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理论的立场和应用

商谈伦理学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道德认知主义,反对道德非认知主义、怀疑主义,坚持普遍主义,反对相对主义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理论的鲜明立场.商谈伦理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民主政治领域、公共哲学领域和网络道德教育领域.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理论具有典范转换的重大意义,但也面临实践困境.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学的继承和超越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从理性到交往理性。他们都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的普遍性原则，但康德的理性是个体理性，而哈贝马斯则在语言哲学的范式里建立了交往理性。其次，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这突出体现在“自我同一性”问题上。在哈贝马斯那里，自我同一性已不再是康德式的孤独主体的自我反思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彼此承认和相互认同关系。再次，从先验性到程序性。康德用先验性的理性来证明道德的普遍性。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是任何商谈、论证都必须满足的合理程序。是一个程序性的概念。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及其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以语言为基础，以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为核心内容，主张通过主体间的商谈、交往保证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商谈伦理对道德教育的启示在于：道德教育的发展方向是以“商谈”为过程原则，通过主体间道德话语的商谈论证，力求避免道德灌输与道德相对主义，最终促进道德主体的协调发展。     

舍勒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误解

舍勒的质料价值伦理学是为哲学的伦理学进行科学和实证的奠基,进行伦理学人格主义的构建;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为真正的道德制定普遍的、必然的、无条件的衡量标准,是为道德中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寻找答案。舍勒认为康德拒绝任何一门善业伦理学,犯了"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错误,只要承认康德道德命令的合理性,我们就无法走向一门关于伦常价值的规范学说。舍勒的质料价值伦理学对康德的"先天"、"形式"、"动机"存在严重曲解,在道德认识和道德判断的根基问题上,舍勒质料的价值伦理学所依据的"现象学直观"与康德的"纯粹直观"并无二致,舍勒用质料的先天性反驳康德的形式的先天性、用质料的价值伦理学批判康德的道德命令是顾左右而言他。     

道德价值的来源与情感的地位——略论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伦理思想的某种相似性

伦理学本应影响人类生活与道德实践,但现代道德哲学却越来越缺乏这种能力。美德伦理学的当代复兴,正是为了反思现代困境,重塑伦理学直指人心的力量。为此,当代美德伦理学者基于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之间的差异,尝试系统建构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的道德心理基础。然而,这种阐释路径可能忽视了古今之间伦理思想的一致性与连贯性。以“道德价值”问题为切入点,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文本,从而展示康德的自律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思想之间所具有的惊人的相似性,即：人们基于理性的主动选择,才能赋予行为以道德价值。因此,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理论并无本质的冲突或矛盾。如果对亚里士多德立场进行适当修订,便可以同康德的主要观点彼此结合。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探赜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思想基础是"交往行动的概念",核心内容可以归结为"可普遍化原则(U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D原则)",基本特征是一种"合法性程序"的形式主义。尽管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被批判和责难为带有道德乌托邦的明显色彩,但乌托邦理性的批判绝不意味着放弃必不可少的理想化。     

德沃金是如何解决当代道德哲学困境的

当代道德哲学面临的困境是: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与个人行为动机相分离,即道德原则与个人本真生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康德道德哲学、功利主义道德哲学以及美德伦理学从不同角度解决当代道德哲学困境,但都没有成功。德沃金运用独特的价值哲学方法——融贯论的解释方法,成功地消解了道德原则与个人本真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     

试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思想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伦理学,指出交往行动实质上是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商谈（对话）关系。商谈是其核心概念,普遍化原则和话语原则是其两大原则,认知主义和程序主义是其基本特征。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了他的交往理论的论证过程,把理论层面的交往理性扩展到实践层面的交往理性,并将商谈伦理学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     

论伯纳德·威廉斯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

伯纳德·威廉斯将康德伦理学勘定为“奇特的道德体系”并提出了批评。他从行动者的独特视角出发,对康德伦理学的三个特征及其破坏性效应展开批判：义务的动机实属多此一举,这忽视了行动者的个性,不偏不倚的道德要求使得我们建立了冷漠的个人关系,至高无上的主题的不合理要求侵犯了个人的完整性。许多学者的回应与质疑进一步阐释与扩展了威廉斯的批评,并构成了现代道德哲学论争的新主题与视线,同时也代表着一些主流的社会与政治理论。     

通向自由之路——哈贝马斯“自我同一性”的危机与重构

根据不同的交往行为结构,哈贝马斯把行为主体的同一性分为自然的同一性、角色的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三个阶段。哈贝马斯认为前两个阶段的行为主体在处于道德的临界状态时都不能有效地解决同一性的危机,只有到了全面的语言伦理学意义上的自我同一性才能真正地实现主体的自由同一。本文从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出发,通过论述哈贝马斯对自我同一性基本概念内涵的规范和有关自我同一性形成与发展理论的批判,结合道德发展的逻辑,对哈贝马斯的自我同一性理论的形成、危机与重构进行简要的论述。     

