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效法张良“忍耐”精神的反动实质

在林彪卧室中,他亲自抄录了宋代地主阶级保守派人物苏轼《留侯论》中一段话,写成条幅,挂在墙上,日夜重温,念念不忘。这段话是: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注:《留侯论》原文是“卒然”,林彪改为“骤然”,在“卒然临之”之前,原文有“天下有大勇者”,在“无故加之而不怒”后,原文有“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①“留侯”是汉代张良的封号。苏轼的《留侯论》是专门颂扬张良的。苏轼推崇张良有“盖世之才”、是“天下大勇者”,是一个有“过人之节”的古代“豪杰”。他总结     

司马迁屈骚批评析义

司马迁与屈原均以宏文名垂千古,但屈原之“志”为“存君兴国”,即通过君王来实现其“美政”理想,把楚国的事情办好;司马迁之“志”是撰著《史记》,以期名垂后世。屈原“无我”,司马迁“为我”;屈原无心插柳柳成荫,司马迁则是有意栽花花盛开。     

王龙溪“外王”理论与实践之特质

王龙溪的“外王”理论与实践是建立在其心学理论基础上,以“现成良知”为理论基础,以“仁政王道”为根本原则,以“一体之治”为最终目标.实现了治心与治世、良知与治政、一体与治世、为学与为政、兴学与化民的统一;体现了儒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内在品质和兼济天下、淑世救世的“外王”精神;彰显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精神.     

词法: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以苏轼、秦观为例

宋代词人苏轼、秦观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拓宽了词的艺术领域,使得宋词的创作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虽苏轼与秦观的关系密切,但两人的“词法”别具一格.苏轼的词法是“以诗为词”、秦观的词法是“以赋为词”,它们在后世看来只起到“装饰”作用的而无具体含义.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仅以独特方式的排列、组合起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还包括词体性质、复杂的观念、想象的意义在内,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能够激起人们的审美情感,主宰着作品的生命.从秦观、苏轼两人的“词法”创作特点出发,人们能够对两人的“词法”创作有一定的客观认识和定位.     

缘何愁心寄明月--《前赤壁赋》中“月”的意象

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被贬至黄州,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此时的苏轼,政治上失意苦闷,精神上孤独抑郁,但所谓“诗穷而后工”,正是在这特殊的时期,苏轼创作了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前赤壁赋》。     

“健康中国”视域下体育的价值定位、历史使命及其实现路径——基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与战略

摘要：“健康中国”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和战略体系之一,其对体育全面承担健康治理工程做出了明确布局。鉴于此,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制度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基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体育发展为研究对象,对“健康中国”的体育使命及其实现的路径进行了探究。研究认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体育应主动承担起相应的使命,才能基于社会整体的健康治理构建自身的动力系统;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体育的使命是多元、跨界和协同的,主要包括惠民使命、经济使命、文化使命、政治使命和生态使命;以上5个使命实现的关键路径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育思想、创建和完善体育跨界发展的制度体系、重塑运动项目的健康促进体系和建立互联网的体育科技创新平台。研究目的在于为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体育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黄老思想及其对汉初治道之影响

黄老之学是战国中期以后道家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主要特点是“兼收并蓄”百家之学。“无为而治”是汉初黄老治道的理论基础，“民本”、“农本”、“法术”、“德治”等则是这一理论的历史内涵与具体实践，是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手段。汉初黄老风行，与其本身的特点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也是社会政治从谋夺之术向守政之道转化的必然产物     

修齐治平 有斐君子——《礼记·大学》“三纲”、“八目”今识

《礼记·大学》讲述封建统治集团应有好为人理政之道,重点是“三纲”、“八目”。论“修身”突出道德心理分析;论“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齐家”是前提,营建“治”、“平”之世界目标。《大学》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它的道德理想人格——君子。     

苏轼论“营度”

苏轼论“营度”以“知”“物”为前提,强调保持“空”、“静”的心态,达到“竹化”(“物化”)的精神境界,以营造“成竹”的意象。     

中国古代官吏调动下属积极性的理论与实践

调动下属积极性,使之“尽其巧,毕其能”,是古今中外领导者永远研究不完的课题。本文重点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治政“驭”下的成功经验及思想理论     

