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四川猪鬃出口贸易兴衰的原因探析

自19世纪末开始,四川猪鬃的出口贸易迅速兴起,猪鬃成为四川重要的出口商品、战时的重要战略物资。四川猪鬃出口贸易的兴起受到重庆开埠、川航开辟的推动与世界市场需求的拉动;丰富的资源、优良的品质及保护发展商品贸易的法令为其出口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四川猪鬃健全的商品组织体系、完整的贸易及运销体系,使其能够远渡重洋,畅销国际市场。尽管川鬃在国际市场上极有声誉,但出口量仍然起伏不定,究其原因,影响其出口的消极因素有苛捐杂税繁重、国际竞争严峻、加工技术和贸易方式落后等。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猪鬃的外贸统制

猪鬃为我国重要的外贸出口物资,也是国外军事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抗战爆发后,基于猪鬃运销困难,为防止敌伪走私、抢夺,保证易货偿债的顺利实施,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统制条例,依法对猪鬃实施贸易统制。通过对猪鬃统制,国民政府逐渐建立和完善了相应的贸易管理机构和对外国营贸易公司,通过预付货款、外汇补贴等具体措施,扶持鬃商,促进了战时猪鬃贸易的繁荣。同时还培植猪鬃资源,致力于猪鬃产量之增加与品质之改进。但猪鬃统制也损害了从业者的利益,制约了国外市场的拓展,不利于猪鬃贸易的长远发展。     

重庆开埠与新型商品流通机制的逐步形成

重庆开埠扩大了四川的进出口贸易。在开埠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四川城乡逐步被纳入到商品化的轨道和国际市场之中，一个服务于外向商品流通的流通体系逐步建立：外商纷至沓来；居间商人内外联络；同业公会组织流通；金融服务更新完善。传统的封闭性贸易模式在较大程度上得到改变，开放式的近代商品流通机制逐步形成。     

重庆开埠后重庆现代经济地位对西部的辐射

古代重庆的天然地理优势是四川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近代以来,英、法、日等多个帝国主义国家想方设法地进入四川、重庆,让重庆开埠。被迫开埠后的重庆,将四川与外部联系在一起,不仅调节着四川乃至西部地区的商品市场,同时也作为一个平台将西部的土特产运往外地,给西部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近代上海与神户开港研究述论

中日两国沿海港口城市作为本国与外国交流贸易及文化的窗口,在近代东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中日两国港口城市的开港问题的研究遂显得尤为重要。整理上海与神户两个城市近代以来由开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把两个城市的比较臵于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探索中日两国面对"西力东渐"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以及两国的近代城市发展进程,以取得以小见大的效果,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川》杂志与四川地域空间想象

近代行省报刊与行省地域空间想象有着密切的联系。报刊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在传达信息的同时亦展现了不同地域的地理与文化景观。《四川》杂志作为晚清留日学生报刊的代表,其创办之初以＂四川＂为名,行省色彩浓厚。该杂志对四川地方事务极为关注,在报道过程中既具地方意识又颇持全国目光,这与其创办者的乡土情结密不可分。此外,《四川》杂志在空间上对川省定位精确,其中亦多有关于川省地域景观的呈现,对构建近代川省乡土想象及地域认同起着重要的作用。     

重庆开埠前后的四川鸦片贸易

近代以来,受高额利润的驱使,四川广种鸦片及发展鸦片贸易,重庆开埠使四川鸦片贸易进一步扩大。鸦片的种植及贸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收入,抵制了洋药的进口;但它造成了四川社会经济的畸形的发展,危害着人民正常的生活。所以清政府不得不于1906年下令禁烟,使经济的发展回归正常的轨道。     

论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贸易统制政策存废之争——以猪鬃统制政策为中心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下,官、商、民围绕猪鬃贸易统制政策的存废,进行了博弈。最终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国民政府于1945年10月取消了猪鬃的贸易管制,自由贸易得以恢复。统制政策的废弃之争反映了国民政府关于战后中国外贸经济发展取向的矛盾心态,但统制政策的废弃有利于战后猪鬃外贸事业的发展。     

高中历史教学设计探究——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

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作为教学目的。历史教学设计要由知识本位向学生本位转变。历史教学要把握"论从史出"的原则,"太平天国运动"在我国近代史中有着浓墨重彩的作用,学习该部分历史知识对于理解我国农民运动以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对高中历史教学设计进行了探究。     

试论近现代阆中作为川北门户地位势弱及原因

阗中的历史源远流长,历代为郡、州、府、道治所.川北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重镇.而从近现代四川总体交通与经济发展形势来看,表明了阆中发展的推动力不足,其在川北地区的重要地位日渐下降.本文试以近现代阆中交通与经济区位的边缘化为切入点,从阆中与重庆开埠的内在关联,偏离近代四川发展中心,以及被排除于国家在西部发展战略之外的这几个方面来探求其作为川北门户地位动摇的原因.     

