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颖的思路 精深的阐发——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

文学思潮史隶属文学史之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倡导“重写文学史”以来，对“思潮史”以及与之相关的“文艺理论史”或“文学批评史”的重写已然成为其中的热点。2002年，张俊才、李扬两先生合作推出了一部新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主潮》。与同类研究成果相比。该著以其     

20世纪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史

20世纪的戏曲史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戏曲史和戏曲理论史,而他们的视点则立足于他们各自的时代。他们用以批评的武器是由20世纪的批评界所提供的,对于他们的背景问题、思维模式、研究的角度、评价的标准、解决问题的范式等,都应该从20世纪的文化整体背景上进行解释。20世纪的戏曲研究者不仅仅把其研究当成时代语境的注脚。对戏曲创作、表演和理论发展的历史描述甚为广泛,每一种戏曲史专著在进行历史描述时都应用着特定的史述模式,这些史述模式与研究者所处时代的学术范式密切相关。同时将20世纪的戏曲文本批评视为20世纪戏曲研究者与中国古代戏曲文本在价值思考上的视界融合,是中国古代戏曲家与20世纪戏曲研究者在价值思考上的交汇。 20世纪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研究是与20世纪的文学理论建构同脉搏的,“戏曲学”建构的努力几乎贯穿20世纪。同时,20世纪的戏曲理论研究又有自己的特点,由于对“戏曲”概念的不同理解,20世纪各个历史阶段对于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研究都有各自的侧重点。同时关注到戏曲文物文献研究方面,认为几乎每一次的戏曲文物文献的新发现,都大力地推动了对戏曲史的研究。论文试图描述20世纪戏曲思潮与20世纪文化思潮的内在联系,指出20世纪的戏曲改良运动是20世纪文化改良(或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时代思潮对于20世纪的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中国当代的艺术思潮理论建构

中国当代的艺术思潮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学思潮领域。直接的理论研究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接着在某些思潮史、思潮批评著作或某些文学研究论文中也有程度与范围不同的有关思潮理论的直接论述。这些思潮观有:社会思潮反映论、创作类型论、特殊类型论,此外还出现了文学思潮理论体系的初步建构。     

中国现代浪漫文学思潮起落的多维观照

中国现代浪漫文学思潮，是20世纪初叶至30年代末，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合力作用下而涌起的时代思潮。其独异的诗学理念，其狂飚突进、又迅速沉寂的涨落特点，我们可以从“历史”“文化”与“哲学”等不同维度进行观照、探究，从而揭示其深层的文学规律与文化意义。     

身体叙事的文学“人性论”考察

文学与人性，这似乎是一个难以了结的话题。回眸二十多年的文艺思潮史，充满着林林总总而纷繁复杂的理论和实践，令人倍感眼花缭乱。但总的趋向凸显出在深厚而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色彩中逐渐剥离出一个赤裸的人性来．以此作为文学的栖息之地。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创作中的“欲望化”叙事，“躯体语言”书写、“下半身”写作的兴起，一部分人关于人性的解读走向了最后的简明——人性即人的肉体性。“下半身”写作的文学与文化姿态，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界与文化界对待与书写身体方面的几个典型文化症候。审视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对文学的“人性论”进行严肃的反思与省察，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现实而又紧迫的任务。     

新世纪小说与寓言化叙述

现代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影响巨大的思潮景观。现代主义小说体现出寓言化特征。这种创作对中国新时期小说创作影响显著,中国新世纪小说也强化了寓言化并产生不少典型文本。寓言本质是寓教于乐,寓言化小说的“教”与“乐”的内涵和表现更为丰富复杂,有独特的“叙述结构”。寓言化小说显示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自觉融合。     

救亡强国：20世纪初启蒙文学思想的逻辑起点

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姿态肇端于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戊戌变法的失败引发了粱启超开启民智的思考，进而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试图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后，鲁迅也从强国的角度，提出以摩罗诗警醒民众的“立人”主张，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引进国门；至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思想浮出水面。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启蒙文学观念的变迁轨迹清晰可见，展现了“现代性”的成长历程，但无论是怎样的主张。其基本的出发点都没能脱出救亡强国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可以看作是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最根本的逻辑起点。     

试论七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思潮的发展历程

文学主体性是20世纪中国文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20世纪中国文论发展的转折点与里程碑。七八十年代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对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但学者们更多的是对文学主体性在中国的论争及建构的阐释,而常常忽视对文学主体性思潮发展历程的梳理。因此本文从史实出发论述七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思潮的发展历程。     

21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基本走向

20世纪中国文坛半数以上的作家都可以归入“乡土文学”作家的行列,他们的作品几乎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因此“乡土文学”可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和基本面貌。在新的世纪里,中国“乡土文学”有何基本走向?结合历史与现实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乡土文学”有三个基本走向,即民族化、独立化和跨文化跨地域的倾向。     

"附骥式"新文学史的述史方式研究

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为代表的"思潮运动史"式的述史模式、以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和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等为代表的"文体分类的作品史"式的撰史模式和以人为中心通过作家串联作品和思潮的写史模式是20世纪20、30年代"附骥式"新文学史书写的三种主要方式.相较于当前中国现代文学较为单一的写史模式,20世纪20、30年代"附骥式"新文学史的书写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关注和研究新文化运动早期"附骥式"新文学史的述史方式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变革的探索走向深入.     