谈苏轼的“以诗为词”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是豪放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词作对后世影响很大。在词论上,苏轼提出了“以诗为词”的革新主张,并以此作为其创作的基点。自北宋中后期开始,文人对“以诗为词”可说是褒贬不一,众说纷纭,毁誉互参,许多评论家都有精辟的论述。苏轼的“以诗为词”在他的词作上也有体现,创作了一些既有婉约派的特点又更具豪放派特点的词,在词的音律、内容、形式方面都作了创新,突破了以往词创作的束缚,开创了一代词风,为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山水九江

<正>江西省九江市,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素有“江西北大门”之称。九江位于四省交界处,又被称作是“三江之口,七省通衢”。千百年来,文人雅士在此云集,留下的故事与诗篇多如繁星。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宋人“书法尚意”论中“意”字内涵刍议

苏轼、黄庭坚等人倡导的“书法尚意”理论与书法实践,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意”的内涵是理解“书法尚意”的关键,值得进行深入探究和考辨。从“意”字的释义可以阐发出“心意”“情意”“任意”“新意”四个关键词。结合对苏轼《寒食帖》等书法名篇的欣赏,对“尚意”论中的“意”字进行解析,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和领悟“书法尚意”论的丰富内涵。     

林彪为什么看中苏轼

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苏轼,把苏轼的谰言写了两个条幅,挂在卧室,奉为“座右铭”,这决不是偶然的。探索林彪为什么看中苏轼,有助于我们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有助于进一步揭露林彪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 (一) 林彪看中苏轼,其首要原因,在于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顽固派。在北宋时期,围绕着王安石变法,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儒法斗争。王安石针对当时“富者财产布满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的社会矛盾,从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尊法反     

"以德治国"与审计干部的德育探索

一、导言 子日:“夫民教之以德,齐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蓓之,则民有孙心。”古人早在春秋时期就知道了用礼治德化治国、治政的道理,春秋五霸正是在以礼治德化治国、治政,才成就其大业的。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确立,人民的生活还不是很富裕,一些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及迷信腐朽的思潮乘机而动,致使极少数人的道德意识低下,在利益的驱使下,放弃了原则、道德、法律,如果只施以以法治国显而易见是远远不够的,这时辅以以德治国、治政显得尤为重要。     

苏轼的军事体育思想与实践

本文对苏轼的军事体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苏轼的军事体育思想是针对当时外患频仍、统治秩序不稳定、急需加强军事力量的现实情况而提出的。他在任地方官时推行了“严军政”“教战守”、“训兵旅”等强军措施，对于巩固边防、稳定社会秩序均起了积极作用。同时指出，苏轼不仅在文学上有很高的成就，而且注重体育锻炼，骑术好、射术精，是文武双全的人才。     

试论媒介融合视域下中国“政员微博”的兴起及其发展模式

媒介融合作为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必然发展趋势,对当代的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日益强化的“三网融合”的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微博现象”已成为互联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政员微博”作为微博队伍中重要的一支,越来越彰显其特有的价值。与传统传播渠道相比,“政员微博”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在“双向性互动”,去“中性化受众”以及作为新兴的传播工具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政员微博”也存在着不足,加强“政员微博”中主体和客体的媒介素质,并形成一种替代传播模式,即“信源一媒介一信源”,应成为引导“政员微博”的健康发展的方向。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之比较

苏轼和程颐都是北宋易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比较二人易学动静观,显示出理学和庄玄之学这两种解《周易》思路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程颐、苏轼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而苏轼的"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于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     

苏轼发愤“识遍天下字”

苏轼年少时就博览群书,才智过人,常常受人夸奖,不觉有些飘飘然。有一天,苏轼在自家大门上写下一副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瞧这口气,真有“天下第一”的样子。过往的行人看了,有的夸赞,也有人摇摇头,觉得苏轼的海口夸得太大了。     

通经致用 以“礼”彰理——王安石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论析

为让儒家理论更好地为国家治理服务,王安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综合了黄老、法家之学,建构了自身的“荆公新学”。他吸收董仲舒的天人观,重述仁为天心的仁本观,并由此阐发出其本人的性命观。同时将性命同天道、人道联系起来,剔除汉儒谶纬之说的神秘部分,并将它们当做训导人民向善的工具,于朝野开展其维新之政,重申周礼以达通经致用、以“礼”彰理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