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币升值预期,我国外汇储备也急剧地增长.为更好地加强外汇储备的管理,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分析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进出口差额、外债余额以及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财务资金收支阅读分析

中国的财务资金收支平衡表的子账户共有四项:经常项目账户、资本金融账户、官方储备以及错误和遗漏账户。错误和遗漏账户可分析项目有限,所以从前三项入手,通过《中国国际收支报告》从宏观上阅读和理解中国财务资金收支整体状况,再根据《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给出的数据来进行具体分析。     

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我国自2014年第二季度以来结束了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态势,而转向经常项目顺差,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国际储备下降,净国际资本流出的"新常态"。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首先运用汇率的国际收支说进行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的理论分析,然后选取汇率、净国际资本流动、利差3个变量,采集我国2006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四季度的国际收支季度数据,构建VAR模型,分析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对国际资本流动相当敏感,国际资本的流出,国内外利差正向扩大都会造成人民币贬值。     

短期国际资本、广义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起短期国际资本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对短期国际资本、广义货币供应量和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短期国际资本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是:在短期内,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显著引起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又会显著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出现波动.本文进一步结合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波动率是经济增长率发生波动的单项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中有约20%是由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波动率发生异动所致.     

我国热钱流动规模的测算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研究在直接法以及间接法的基础之上,探讨了热钱流动的隐藏渠道,并结合实际对我国热钱规模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1)热钱流动与中美利差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中美利差变动既不是热钱流动的格兰杰原因,并且热钱流动对中美利差的变动影响也很小。(2)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资产价格变动是热钱流动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最后从堵塞热钱流动隐藏渠道、探讨资本账目对外开放模式、预警资本流动逆向变化以及探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我国外汇储备函数及其误差修正模型

文章运用协整方法分析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汇率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研究这些变量与外汇储备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给出我国外汇储备函数.然后建立用于描述由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外汇储备变动的主要因素并给出结论.     

2001—2015年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问题引发了国内外大量学者和业内人士的关注。本文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汇率波动、国内外利率差异、国内的财政赤字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和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之间呈现了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通货膨胀率和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则不显著。     

资本账户开放的福利效应与政策选择

本文分析了资本账户开放研究的最新进展,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经验教训,开放状态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以及我国开放资本账户的前提条件和开放次序。重点探讨了资本账户开放对宏观经济特别是人均福利的实质性影响以及保证开放目标顺利实现的政策选择。结论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变得越来越复杂,只有与一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确定开放次序,并与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并行实施,才能使资本账户开放实现最优效果。     

前沿絮语

戴相龙:亚洲国家应加强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冲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十 三”(东盟与中、日、韩)短期资本流动管理与资本账户开放高级研讨会上说,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以及亚     

创业资本流动的交易成本研究

创业资本流动主要有直接流动和间接流动两种方式。通过两种流动方式的交易成本比较,发现间接流动方式具有无与伦比的制度优势。因为创业资本间接流动方式降低了发现具有潜在增长价值的创业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与创业企业的签约成本,减少了监督执行成本,同时三方互动的契约关系、显性的激励合同、隐性的激励机制都减少了交易成本的发生。     

中国国际收支核算矩阵(BPAM)的原理及构造——基于SAM表的框架

鉴于一般的国际收支平衡表难以反映国外与国内各部门的经济联系,本文立足以国外角度,遵循国际收支平衡矩阵原理,在社会核算矩阵(SAM)框架下构造一个SAM和国际收支核算相结合的国际收支平衡矩阵表式及相应的分块矩阵,用来反映国外与国内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国际收支结构分析、差额分析、对国内经济影响分析及预测等多角度分析。     

Technological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cas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he so-called technological balance of payments has been widely and controversially discussed as an indicator of a country's performance in innovative activity and its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he main virtue of data on technological payments is usually ascribed to the fact that they are related to the output of innovative activity rather than to the input. And output indicators of innovative activity are in great demand in research on technical change, but in notoriously short supply.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technological balance of payments in the case of the West German economy. The drawbacks of West German data on the patents and licences account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Then the patterns by industry and by country of the technological balance of payments are analyzed. Regarded across industrie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is found between receipts — but not for payments — on patents and licences, on the one hand, and domestic R&D intensity, on the other. Technological payments seem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 example, the bulk of payments to abroad is done by affiliates of foreign companies, to which only a very small fraction of receipts accrue. Taken together, there is no simp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chnological balance of payments position and the innovativeness of countries. It would, therefore, be misleading to interprete the overall large deficit of the West German patents and licences account as an indicator of technological weakness. Furthermore, changes in the balance, particularly in recent years, suggest an increasing improvement.     

