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侨州郡县释例

东晋南朝时代 ,侨州郡县广泛设立乃至成为制度。侨州郡县是相对于原州郡县而言的 ,然而侨州郡县系统与原州郡县系统并不能够完全对应起来 ,原州郡县一经侨置 ,即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侨州、侨郡、侨县设立后 ,也并不稳定。至于当地州郡县 ,由于侨郡县的插入、迭置以至混合编制 ,形成了新的地方行政辖属系统 ,也就是以《宋书·州郡志》与《南齐书·州郡志》为代表的地方行政辖属系统     

东晋南朝安徽境内侨州郡县及侨流人口考论

东晋南朝时，既是安徽地理沿革中最称混乱的一段时期，也是安徽人口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段时期，而这缘于侨州郡县的广泛设置与侨流人口的大量迁入，依据典籍，东晋南朝安徽境内可考侨州7，侨郡41，侨县131，可考的侨流人口，大明八年时近3万户，近19万口，而东晋南朝安徽境内侨流人口总数，则估计要超过40万口。     

以东晋侨置郡县的设置简论北方士族的消长

东晋侨置郡县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由于北方大片土地沦丧而使得北方士族和流民大批南下,为了安置他们,东晋政府按其籍贯设置侨郡侨县.东晋侨置反映出北方士族力量的发展趋势,在初始和发展阶段,侨置保障了南迁士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从而为他们实力的恢复奠定了基础.但是在东晋政府和士家大族矛盾激化时,对侨置郡县...     

关于南朝贵族地缘性的考察——以对侨郡县的探讨为中心

在对南朝贵族制的研究中,南北人的地缘性,特别是关于北方贵族的地缘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依据近年南京发掘的六朝墓和出土的墓志铭等考古成果,可以克服研究史料的限制,获得有关侨郡县与士族尤其是与北方士族之籍贯、侨寓地、墓地关系的更加充分的认识.如侨置的琅邪郡临沂县以及兰陵郡兰陵县对于琅邪大姓王氏、颜氏以及兰陵萧氏来说,是名实相符的完全的籍贯;而其他士族与原籍侨郡县之间,则没有这样名实相符的关系,不具有实际疆域的侨郡县对于他们来说,充其量不过是登注户籍的地方.据此,被侨置的原籍是名义上的还是现实的,与作为士族的等级上下有着深刻的关系.     

致力于解决东晋南朝史的根本性问题——评胡阿祥新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

治史所以明变。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历史变动的根本原因,是由移民引出的北方＂胡汉＂问题与南方＂侨旧＂问题。《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探讨了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产生背景、成立原因、沿革变迁、地理分布、相关制度与影响,例证了利用侨州郡县复原侨流人口的方法或路径,开辟了研究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园地;凡此,便为解决东晋南朝史的＂侨旧＂问题打下了基础,也为探讨十六国北朝史的＂胡汉＂问题提供了参考。     

加强领事护侨工作的若干思考

中国侨民是我国国家利益在海外的延伸,国家保护其权益意义重大。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国际法保护人权的原则,借鉴西方国家领事护侨的经验和做法,加大保护中国侨民权益力度,不断涵养侨务资源,更加激发他们的中华情怀,为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及构建和谐世界作出新贡献。     

东晋侨姓士族与江东世族的关系

西晋灭亡后,琅琊王司马睿在江东建立了东晋王朝。自衣冠南渡建立政权伊始,中央政权无时不操纵在门阀士族手中,其百余年的统治基本依赖于南渡的侨姓士族和本土江东世族的扶持。三国时期以来江东与中原地区形成的从政治到文化的隔阂,江东的吴姓大族和北方的中原士族在政治和经济权益分配等诸方面存在着本能的对立。北方士族要使新生的东晋政权在江东站稳脚跟,必须有意识地拉拢江东世族。北方士族南渡又必然要侵犯江东世族的既得利益,江东吴姓世族和北方侨姓士族,这种既相互依赖又互相排斥的对立统一关系对东晋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宋以后北府兵军事地位考论——以东晋末至刘宋初晋陵郡域上无实土侨郡县的掌控方式为考察中心

本文在详细考察了从东晋末至刘宋初期北府兵的主要兵源、晋陵郡域上侨置的无实土侨郡县的受掌控方式后,认为刘宋以后(南朝初期),由于该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动,北府兵虽然在政治史上没有以其先前的强势面貌出现,但是因其与中央军有着甚为密切的联系,依然拥有左右政局的重要军事地位,其政治上的重大影响依然存在。     

东晋南朝“侨姓”萧氏的发迹史

兰陵萧氏于西晋永嘉乱中南下过江,定居晋陵郡境,门户原本低微,家族地位不显,处境维艰。刘裕建宋,结束了门阀政治,恢复了皇权;晋宋二代屡有北伐,为庶族子弟提供了建立军功的机会。萧氏凭军功起家,靠“国婚”显贵,最终创建了齐、梁两个王朝,成为皇族,并自高家门,跻身于四大“侨姓”之一。     

