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犯再社会化

罪犯再社会化是通过发挥刑罚的矫治功能和教化作用,使犯罪人得以改过迁善,再度适应社会;作为一种现代刑法思潮,体现着法治、人道和效益,价值追求和时代精神,是社会法治建设的一部分;从罪犯再社会化的思想源流、罪犯再社会化的内涵及如何搞好罪犯再社会化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刑事执行的终极目标——罪犯再社会化。     

社区矫正模式与对象多样性研究

社区矫正是西方国家首先推行的一种刑事执法模式,其理念始于19世纪末近代学派的行刑社会化思想。20世纪50年代兴起了罪犯再社会化思潮,以安塞尔为代表的新社会防卫学派提出对罪犯实行人道和再社会化。社区矫正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一种方式,一方面使服刑人员得到有效监管,使人们改变对服刑人员的"标签"式看法,让社会变得更加公正、和谐;另一方面,社区矫正通过弱化监狱的封闭性、放宽罪犯自由度、增加罪犯与社会的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摆脱犯罪"标签"的影响,使他(她)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女教师奋勇为民除害

三月十九日晚九时许,黑龙江省勃利县东村小学二十七岁的女教师董淑艳正在家搂着五个月的孩子睡觉。这时,一个连窜三家没有得手的流氓罪犯朱××闯入董家,他见董淑艳爱人不在,就挑断电线手持尖刀,要向董淑艳行暴。董淑艳被罪犯推醒后在黑暗中抢过尖刀同罪犯进行了斗争,在反抗中董淑艳刺中罪犯左肋,罪犯嗷嗷嚎叫,当即身死。群众闻讯后高兴地说,董淑艳临危不惧,打死了长期以来为群众所痛恨的地痞流氓,是为人民除害,做了好事。     

死缓无期罪犯心理特点及监管改造对策研究

对随机抽取的39名死缓无期罪犯进行瑞文联合型智力测验和艾森克个性测验。结果表明：死缓无期罪犯的智力水平与一般人智力水平没有显著差异;死缓无期罪犯的精神质（P）、内外向（E）、神经质（N）得分显著低于一般罪犯的得分,但掩饰性（L）得分显著高于一般罪犯。研究建议：（1）个性稳定性为主要参考指标,结合智力水平和掩饰性对死缓罪犯进行分类,将其分为三个危险等级,分别采取相应的监管改造措施;（2）对死缓无期罪犯的监管改造要充分考虑到服刑时间因素和监狱环境因素对罪犯心理的影响,建立罪犯心理档案,定期进行跟踪非常有必要。     

论罪犯的劳动权

劳动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罪犯作为公民仍然享有劳动权。但是,罪犯的特殊法律地位决定了其劳动权的特殊性。本文从罪犯劳动权的产生基础入手,分析了罪犯劳动权的特殊性,提出了保障罪犯劳动权的措施。     

大学校园安全系数

美国:大学校园如战场雷·张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校园中曾经发生过一起炸弹威胁事件。有一名罪犯潜入到校长办公室,安放了炸弹。当校长进来的时候,罪犯突然窜了出来,并威胁校长要引爆炸弹。雷·张说,事件发生后,校园里到处都是持枪的警察,天上飞着直升机。罪犯最后被特警当场击毙。     

论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作为近年来新兴的一种矫正模式,社区矫正通过把罪犯置于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教育改造,达到既能惩戒罪犯,维护社会稳定,又能使罪犯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防止罪犯边缘化的目的。社区矫正在世界范围内已然成为一种潮流,而我国由于起步较晚,水平依然较低,又面临法律制度缺失,执法权责不明等一系列问题,社区矫正制度有待进一步的系统建构和完善。因此要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根据现实国情试从更新刑罚观念,慎用监禁刑;完善社区矫正的相关法律;建立专业的社区矫正队伍;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等四方面来打造适合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我国罪犯康复的基础、模式、问题及对策

罪犯是可以改造和康复的,这已为中国改造罪犯的历史所证明,但罪犯可以改造和康复,仅是一种可能,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通过艰辛的劳动和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国对罪犯的康复模式是在执行刑罚的前提下,通过对罪犯严格准确执行刑罚,进行教育改造、劳动改造、心理矫治,以及动员社会力量,包括罪犯亲属,广泛参与罪犯的改造工作来实现的。     

以传统文化介入罪犯改造理念的启示

以传统文化介入罪犯改造的主张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填补了罪犯改造工作的空白。这一理念对罪犯改造工作具有特殊的启示作用。《传统文化与罪犯改造》新颖的阐述视角对传统文化介入罪犯改造找到了极好的切入点。     

罪犯申诉与认罪服法的关系论析

罪犯申诉与认罪服法之间并不矛盾。申诉是罪犯对自己的法定权利的一种行使方式,只是因为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不恰当的规定导致反复申诉,以致影响到罪犯的改造。认罪服法也不应作为罪犯是否减刑的依据。     

