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对卫宏《诗序》与《郑笺》的批评

魏源《诗古微》认为《毛诗》本无所谓序,今存《诗序》是卫宏依托毛公之义附益而成,故《诗序》有两个部分,一是合于《诗经》的毛公之义部分,一是在性质上完全与西汉四家诗背道而驰的卫宏附益部分。卫宏造《序》是《毛诗》本义不明的根源所在,而郑玄《毛诗笺》却多采卫宏的误说,孔疏又守郑笺之说,三者一脉相承,使西汉四家诗之义愈以晦涩。     

郑樵、朱熹《诗》学传承关系考论

在《诗经》阐释史上,对毛诗序传进行系统全面清理与批驳的,首倡者郑樵,响应者朱熹;弃《序》说《诗》,以己意为之序,在解《诗》实践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毛诗序传的影响的首推郑樵,继以朱熹;对《诗经》作声歌还原说解和将郑卫之诗多视为男女淫诗的同样是郑樵前呼,朱熹后应;郑樵作《诗传》《诗辨妄》,朱熹作《诗集传》《诗序辨说》。郑樵《诗》学的创新观点经朱子发扬光大,开拓了《诗经》宋学的崭新疆域。     

子大叔赋《褰裳》诗寓意评析

子大叔赋《褰裳》诗的寓意,历来学者由于对诗本义、春秋时期赋诗方式及赋诗背景的不同理解而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子大叔赋诗寓意正是《毛诗序》之义,为思大国之正己;有的认为子大叔赋诗暗示威胁;还有学者认为子大叔赋诗是表达怨言。如果从赋诗当时晋、郑两国实力、赋诗人物之间的关系及赋诗的效果诸方面分析,《褰裳》诗的本义即"思大国正己"最为恰当。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孔子的“言诗”与《毛诗序》的释诗

《论语》中载有孔子与弟子子夏关于《诗经》的对话,称赞子夏"可与言诗"。所谓"言诗",历来理解为对《诗经》义的讨论,从而把子夏言诗作为他通晓《诗经》之本义并写作《毛诗序》的证据。其实,孔子的"言诗"是"赋诗言志"的意思,它在春秋时代是从属于礼乐仪式的说话方法,与后来直接讲解《诗经》的《毛诗序》没有关系。孔子对于《诗经》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赋诗"而展开的,而并没有阐释《诗经》之本义。战国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由礼乐仪式转为经典,才产生了企图诸首解释《诗经》的《毛诗序》。但因为释《诗经》者仍未脱离上古以礼乐为治的时代所形成的隐喻思维模式,仍然用发微索隐的方式去理解《诗经》,故使《诗经》的本义长期被掩埋。     

钟嵘《诗品》：中国诗学观念“自觉”的里程碑——以《毛诗序》与《诗品序》比较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通过比较《毛诗序》与钟嵘《诗品序》在诗歌感物论、六义论、诗体论、诗教论等方面的相关论述,探讨了《诗品序》之于《毛诗序》论断的借用与回避、发挥与偏离,从中发现两者在基本诗学观念方面的巨大差异,从而阐发诗学观念＂自觉＂的基本内涵,进而分析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诗学＂自觉＂的多重历史动因,以期可以管窥魏晋南北朝诗学之巨大进步。     

朱熹《诗集传》对《毛诗序》诗旨取舍原因浅析

东汉之后，《诗序》成为对诗义最为权威的论述，然自北宋欧阳修以来，学者不满汉唐旧注，对《小序》、毛《传》、郑《笺》都提出了怀疑，其中对《诗序》批驳尤为激烈。朱熹的《诗集传》就是在这个疑经改经、存序反序斗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本文以《二南》、《郑风》的作品为例，探讨朱熹《诗集传》对《毛诗序》诗旨取舍的原因。     

《毛诗序》作者及成书考辨

《毛诗序》之作者及成书,自古争论颇多,很多诗义解读于今看来颇为牵强,这种解读方式与先秦时期诗三百的结集方式及用途有关,诚如清魏源所云:"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毛诗序"概念虽晚出,但其基本内容及核心观念在先秦已形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周代礼乐文化,《毛诗序》的形成非一时一人之力,乃是周太师及后世儒家学者基于儒家话语系统不断损益的结果。     