在“颓废”中“唯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特异创作现象

“颓废-唯美主义”是两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艺术特质,当它借助“世纪末思潮”东渐并被本土化后便表现为一种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文学现象。艺术上的唯美主义,情感上的悲观主义,精神上的虚无主义,是20世纪中国颓废-唯美类文学的基本创作表征;就其本质而言,其创作只求超越但并不追求升华：用非升华的方式来解除源于社会的压抑,用艺术化的创造方式来实现人生之醉。由于它彰显出一种“美的偏至”的价值维度,所以只能脱逸出20世纪中国主流文学的轨道成为一种特异的现象性存在。     

《钟山》文学场与新写实小说思潮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场域之中,《钟山》与经济场和社会权力场进行力量角逐,获得了文学自主权,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场。《钟山》为活跃文坛气氛、获得文学话语权进行文学策划,归纳总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种新生的创作倾向,并催生了新写实小说思潮。可以说,《钟山》对“新写实”的命名与倡导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真切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     

大众艺术“话语主体”探寻

艺术的大众化思潮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艺术思潮之一。这一思潮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转换。毛泽东的为大众服务的文艺思想是艺术大众化运动的强大理论基础。在大众化艺术思潮的运动中,艺术的“话语主体”实际上是政治文化精英。他们的艺术理论与主张从属于他们的政治抱负和文化理想,在大众化艺术的表象后面彰显出艺术从本质论到功能论的转折。     

中国现当代小说对欧美文学思潮的吸纲与剥离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对欧美文学思潮的借鉴是积极的、主动地吸纲，“有意味地模仿”。文学作品中隐含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权力话语欲望，使西方文学中作为主体的个性意识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被民族意识所遮蔽，现实主义成为主要思潮。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是现当代小说现实主义主潮中的一种变奏，它的消长起伏隐喻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现代意识。欧美文学思潮渗入的阶段性特征，展示着20世纪中国文学在开放语境中的自我丰富与文化断裂。     

一部值得推重的专题学术研究著作——读《白居易<长恨歌>研究》

我觉得,20世纪是个史学的时代,举凡初具规模的学术门类,都有自成一体的史学研究,因之有五花八门的专门史著作,《中国目录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税制史》、《中国渔业史,》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即使有些论著不以“史”题名,其实仍然具有“史”的品格,而未尝超出史学的范围。这种学术规制经历近百年的蕴蓄,亟需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总结与展望。为顺应这样的学术需求,自20世纪末迄今,就出现了各门类的学术史研究。仅以文学研究而言,就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国文学批评学术史》、《二十世纪文学研究史》等,林林总总,方兴未艾。…     

传承神韵，独创经典——《子夜》影响研究一瞥

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当中，现代文学史被片面认为是一部“模仿史”。从影响研究的视角出发，以传承与独创为文学维度，论述《子夜》与中、外文学作品影响研究的现状，对《子夜》的影响研究作一个简要的概述，以求还原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真实面貌。     

关于20世纪外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教学的构想

毋庸置疑，20世纪是迄今人类所遭遇的最为复杂、曲折的一个时代，相对恒定、整齐划一的“前现代”向着日新月异、革故鼎新的“现代”一路高歌猛进，而文学也理所当然地成为20世纪现代性景观的构成部分之一。文学与世界之间存在着远比机械模仿更复杂的互动关系，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研读无疑是描述20世纪世界现代图景的一种有益探索。可从教学实践来看，裹挟在“人文学科危机”中的现代主义文学课程却往往深陷于尴尬之中。     

从俄国文学到苏联文学的中介——如何认识白银时代小说诗学(一种方法论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家在现代思潮冲击下,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建构一系列新的诗学体系,给后来文学发展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因而促成了俄国又一个文艺复兴即“白银时代”。小说文体作为这时期的重要文学景观,充分显示出两个世纪来俄国文学发展的过渡性特征。如何通过把握白银时代小说诗学本质,诠释俄国文学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是当代国际斯拉夫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与难点之一。本文意在说明:套用被白银时代文化所破坏了的文学观念去认识该时代诗学的中介性意义是不可能的,需要从宏大文化背景上还原此时小说的叙述机制;语言学方法是描述白银时代小说如何叙述的重要手段,但对白银时代小说透过叙事学机制显示出的人文主义价值,则需要历史语言学之辅助。总之,要解释白银时代文学的中介性作用,需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思想相互配合     

论传统"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理论的逻辑缺失

重写文学史已是当代中国文学史家们的理论责任与审美自觉。当20世纪中国文学走完它的全程之时，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理论与叙写方式的不足与缺点便日益突显出来。然而，只要我们对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史从“整体性”、“逻辑性”、“文化动因”及“审美自由”等方面的缺失进行全面的考察，便能从理论的反面探寻出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必要性与理论支点。     

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轨迹概述与展望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人性基本沿着“文以载道”的历史惯性运行于社会性一翼，1930年代朝自然性稍稍拐弯，很快又重回社会性，直至1990年代才最终完成对自然性的确认，人性范畴才逐渐得以明晰。文学中的人性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权，唇齿相依呼吸与共。人性理论的多元开放不仅为文学撑开了天空，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价值基础。精神重塑是21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