道德情感与道德知识——牟宗三对康德“Das Moralische Gefühl”一语的翻译和理解

"道德情感"(Das Moralische Gefühl)是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概念,致力于用中文消化吸收康德学的牟宗三,在翻译《康德的道德哲学》时给出了与众不同的译解。道德情感究竟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先天禀赋?道德情感是否能够作为道德知识的来源?道德情感究竟是对什么东西的感受?在这些富有意义的重要理论问题上,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理解似有诸多可以商榷之处。     

皮亚杰儿童规则意识研究的道德哲学解读

道德哲学和道德发展心理学存在互释的空间,本文应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及其话语伦理学解读皮亚杰关于儿童游戏规则意识发展的研究,从交往关系的角度理解皮亚杰的道德建构主义,特别是儿童道德意识发展中的两种道德理想类型,辩明在哲学中作为理性事实的道德意识在儿童的道德发展中是通过特定交往活动尤其是儿童游戏建构出的理性能力.     

道德理性与伦理精神——论黑格尔伦理对道德的超越

伦理和道德的区分是黑格尔伦理学的特色,这与其把伦理学奠基于"精神"之上而区别于康德把道德哲学奠基于"理性"之上有密切关系.首先对"精神"与"理性"作概念上的厘清,进而论述黑格尔对主观性道德中的任性的批判以及如何在伦理义务中实现真实的自由,有重要意义.     

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的两个出发点

现代性问题指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困境,表现为人自身价值的空虚和存在意义的缺乏感。基于以往哲学家关于现代性问题研究的反思和语言学的转向,哈贝马斯从交往维度重建了现代性哲学。哈贝马斯高度称赞黑格尔将现代性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但指出其因困在意识哲学的范式中而并未真正解决现代性问题;他吸收了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同时对其错误认知做出纠正。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行为理论,用主体间的商谈伦理学构建现代性新的规范性基础。     

论康德道德世界观的基本特征及其困境

康德在对人类理性能力的分析过程中,主张把科学思维方式限制在现象领域之内,认为形而上学唯有作为伦理学才是可能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康德的形而上学思想称为“道德世界观”。然而康德对道德领域的探究采取的却是一种分析、分解的逻辑架构之路,所以使得他的道德哲学在终极的意义上只能是一种外在超越型的他律道德。这样一来,他也只好通过审美判断来沟通“两界”以达到“物自体”了。     

论哈贝马斯与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争论

在理性多元论的情况下,为了使正义原则能够达成重叠共识,公共理性要求我们只诉诸于人们普遍接受的常识性信念和推理形式来推演正义原则。哈贝马斯批评罗尔斯的论证缺少一个公共的道德视角、混淆了可接受性与实际接受的区别,以及误解了道德真理。罗尔斯认为他的论证是一种理性的公共证明,而不是一种妥协,并且认为没有必要承认重叠共识的认知意义。我们认为,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限制了公共理性,道德哲学不应该放弃道德真理的追问,哈贝马斯的道德商谈模式更能保证社会的团结。     

有关道德的基本概念

道德学:即“道德科学”。一般说来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也有学者认为道德学不同于伦理学。学术史曾分科学为三大类:一般哲学、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一般哲学包括数理哲学、自然哲学、人生哲学和文化哲学,道德哲学(伦理学)属于文化哲学;理论科学包括数学、自然科学、人的科学和文化科学,道德学属于人的科学。由此,道德哲学(伦理学)是研究道德现象的一般科学,道德学是关于道德品质的培养、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具体学科。 道德体系:是道德理论、原则、规范、和范畴的总和。表现为完整系统的理论形态和明确的道德原则,规范和范畴的规定。     

德沃金是如何解决康德道德哲学的困境的

康德道德哲学的困境是个人生活动机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分离,其根源在于康德将脱离了情感的理性客观性作为建构道德法则的基础。德沃金将生活价值的客观性作为建构道德法则的基础,解决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困境。     

走出现代道德困境的尝试——兼论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

古希腊的德性传统自近代以来已经退居边缘地带,为寻求摆脱道德困境的出路,麦金太尔在追溯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德性传统的同时,试图以他的德性伦理来摆脱西方社会的道德困境。由此,他展开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深刻批评,提出了走出道德困境的若干可能性尝试：回归亚里士多德,用传统叙事的方式研究道德哲学,重建目的论,建构各种形式的道德共同体。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对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即把伦理学思考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如何向传统学习。     

马克思、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与行政执法的改进

马克思交往理论认为,交往促进了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交往还推动着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和＂商谈伦理学＂认为,交往行为要以相互理解为基础,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核心是行为主体之间进行没有强制性的诚实的对话和交流。马克思、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分别从宏观上或微观上有利于我们确立科学合理的执法目标、改进执法理念、改善执法模式和改进执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