导致中国“货币超发”因素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我国货币供应量已远大于国内生产总值,“货币超发”再次成为国内学者激烈讨论的话题之一。仅凭M2/GDP的高比值不能判断货币是否超发,而物价水平与M2紧密相关,因此,从M2的形成角度,分析M2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信贷规模和外汇储备是当前影响货币供应量的两大关键因素。因此,控制信贷规模和外汇储备量,实现二者的综合平衡,才会最大限度地避免可能出现的“货币超发”。     

欠发达地区城市土地储备融资方式探索

城市土地储备是经营城市与城市土地的核心环节，城市土地储备所需的巨额资金决定了土地储备融资在城市土地储备制度顺利实施中的举足轻重地位。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实力薄弱、政府财政创收能力低、外资利用率低的状况又使得其融资能力极低。对此，笔者通过分析和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探讨了欠发达地区如何加快城市土地储备机构的制度创新，以及构建包括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土地开发信托、土地权益置换、建立城市土地银行等多元化的土地储备融资方式。     

外资研发如何影响自主创新？——基于外资研发溢出路径的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本文突破外资研发投入直接影响自主创新产出的研究范式,提出外资研发投入直接影响内资创新投入而间接影响内资创新产出的外资研发溢出路径,构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两阶段模型及其联合分析的理论框架,从资本和劳动两种创新要素的维度,考察外资企业研发投入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差异。基于中国11个高技术产业2004-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外资研发对自主创新既有抑制作用又有促进作用,外资研发资本投入会抑制内资企业创新产出,外资研发劳动投入会促进内资企业的创新产出。     

海南省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初探

自然保护区对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协调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决策者和社区公众共同关注的问题，构建适宜的生态补偿机制日益成为解决自然保护区所面临问题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以海南省为案例，从社区居民问卷分析和机构调查分析入手，分析自然保护区设立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讨论建立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途径、方法和实现机制。研究表明，保护区大部分农户对保护区的建立持赞同态度，这种态度受被调查者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影响。从总体上看，自然保护区设立对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保护区的建立限制了保护区大多数居民收入的增加，他们也没有因此得到应有的补偿。保护区管理机构和居民面临的共同问题是资金不足，由此带来保护区保护与周边社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表现为保护与社区经济收入的冲突、耕地面积减少与剩余劳动力增加的冲突。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发利用保护区资源，给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很大问题。研究探讨了在海南省自然保护区建立生态补偿的核心问题，包括补偿原则、补偿主－客体的确定、补偿标准制定、补偿手段和实现机制。确定了基于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和农民受偿意愿两个因素的补偿标准，明确了人类对保护区生态环境的行为方式和补偿金收取渠道、支出渠道以及相应的管理机构，提出了构建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设想。     

外资流动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影响的分析

2008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资本流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速度明显放缓。本文分析了外资流动的状况及其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并利用截至2008年11月的相关统计数据,对未来房地产市场利用外资情况进行了预测,同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三重知识溢出与新兴经济体创新升级

综合考究本土外资知识溢出、逆向知识溢出和本土内资知识溢出对新兴经济体的系统性影响,有助于深度认识知识溢出体系在国内创新升级中所扮演角色,发现创新拐点。文中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三重知识溢出的整体关联性,并在异质性样本条件下实证了该整体与我国创新升级之间的内在关联。结果显示：整体视角下,三重知识溢出对国内创新升级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分视角下,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资知识溢出和本土内资知识溢出组合在总效应方面正向促进国内创新升级,但本土外资知识溢出的直接效应以及逆向知识溢出发挥的间接效应与国内创新升级表现为负相关;来自非沿线国家的三重知识溢出总效应对国内创新升级同样表现出正向促进作用,但逆向知识溢出的直接效应表现为抑制作用;此外,所有样本检验结果均表明知识溢出方和知识接收方之间技术差距有益于促进国内创新升级,但双方的人力资本差距与国内创新升级负相关。     

外汇储备增长与东西部贫富差距扩大的实证分析

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使我国货币供给渠道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外汇占款投放为主渠道的货币投放结构,使资源向东部沿海地区、外贸部门倾斜,资金分配的不平衡加大了东西部贫富差距,很有可能使我国步入“贫困化增长”。本文对外汇储备增长与东西部差距扩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储备意愿的实证研究

我们将资本流动引入到Frenkel等人的储备意愿模型，利用16个新兴市场国家和15个发达国家1985年到200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实际外汇储备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储备意愿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注重进口和资本流动对储备的影响，而发达国家比新兴市场国家更注重进口波动的影响；各国储备意愿的差异影响着各国实际储备的变化，而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各国储蓄文化的差异；同时同类国家的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储备意愿产生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