125名男性青年罪犯SCL-90和EPQ的调查分析

采用团体施测法发现罪犯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常人,且人格特征为高神经质、外倾性、高精神质和低掩饰性;罪犯按其人格可分为成熟老练型、冲动型和内向倔强型,按其心理健康水平可分为较好、一般、较差三类,心理健康水平较差的罪犯占罪犯总体的1/5,对心理健康水平不同的罪犯应区别对待,以促进对其犯罪行为的预防和矫治。     

探析中学生的心理特征

下面是国家法院和公安局公布的一组未成年人犯罪的数据：2001年全国法院判处未成年罪犯49883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6．68％。2002年未成年人罪犯占7．13％,2003年占7．93％,2004年占9．17％。2005年全国法院判处未成年罪犯82692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9．81％。     

两点之间曲线最短

一个国王为了惩罚两个罪犯,准备了两锅黄豆,然后,国王在每锅黄豆里倒了一碗绿豆。他告诉这两个犯人,谁能先把锅里的黄豆挑出来,谁就可以被赦免死罪。最后的结果是,罪犯甲一上午就完成了任务,重新获得自由,而罪犯乙花费几天也没有完成。罪犯乙只看到了黄豆,他从锅里向外挑拣黄豆。罪犯甲则把目光投向绿豆,他用很少的时间就分出了为数不多的绿豆,这样,黄豆也自然分出来了。     

西汉政府的罪犯徙边敦煌郡——以敦煌出土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政府发配罪犯徙边敦煌郡是一种常态化举措。徙边敦煌郡的罪犯按人员类型大概可分为三种：第一,犯罪之官员;第二,大逆无道罪犯家属;第三,各种刑事犯罪人员。各种类型人员或因犯罪或被牵连而徙边敦煌郡,对敦煌郡的人口增长、经济与文化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与此同时,各类人员徙边敦煌,促进了中原先进技术在当地的传播,并且这些文化和技术还通过敦煌继续影响西域地区,从而推动了地区间文化、科技的交流。     

机器人警察显神威

一名男子开枪击中了一家银行的职员后,又向循声奔来的警员射击,然后迅速逃匿至附近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并威胁说他将引爆炸弹。警方与罪犯的谈判进行了很长时间。后来罪犯说他已厌倦了这种谈判,并拉开了两个枪熘弹的保险,随时恭候警员们的勇敢出击。在谈判难以为继的关键时刻,一个看上去像是漫游火星的细长机器人奉命冲了上去,随着爆炸物的一声巨响,罪犯所在的房门打开了,罪犯的尸体由机器人头部的摄像机传输到警员的面前,长达14小时的僵局终于宣告结束。事后,警官乔·瓦斯说:“幸亏有了机器人,否则我们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这…     

关于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的理论思考

司法救济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罪犯应当拥有司法救济权并且不得克减.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的必要性在于可以实现保护罪犯基本人权、预防犯罪、制约权力、促进监狱治理法治化等目的.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必须抛弃特别权利关系理论,树立基本人权理论,承认刑事执行行为是行政行为,形成权利救济的法治观念.     

在押罪犯与大学生内隐友好倾向的比较研究

随机抽取39名在押罪犯和92名大学生为被试,以攻击性词语和友好性词语为实验材料,采用偏好判断法来探讨被试的内隐友好倾向。结果发现,在押罪犯和大学生身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内隐友好倾向而并未发现内隐攻击性;在押罪犯的内隐友好倾向显著低于大学生,但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高攻击特质在押罪犯的内隐友好倾向显著低于其余被试,其余被试在内隐友好倾向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一结果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友好、向善的一面,给予了我们战胜恐怖暴力的信心与勇气。     

罪犯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调查

采用问卷法对866名罪犯进行反社会人格障碍调查,结果表明:(1)罪犯中反社会人格障碍发生率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男性罪犯高于女性罪犯。(2)罪犯中反社会人格障碍存在年龄差异,随着年龄增大,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发生率逐渐降低。18-24岁罪犯的反社会人格发生率最高,45岁及以上罪犯反社会人格障碍发生率最低。(3)罪犯中反社会人格障碍发生率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差异,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罪犯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发生率低于其他文化程度组。(4)未婚罪犯中反社会人格障碍发生率显著高于已婚和离异罪犯。(5)两次及多次入狱的累犯反社会人格障碍发生率显著高于初犯。     

试论罪犯个别教育的时机

随着当前犯情变化,罪犯个别教育越来越被广大管教干部视为深化教育改造的重要途径,而罪犯个别教育的时机却又是工作取得突出成效的一个关键环节。作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在实践中应了解个别教育时机的出现,把握罪犯个别教育时机的方法。     

服务高等学校职能提高实验室综合效益

罪犯心理实验室以“服务于高等学校的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直接为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提高实验室综合效益”为建设目标,在服务高等学校职能,提高实验室综合效益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与探索:服务于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司法警官职能,大力开展罪犯心理实验教学;服务于罪犯改造理论研究的职能,积极开展罪犯心理科研实验;服务于为监狱劳教事业服务职能,直接开展社会服务.经过10余年的建设,实验室综合效益显著提高,在促进学院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实验室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