观之争。巴赫金的多学科交叉视角及敏锐洞见,提供了活跃学术灵感的启示,为史学开辟了民间狂欢（笑）文化研究课题,其亲近底层生活感受的立场、伸张大众话语权的勇气令人敬佩。     

“狂欢化”理论与喜剧意识--巴赫金的启示

巴赫金根植于中世纪诙谐文化和拉伯雷创作实践的狂欢化理念,避免了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偏颇,真正把握了喜剧意识的本质和精髓;他对狂欢式“笑”的双重性的思考和阐释,具有哲理深度和积极的建设性,有助于我们全面、辩证地理解和把握喜剧性的实质和审美功用;他的狂欢化理论所体现出的相对性思想,揭示了喜剧思维的重要特征。     

喜剧影片与狂欢化理论

本文借鉴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具体分析喜剧电影的生成过程，观众的观影心态，提出真正优秀的影剧电影应该超越狂欢化理论规范。     

文学思丛及其他——试提几个文艺理论新概念

一些文学现象没有称谓,极碍于表达.为此,提出文学思丛、文学潮流、创作方法流派、文学思潮流派四个新概念,并给予界定.     

文学创作的两个支撑:生活富裕与心灵富裕

心灵富裕与生活富裕是作家创作的两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生活富裕是创作的基石和台阶,但只有心灵富裕才能登堂入室,甚至达到创作的高峰。所以,作家不仅要深入生活,更要营养心灵。     

作为历史“中间物”：重读高晓声1985年后的小说——一个台湾研究者的辩证思考与实践

论文站在完整搜集、阅读高晓声一生作品的前提下,重新清理及解读高晓声1985年以后小说中的视野、主题及创作困境等问题,期望能成为今日再参照、辨证的资源。涉及的面向包括：农村与经济现代化转型问题及其新保守态度、＂文革＂历史清理的政治困境与寓言困境、归来知识分子的生活危机与自我安顿的矛盾,以及中美现代化参照、反省与思考的定型。     

论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群创作中的游戏精神

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要素之一,它在儿童文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综合来看,游戏精神的内涵可归纳为三点：快乐原则、幻想原则、自由原则。这三大原则在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群的创作中表现非常明显,并且在三者的相辅相成中,建构了一个个极具艺术感染力和审美吸引力的儿童文学世界,为儿童撑起一片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天空。     

对他者的翻案与自我的生成——论尾崎红叶小说翻案与创作的关系

明治大作家尾崎红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先行研究中多从尾崎红叶对日本传统文学的承袭关系上的过度阐发,而使得学界的研究厚古薄今,对于尾崎红叶从西欧文学中寻找新的写作模式的现实却不甚重视。文章认为尾崎红叶的文学翻案不仅承袭了日本古典文学的养分,还受到西欧文学叙事方式的影响,他在充分吸收了外来文学的养分之后,探索出了一种综合东西方文学优势的新的写作模式。     

中国古代通俗文述略

古代通俗文,指与口头语接近的文章。东汉已有,魏晋以后更常构见。如六朝家书、讼词和佛经寓言, 唐代敦煌遗书中的《茶酒论》、佛经中的《坛经》,宋代儒家和佛教语录,元明皇帝的口头诏书,清代金圣叹的评点心、颜元的《唤迷途》、郑板桥的家书,近代太平天国某些人和革命派某些人已用口语为文。至于通俗小说,早在宋元已普遍使用白话。     

模糊思维与文学创造

模糊思维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在文学创造和艺术表现中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接受。大量的文学创造实践证明,模糊思维的运用,可以进一步增强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收到更理想的表达效果。     

孙楷第与中国通俗小说目录学的发展

通俗小说历来被文人士大夫阶级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作品,因此官方并不重视对通俗小说的著录,目录学史上缺乏专门著录通俗小说的专科目录。然而到了近代,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始,经过历代学者不懈努力,直至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的专科目录正式形成,即孙恺第先生所编辑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文章将首先探讨孙先生之前,对于通俗小说的著录情况;其次,浅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在著录通俗小说书目方法上的继承和创新;最后,简略分析孙楷第以及他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在目录学学术和目录学史层面的地位。     

新时期文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

西方自然主义对中国新时期的学是有影响的。“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和纪实学清楚地显示着自然主义色彩,具体表现在强调录写、崇尚实证、反对典型化、主张语言的本色化和消解作品的倾向性等方面。     

晚清扬州吴引孙测海楼及所藏通俗小说考

本文根据上海图书馆所藏吴引孙手稿《详细履历底稿》、《自述年谱》等资料 ,对吴氏生平事迹与测海楼所藏通俗小说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 ,并藉此探讨了晚清藏书家与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