从“合语”礼看《毛诗序》之来源

《毛诗序》最遭人诟病者,莫过于以后妃之志或文王之化解释诗义.现代学者多认为与文王后妃之事无关,而只是普通的爱情诗歌,《毛诗序》的说法实属牵强,是汉人的附会之辞.通过对“合语”礼的考察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就已存在以文王之道德教化说诗的传统,《毛诗序》以后妃之志或文王之化解诗正是对西周诗说传统的继承,并非完全是汉人的造作与附会之辞.     

钟嵘诗学的《诗》学母体及其转化——从《诗》六义到诗三义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了诗三义的概念,其与《毛诗序》的《诗》六义之间貌似存在着意义关联,然在本质上却并不相同.《诗》六义的提出乃基于诗教说的前提,从六诗到六义,说明了《诗》学阐释由诗教立场而经学立场的发展变化.而钟嵘对于诗三义的揭示与阐释,虽然与《毛诗序》的《诗》六义之间存在着语词、语义上的关联,然而其去经学化的立场却是十分显著的.钟嵘追溯诗歌源流上至风雅,看似是宗经思想的支配,然而究其原因,一方面缘于齐梁人的《诗》源共识,一方面宗经实为一种表象,钟嵘恰恰是在经学的语汇范畴中寻求到了诗学领域内的突破.与汉唐经学思想笼罩下的经典诗学相比,钟嵘诗三义的揭橥在六朝诗学史上的价值应该受到足够重视.     

关于《毛诗序》(上)

《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目录:序上,第一篇即卜子夏《毛诗序》。唐成伯玙《毛诗指说》引昭明太子李贤说:“大序是子夏全制”。此“大序”即指《文选》之《毛诗序》。李贤所据,是东汉郑玄说。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五引北周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案,郑玄《诗谱》已亡,唯序存,附《毛诗正义》中,不见此语。仅《毛诗·小雅·常棣正义》引《郑志·答张逸》曰:“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但是沈重却不引《郑志》,可能因为《诗谱》才是郑玄亲手写定的书。 可是郑玄没有摆出他所根据的资料。是有根据,或是出于推论?终是一个悬案。     

由“笙诗”看《毛诗序》完成时间

郑玄认为＂笙诗＂亡于战国及秦之世,实际是为了解释《毛诗序》＂有其义而亡其辞＂所作的一种推测。＂笙诗＂本非《诗经》所有,前人从＂有声无辞＂、编什、篇题重复、＂笙诗＂《序》等方面都作了论述。而从汉代四家《诗》来源看,四家《诗》皆得自＂讽诵＂,三家《诗》却无＂笙诗＂。《诗经》在秦焚书前传播广泛,却没有征引六＂笙诗＂之辞的资料。＂笙诗＂加入《诗经》应在刘歆《七略》成书之后,即哀帝建平元年之后。元始五年,王莽征通知《毛诗》等典籍的异能之士,以民间学术校正学官学术,加入＂笙诗＂的《毛诗》进入官学系统,为人们接受。《毛诗》学者入＂笙诗＂于《诗经》,除受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启发外,也与人们把经书看作＂应时而作＂、可以损益的观念有关。从《汉书.儒林传》＂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一语来看,入＂笙诗＂于《诗经》的学者很可能就是徐敖。故《毛诗序》最后完成应该在建平元年至元始五年期间。     

《毛诗序》和《诗品序》文学观念的浅略比较

《毛诗序》和《诗品序》都是我国古代诗论的专著,在“诗的国度”的我国长期的诗歌创作和评论中,都产生过久远深厚的影响。它们问世的时间有先有后,但在文学观念上却不能视为“衣钵相承”之作。本文从四个方面评价和比较了它们的文学观念。     