国际石油贸易发展及我国的应对策略研究

石油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由往日的石油出口国转变为石油进口大国.国际石油市场的诸多不确定性,国际石油资本频繁的投机和炒作,以及由此而引致的人们对国际石油市场的预期.作为石油贸易"小国"的我国不得不承担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和成本.立足现状,认真、务实地研究当前形势下国际石油资源贸易的特点,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石油贸易发展战略是我们的重要课题.     

尊经书院与晚清时期四川的经学发展略论

创办于晚清的尊经书院是近代四川最有影响力的书院之一,在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尊经书院成为四川地区教育发展与学术传承的重要场所.尊经书院以传统经学教育为主,对晚清时期四川的经学发展有重要影响.在张之洞、王闿运、宋育仁等人的影响和作用下,尊经书院促进了晚清四川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给这一时期经学的发展带来了"汉宋兼采"、"古今会通"和"通经致用"的新气象.尊经书院给晚清时期四川学术带来的不是传统"蜀学"的复兴,而是近代"新擘"的兴起.     

近代重庆教会学校初探

重庆作为近代中国长江上游重要的通商口岸、西南地区经贸中心,较早地吸引了传教士来此布道,逐渐成为基督教会在华西地区的传教中心。传教士在重庆创办了数量不菲的教会学校——幼稚园、教会小学、教会中学乃至各类专门学校,形成了重庆近代教育史上特殊的教育类型。近代重庆教会学校在传播宗教神学、扩张文化宗教势力的同时,对科学技术的传播,学校教学课程、组织管理及教学方法的现代转型都客观上发挥了作用,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重庆近代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重庆文学

在巴蜀文学一体化的语境中,重庆文学的特殊性被认为只是四川文学中的一个局部问题。但是当历史出现新的契机,重庆从行政区划上脱离四川再次成为直辖市,人们开始注意到,重庆文学在20世纪中图文学版图中有其不可忽略的一席之地。现代重庆文学的发生与重庆作为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有着密切的联系。30年代以来的抗战军兴促使现代重庆文学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形成第一次有相当规模的发展高潮。但此后重庆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形象较为暗淡,只有50年代中后期一批表现西南内陆生活的诗人群和长篇小说《红岩》较为引人注目。新时期以来重庆文学形成又一次高潮,突出表现在诗歌创作及对国统区大后方文学资源的重新发掘等方面。但重庆文学尚未有效确立自己的主体性,重庆文学的特殊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启迪智慧，点亮人生——浅谈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陶行知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杰出的教育思想家、教育改革家,终身致力于农村学前教育的普及和优化工作,对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乡村教育"思想是其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幼儿教育思想虽成型于20世纪初期,但直到今天对实际乡村幼儿教育的开展依然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对教育工作依然有着很大的帮助。     

从钱玄同看近代中国汉字改革

中国近代汉字改革与钱玄同有着重要的关系,他是"五四"时期的国语罗马字运动及简化字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中国近代的汉字改革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     

近代西学东渐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联系.近代西学传播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深入研究甚至推崇备至,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巴黎和会"期间,近代西学在中国的失落又促使中国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明清时期张家口成为中国北方重要贸易集市的过程及条件

张家口是明清时期我国北方重要的贸易集市,也是中央王朝对蒙、俄贸易的重要口岸。张家口的崛起有许多必然的条件,无论是地理位置、中央政策还是当时的晋商都对张家口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性作用,由此奠定了近代张家口城市发展的基础。文章粗略分析了张家口在明清时期发展成北方重要贸易集市的过程及条件。     

山西离石话助词"来"、"得来"的特殊用法

近代汉语虚词系统中"来"作为助词的用法很普遍,随着语言的发展,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来"的这种用法已经消失,但在很多方言中尤有保留.前人已有关于"来"作为助词在吴语、四川方言、陕北方言等中的用法的论证.考察助词"来"、"得来"在山西晋语离石话中作为事态助词、结构助词、语气助词的特殊用法,以揭示其与近代汉语的关系,为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一点线索.     

吴玉章与近代四川民主革命

在辛亥革命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吴玉章在日留学期间曾参与同盟会的领导工作,创办具有较强革命性质的《四川》杂志,宣传革命的思想与理论,促进革命力量的联合;参与革命武装起义,策划一系列的革命暗杀行动,沉重的打击了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其作为近代四川民主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策动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巩固了蜀军革命政府,为近代四川民主革命做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