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组态与海洋企业技术创新——基于30家海工装备制造企业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以30家海工装备制造企业为研究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自愿型环境规制以及隐性环境规制四个方面探究影响海洋企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组态.研究发现,产生高技术创新绩效和非高技术创新绩效的组态解分别有两个;自愿型环境规制与隐性环境规制之间存在潜在替代关系;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难以为环境规制的制定提供有力依据。本文通过剖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Sys-GMM估计法测度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均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曲线关系；FDI、要素结构和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企业生态创新，产业结构和教育投入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间接作用受FDI、要素结构和研发投入影响，其中，环境规制通过FDI、研发投入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通过要素结构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负向作用。     

自愿型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以ISO14001标准为例

政府的环境政策是驱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而作为一种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的ISO14001标准是传统环境规制手段的补充.根据利益相关者和自然资源基础观等理论,本文提出了自愿环境规制工具ISO14001标准认证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理论模型,并探讨了环境执法力度作为情境因素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2011—2015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解决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反向因果关系.研究发现,ISO14001标准认证会促进绿色创新,环境执法力度显著负向调节两者关系.研究结论在推动环境规制理论研究发展的同时,也对ISO14001标准实践具有重要的管理与政策启示作用.     

技术进步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

温室气体的无序排放是市场失灵的重要表象,必须通过政府的环境规制弥补市场自身缺陷性.环境规制的成效取决于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的大小,而创新补偿效应的本质可归结为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基于技术进步视角,实证分析2000-2014年中国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进步为碳排放绩效提升的重要动因,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不产生显著直接影响,但在滞后1～3年,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绩效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且这种作用高于技术进步本身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企业产品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创新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于创新的影响依赖于环境规制本身的累积程度,会表现出非线性的U型关系,并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产品创新呈现U型关系,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强度还未达到U型曲线的拐点,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此外,依据企业污染程度分行业来看,重度污染行业U型曲线的拐点位于轻度污染行业的右侧,即重度污染的企业需要更高的环境规制强度才能达到U型曲线的拐点,实现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因此,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环境规制与创新的关系,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并且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对不同行业企业实施差别政策,使环境规制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动力,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考察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及路径选择的影响,有利于中国实施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本文使用2013—2017年中国30个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将企业技术创新分为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引进,探究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均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且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和时序特征,部分验证了波特假说“弱”版本。具体如下：命令控制型工具在2016年新一轮“环保风暴”后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工具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呈现作用随年递减的趋势;相较于企业技术引进而言,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激励效果更大;在市场激励型工具中,碳交易市场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发挥了促进作用,且主要体现在外部引进方面。②分地区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结果与全国的结果呈现出相对的一致性;西部的结果符合波特假说“狭义”版本,即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西部工业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大。本文创新性地在环境规制中引入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和碳排放交易制度,细化了波特假说的内在作用机制,为国家进一步优化环境政策体系进而激励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科学依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转型——以沪深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为例

以2007—2013年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行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不同企业转型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行业内转型企业,技术创新、环境规制起推动转型作用,同时,技术创新增强了环境规制的影响;对扩张型转型企业,环境规制有促进作用,但技术创新对其并无影响,也不会改变环境规制对其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制订我国环境保护政策,加强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企业转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

本文分析并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探索式和开发式两种技术创新方式的权变影响.通过匹配多重来源数据发现： 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有助于刺激企业从事探索式创新,而对开发式创新的激励不明显.进一步地,作为政策或规则解读和执行的主体,地方官员和规制机构会显著影响环境规制的执行效果.以官员更替刻画的规制不确定性会减弱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刺激效应;以与规制机构打交道时间刻画的规制“官僚化”同样会削弱环境规制的正面效果.本文不仅丰富了探索式和开发式创新的前置因素研究,而且解释了有关环境规制与创新关系研究结论的不一致.     

