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司马懿之争考辨——兼与孟祥才先生商榷

曹爽、司马懿之争的性质,从古至今多有争议.<三国志>记载了不少褒司马、贬曹爽的言论,元人胡三省、清人王夫之、王懋竑、全祖望、钱大听、陈澧、李慈铭①等人都为曹爽、何晏被诬鸣不平,认为这是陈寿回护司马氏之笔,今人钱穆、杨耀坤、何兹全、王永平②认可这种说法.     

“淮南三叛”与曹魏后期政局

“淮南三叛”是曹魏后期的重大事件。其性质是曹魏集团地方力量在曹魏政权向司马氏政权转变中对司马氏集团的最后抗争。淮南之所以屡叛及其失败具有客观必然性。它是继高平陵事变后,曹魏后期政局转变的又一转折点。随着“三叛”的平定,“亡魏成晋”的局面最终形成。     

曹爽伐蜀之目的及其失败原因考析

关于曹爽伐蜀之动机及其失败之原因, 过去史学界的一些看法都失之肤浅。曹爽兴师伐蜀, 意在建功立业, 为政治专权创造条件。曹爽伐蜀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司马懿及其党羽的破坏     

魏晋“本无”、“肉刑”二题论争的微观阅读——从夏侯玄的著述说起

关于魏晋玄学代表人物夏侯玄的著述,《三国志》裴注引《魏氏春秋》曾有＂本无肉刑论＂的记载,或以其独立成篇,或混同于《通典》所载夏侯玄关于肉刑的论驳,不留心者实易望文生义。以宏观之解,＂本无肉刑论＂事关魏晋间政治、法律、哲学思想论争中＂本无＂、＂肉刑＂两大命题,现存史料也足以窥视、佐证。以微观之见,对史料本身保持审慎的态度,同时重视、参考、运用其他学术领域相通相关甚至相反的成果,都有益于思考和解决法律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才不至于将史料阅读分析的＂重新＂沦为简单的重复。     

要学司马懿 不当诸葛亮

东汉建安14年,周瑜与孙权定下"美人计",欲夺取荆州。诸葛亮支持迎亲,刘备害怕有诈,诸葛亮大笑":周瑜虽能用计,岂能出诸葛亮之料乎?略用小谋,使周瑜半筹不展!"随后交给保镖赵云三个锦囊,并"附耳"密嘱":三条妙计,依次而行。"三个锦囊何时何地使用又有详细安排":一     

魏博镇对唐后期政局的影响

史家认为唐后期藩镇之祸主要因为河朔三镇割据。事实上,唐后期祸乱的主因在魏博镇。一是代宗姑息纵容,致使魏博地方独立化的实现,独立化主要包括地方专制集权和藩兵嗜利集团的形成;二是魏博镇影响其他方镇,为求土地子孙相传,推动藩镇联盟的形成;三是魏博式的骄兵成为左右藩镇,甚至是关乎唐朝存亡的力量。德宗锐意削藩的失败,宪宗短暂中兴的实现,穆宗长庆销兵的破产,朱全忠灭唐终成霸业,均与魏博镇的影响有关。     

成德镇辖区变化对唐后期政局的影响

成德镇辖区变化反映的是唐朝廷与河朔三镇利益的争夺,其成因与朝廷试图控制河朔有关.成德镇是控制河北三镇的重要因素,其势力强则可以牵制幽州和魏博;若其实力过强,难以控制,朝廷则会缩小其辖区,增强其周边方镇.冀州、沧州、德州、棣州割隶成德,是朝廷意图通过增强成德镇,使河北三镇能相互抗衡,彼此牵制,以便朝廷控制河北.而易、定、沧三州另置义武节度,德、棣二州割隶横海军节度,目的又是为牵制骄横的成德镇.朝廷对成德镇辖区的调整,意在控制河朔三镇,河北稳定又利于朝廷稳控全国方镇.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仍能延续上百年与此不无关系.     

孙权后期弊政及对孙吴政局的影响

孙权是三国鼎立时期的一代英主,正是他的励精图治才使得孙吴在魏、吴、蜀三国中国运最长.然而,由于自身性格特点和客观环境变化,在他统治后期也出现了许多弊政,如猜忌杀戮重臣;虚伪自持,好大喜功;立嗣举棋不定,废长立幼;币制紊乱,刑法苛重,任用酷吏等.这些弊政耗费了大量财富,使得孙吴后期人才调零,权臣和宗室专权,加速了孙吴政权的衰亡.     