《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的渊源关系

汉代的诗学，基本上是《诗经》学，而《毛诗序》就是汉代《诗》学的纲领与津梁。“温柔敦厚”的“《诗》教”与《毛诗序》融合以后，“四始”、“六义”，“美刺”、“比兴”，“风雅正变”，“吟咏情性”，“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等重要的诗学范畴，形成了汉代《诗》学的体系，并对汉以后的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刘勰的诗乐观与《乐记》和《汉书&;#183;礼乐志》的关系紧密。受《毛诗序》的影响，刘勰弘扬了“四始”、“六义”。在美刺比兴方面，刘勰发展了《毛诗序》及汉儒各家对比兴的解释。另外，《文心雕龙》还继承和发展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上博《诗论》与《毛诗序》的研究

上博《诗论》发布和研究,推动了《毛诗序》研究。文章认为,《诗论》发现对深化《毛诗序》研究具有启发性。通过考察四个《毛诗》的关键性版本,再结合文献中相关记载,确实透露出了《毛诗序》作者、作期的信息:首先,《毛诗故训传》本为一体之作,《毛诗故训传》本来就包含有《序》和《传》两部分;其次,今所见最早单疏本《毛诗正义》,对考察了解汉代《毛诗》版本样式,提供了重要实物参考;第三,《毛诗正义》发布后,推动了《毛诗》传播,必须重视李善所代表的唐初普遍认可的关于《毛诗序》《毛传》作者的意见。另外,文章还澄清《毛诗序》研究中的认识问题。     

《孔子诗论》与《毛诗序》解“诗”之比较

正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孔子诗论》所体现的"以人为本"、以"情志"为基础说诗的阐释精神基本上被汉儒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政治伦理意义的发掘。《毛诗序》说诗基本上忽略了诗人个体情志,而着意追求诗歌背后所负载的历史沉淀,以求施用于政治。又因二者同为解《诗》之作,前已论及二者思想上的渊源,那么由具体窥见一般,可看到《诗论》与《毛诗序》的不同。一、入《诗》之内与出《诗》之外——指向的不同《孔子诗论》论诗注重《诗》的思想内涵,也有对诗     

诗六义辨说

“六义”的名称最先见于东汉卫宏所写的《毛诗序》,他在序中谈过《诗经》的功加之后,接着就论述《诗经》的体制和表现方法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在《毛诗序》之前,《周礼·春官·大师》已有“大师教六诗”的记载,其中“六诗”的内容和排列顺序与“六义”全同。由于同一赋、比、兴、风、雅、颂,《毛诗序》称六义,《周礼》称“六诗”,于是后人对“六义”或“六诗”就产生了不同的解释。各家的解释虽不同,就其大略而论,基本上只有“六诗皆体”和“三体三用”两说。兹依次列举如下:     

《诗经》可能不止“风雅颂”

<正>说起“《诗经》六义”，我们就会想到“风雅颂赋比兴”。这个观念较早出现在《周礼·春官·大师》中：“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又总结归纳，在《毛诗正义》中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再评价

《诗经》的教化观点，从孔子时代开始，一直贯穿到汉代。《毛诗序》的解诗方式完全是乘承孔子而来的，和《孔子诗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由于时代的原因，《毛诗序》的美刺说对《诗经》有许多错误的理解。然而，无论《毛诗序》对诗义的解说是否正确。对整个中国思想史产生重要作用的都是它。首先，《毛诗序》是我国诗歌产生以来对诗歌的创作的第一次理论总结，强调了“情”对诗歌创作的作用。其次，《毛诗序》中的许多论点，都成为众多古代作家所熟知的典故。所以说，《毛诗序》是一份珍贵的学遗产，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     

从苏辙对《毛诗序》的辩驳论其诗学思想

苏辙是北宋名的学家，思想家和政论家，《诗集传》是其研读《诗经》的重要学术作，此书阐述了他独特的《诗经》学思想和政治学态度，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诗序》的束缚，对于《诗序》的作及其尊废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并主张序言诗，这在整个《诗经》学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探讨了苏辙在《诗集传》中对于《毛诗序》的辩驳，以正视苏辙在《诗经》学只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