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影响机制

针对市场型环境规制,从企业微观视角研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在包含市场型环境规制、风险承担水平、环境责任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下,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Tobit模型研究发现：（1）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这种影响是持久的,风险承担水平可以增强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环境责任则发挥了部分中介功能;（2）市场型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和小规模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更强。因此,企业应合理控制风险承担水平、加强环境责任、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从而赢得长期竞争优势。     

进入规制、产业横向整合与产业发展——基于中国光伏多晶硅产业的模拟解释

本文引入大、小企业假定,以及符合我国多晶硅产业特点的创新方式和大企业的兼并活动构建“History-friendly”模拟模型,模拟2006-2015年进入规制政策和产业横向整合对市场集中度、平均价格加成和企业倒闭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未来需求增长的环境下,进入规制政策降低了多晶硅产业市场集中度和平均价格加成;而产业横向整合提高了多晶硅市场集中度,在需求增长率低于一定限度时,明显降低了平均价格加成和企业倒闭率.     

董事会治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面对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有效整合内部治理和外部规制,直接关系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基于制度规制理论与技术创新理论,以2009-2014年45家重污染行业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董事会治理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本身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正向影响,董事会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正向显著影响,且董事会治理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呈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面对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的客观现实,并举外部环境政策落实和提高董事会治理水平,对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提质增效和减污排污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基于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1475家微观企业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检验融资约束和环境规制在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显著;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明显,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和企业创新间起到促进作用,但环境规制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产权性质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企业创...     

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及其比较研究

在创新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选择低碳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是其收益大于其他类型的创新活动。本文在传统的A-J模型框架内,引入低碳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系统分析了碳排放税、碳排放标准、减排补贴和碳排放许可四种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选择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每一种环境政策工具都存在一个最优水平,但其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和经济效益有所区别。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市场机制完善的环境政策工具更能促进企业选择低碳技术创新;而鼓励导向的环境政策工具更能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经济效益。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工具组合,提供理论指导。     

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成本——“环境导向”抑或“效率至上”？

   本文以企业创新的环境效益为切入点,选取2009—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企业技术创新对环境成本的影响,考察了技术创新的环境导向性,并分析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成本的作用机理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环境成本的下降,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等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且技术创新呈现“环境导向”,与自愿性环境成本相比,技术创新或通过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排放等,更有利于强制性环境成本的下降;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成本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重污染企业及环境规制程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环境经济后果检验,验证了创新的环境增益效应,还为企业投资方向选择、社会责任履行和政府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了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四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约束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基于PSM方法的研究

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研发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所制定的环境保护政策是否会对外资企业研发创新造成影响。文本利用2004~2007年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全面系统地评估了环境约束对外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外资企业研发创新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对外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不仅具有即时性,同时具有持续性;此外,研究还发现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类型外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公众参与下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生态技术创新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结合现实国情,将公众举报作为政府监督的有效来源纳入到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生态技术创新行为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中,通过对复制动态方程和演化稳定性的推导分析得到九种不同情形下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生态技术创新行为的策略选择,并运用数值仿真演示不同初始值和条件下的演化结果及演化路径,同时分析公众举报概率对政府和企业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较高的公众举报概率可以促进企业选择生态技术创新同时节省政府的监管成本。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公众的积极参与降低对企业的监管成本,从而完善环境规制的设计,实现经济和环境绩效的双赢。     

产业创新与环境规制能共赢吗？——来自江苏省制造业2004—2014 年19 个行业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与产业创新问题关系到地区乃至国家产业链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运用成本和收益分析, 解析企业创新与环境规制内在机理;基于江苏省制造业2004—2014 年19 个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Eviews 实证分 析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呈U 型,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企业技 术创新水平先下降再上升;另外,企业规模和企业净利润与企业创新水平正相关,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投入与 企业创新水平关系不显著。因此,制定合理适度的环境规制,从长期来看有利于企业创新,同时应辅以合理的企业 规模及与本产业相匹配的外商直接投资和人才引进政策。     

以发电设备制造业为例探讨企业环境创新的动力

环境创新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体现了环境因素对技术创新的约束作用。环境不仅影响产业的市场需求,甚至会制约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在技术推力、需求引力和环境要求三方共同作用下,需要通过环境创新来达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东汽在面临内外部环境压力、可再生能源开发前景和企业环境创新的技术实力时积极实施火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多电并举战略,探寻新的创新路径也验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