唐朝后期颍州隶属变动及其对政局的影响

唐代后期,颍州先后隶河南、陈郑、淮西、泽潞、泾原、永平、宣武、义成诸方镇。颍州隶属如此多变,因其地处战略交通要冲,为唐朝廷和方镇瞩目并争相控制。颍州位于淮颍(蔡)漕运线,而淮颍漕运是汴河漕运的主要补充。朝廷通过调整颍州的隶属,既能保证财物的南北调运,又能遏制宣武悍镇,确保中原方镇的相对稳定,并对时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均起了重要作用。     

略论《宣室志》中的佛教故事

《宣室志》是唐代小说家张读的代表作,记写了大量关于神仙鬼怪妖狐的故事。不少故事与佛教相关,主要有宣扬佛教报应观、表现佛教神通和反映唐代佛教兴衰等。《宣室志》的这种佛教痕迹,主要原因：一是作者对自魏晋以来佛教影响中土小说创作传统的继承,二是深受唐懿宗尊佛的时代影响,三是受＂小说世家＂的家族的影响。     

司马贞补《史记》及其对《史记》版本的影响

司马贞的补《史记》工作包括“补撰并注”多方面的内容,和作为注书的《史记索隐》关系密切却又不同,补《史记》工作虽然失败了,却在不同版本的《史记》中留存了或多或少的痕迹,也因此对《史记》的版本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董养性《选注杜诗》与仇兆鳌《杜诗详注》异文考释

董养性《选注杜诗》是元代重要的注杜选本,是现存元代注杜诗数量最多、水平极高的一部杜诗学著作。由于国内失传,一直无人对其进行研究。仇兆鳌《杜诗详注》详实赅博,对前人研究成果多有吸收,前人版本多有参照,但董养性《选注杜诗》却与仇之《杜诗详注》有许多异文,研究这部分异文,可以解决杜诗解读中的一部分困惑。     

师陀《夏侯杞》考——师陀史料考辨之一

师陀的系列散文诗《夏侯杞》在建国前没有出版,因作者误编、修订等诸种因素,《师陀全集》中的《夏侯杞》已失去了当年的原貌。本文通过对“原刊本”的搜寻、“原刊本”与修订本的校读,设法回到历史的真实情境,还原《夏侯杞》的本来面貌,纠正师陀史料整理中的一些讹误。     

关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创作的几个问题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一部图文并荗的宋代外交文献,通常认为其作者是徐兢;但实际作者当不止徐兢一人,部分内容曾有奉使同僚参与创作。另外,此书的创作动机是出于对《鸡林志》的批评和模仿,在绘画闻见时有只图其异、不图其陋的标准。     

马班夷夏观异同探究

司马迁和班固的夷夏观有异有同。在＂夷夏之辨＂问题上,马班都有＂别夷夏＂的观念,都以华夏礼义文化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并强调＂德化四夷＂,但司马迁不斤斤计较于夷夏之别,而班固反之。在＂夷夏一统＂问题上,马班都主张夷夏一统,坚信各民族出于一元,主张各民族间应该和平相处,但在实现一统的策略上,司马迁倾向和亲、盟约,而班固则主张以羁縻之道应对。大一统的政治背景和独尊儒术的学术背景造就了马班夷夏观之同,马班夷夏观之异则与两汉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变迁以及史家个人思想的差异息息相关。     

浅析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司马迁作为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其与儒家思想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对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论述,分析了司马迁接受儒家思想的原因,并且探讨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对司马迁人格精神产生的影响。     

司马迁与微时刘邦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是现存最权威的关于汉高祖刘邦的记传,其大事年代以刘氏攻沛“自立沛公”为界。自此以后所述不厌其详,而自沛公以往,太史公称作高祖“微时”或“布衣时”,其内容简略色彩神秘,竟成研究刘邦的空白。笔者细考《史记》各篇对刘邦及其相关人物的记述．并参照班固《汉书》和历代《史记》、《汉书》注解,将自己切实贴近司马迁所属的时代,初步发现微时刘邦真实的一面。同时深刻体会到处于皇权淫威下的太史公在记述当朝皇帝私情一类棘手问题时的良苦用心。     

从阮籍、嵇康与傅玄的诗歌看正始与西晋诗风的嬗变

正始诗人阮籍、嵇康对抗司马氏统治,崇尚玄学,形成寄托＂遥深＂和＂清峻＂的诗歌风格。而西晋诗人傅玄投靠司马氏政权,尊儒反玄,诗歌崇尚拟古、讲究语言与形式的创新。通过分析三人人生选择、思想倾向与诗歌特点,可以看出西晋诸贤没有沿着阮籍、嵇康的创作道路发展,而是受到傅玄的影响,变正始玄思为流韵绮靡,从而开启了西晋追求文辞华美与技巧创新的诗风。     

司马相如与通“西南夷”

司马相如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怀有建功报国的伟大志向。在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进程中,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平息了唐蒙事件,稳定了汉在巴蜀的统治,保证了通西南夷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亲自出使西夷,使汉朝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增强了“西南夷”对汉王朝的政治认同,为汉武帝后来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