试评桓温——兼论东晋前期的政治与军事

将桓温及其历史活动置于民族矛盾及门阀政治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从中探讨东晋前期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特点 ,并对桓温做出客观评价     

东晋南朝门阀制度的社会基础

东晋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社会基础的基本特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和伦理四方面。作为东晋南朝社会主体的世家大族集团（即士族），为维护其特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官吏的选举、庄园经济的经营、世代家学传统、宗教信仰、编定家谱、以及限定通婚范围等方式，严格区分了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界限，使东晋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门阀等级社会。     

试论侨资性大学校园文化的侨性特色

侨资性大学校园文化既受社会大文化系统的影响,又受海外华人华侨文化的影响,这是侨资性大学区别于普通大学的文化特征.文章从探讨侨资资源对侨资性大学校园文化的影响入手,分析侨资性大学校园文化侨性特色的表现与功用,并对侨资性大学侨性校园文化的凸显提出实施策略.     

论东晋南朝文化精神对儒家理想的叛离——兼论东晋南朝的文化特色

魏晋南北朝之际,承汉末经学虚伪矫饰端绪,文化思想领域“儒学独尊”一统天下格局崩坏,魏晋风流,士风激荡,士大夫们开始了文化精神的重构。处于儒学式微、老庄方滋文化氛围下的曹魏西晋士大夫,由于深受儒风濡染,更由于文化传统的巨大惯性,儒学观念已固化为他们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故而,其时文化精神的重构不免陷于儒道双栖的两难之境,体现出傍徨不定的矛盾性。永嘉乱后,南北对峙,文化分途。北朝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儒学趋盛,东     

试析东晋侨姓世族与吴姓大族的互动情况及其政治影响

东晋政权是由来自北方的侨姓世族和江东的吴姓大族共同建成的。随着北方世族的南渡,二者在政治与经济权益的分配问题上必有斗争;同时,在江东建立东晋政权上,二者也有联合,处于互动之中。本文旨在考察二者的互动情况,分析其对东晋建立、发展的政治影响。     

从构建和谐社会看《侨法》的全面实施

<侨法>实施15年,有效维护了侨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树立新时期侨法意识,依法保障侨民合法权益,维护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巩固执政基础,弘扬"法治"精神,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

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南朝化"命题,关注的是南北分裂结束之后唐代的历史走向,前提则是南北朝的政治统一不等于南北历史发展的完全衔接。这一命题关系到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所在,南北朝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其对隋唐历史的影响等重大问题。     

再论魏晋南朝的门阀制度——以《世说新语·方正》为切入点

两汉以来的"方正"题品,在评价个人方面,比较重视主体的个人旨趣好尚、道德品行等极具个性化的因素,尤其是道德品行.到魏晋南朝时期,"方正"一目题品的侧重点却转到了家世门第出身上,个人道德品行反而被忽略掉了.这是<世说新语·方正>部分为我们展示出来的新内客.同时,通过对当时士大夫社交中"不交非类"取向的分析,笔者认为,<世说新语·方正>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方正"这种内涵上的新变化清楚地说明,门阀制度对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产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     

论广告中女性的德性培育

男权制意识形态通过霸权话语体系和性别制度构筑起男性社会的文明大厦,体现在广告中,女性以一种被奴化、异化的形式存在,并且深入到女性更深的精神意识层面。而在现代社会,女性经济地位有所提高,女性的德性培育、完整人格建立的需要更加明显。性别秩序的革新只有在女性充分意识到了自我的真实存在后,重新整合自身的意识行为,才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向旧有的性别秩序挑战,颠覆男性中心的概念秩序,摆脱女性在广告中的沦落地位。     

论教学制度的消极性伦理

正由于视角和理论来源的不同,学术界对于到底该如何理解教学制度伦理仍有一些争议。但是,大家总体上还是比较认可,制度伦理的应有之义在于制度本身的合伦理性。而从本质上讲,伦理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一个强调有所为,一个强调有所不为。由此,我们可以将教学制度伦理划分为教学制度的积极性伦理与消极性伦理,教学制度的积极性伦理强调制度的能为、有所为,彰显人类的崇高价值理想。与之相对,我们可将强调教学制度的不应为、不有所为的伦理诉求名之为教学制度的消极性伦理。譬如,时间制度旨在提高教学效率,     

论学校教学制度文明的三个核心评价标准

在当前教学改革中,教学制度的变革和修正已经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紧迫任务,也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越来越多的学校已经开始把教学改革重心放在制度文明建设方面。教学制度的改革与修正离不开对教学制度正当合理与否的评价。若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角度看,教学制度文明的核心评价标准应是秩序、权威、道德性。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组成了一个较为规范、较为灵活的评价系统。既为教学制度是否文明提供了新的标准,又为教学制度文明的实践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