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的西来及其中文译名的拟定

社会主义思潮自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西方传入中国,揭开了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序幕。由此迄于２０世纪初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社会主义”的中文译名,是这一思潮在中国社会展开的初始时期。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有一个突出特点：它是作为求强致富、维新改良、社会革命的附属物被传入中国的,其时它虽不能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但又包括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若干内容。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展开,不仅刷新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面貌,而且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方向增添了新的内容,尤其是在文化上突出了中国社会处于近代阶段与水平的性格特征     

进化论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凸显的原因探析

中国近代是一个大转折、大变革的时期,根据社会变革和革命的需要,各种西方学说被纷纷引入进来。其中,进化论一传入立刻被用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前进、发展问题。在中国传统变易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进化论历史观,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传入中国后,适合于说明中国的国情,也易于接受。由于进化论满足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中国近代思想家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探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进化论在近代中国起到了划时代的伟大作用,在中国传统变易史观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中国近代的进化论与政治思潮

在近代中国,进化论是主宰戊戌前后至五四前后思想界的世界观。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从世界观变革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代的进化论,仍是有待于深入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进化论和中国近代政治思潮的关系,来论证它在指导中国人解决时代的中心环节的过程里,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成为现实中的世界观。 戊戌前后至五四前后的中国政治思潮,可归纳为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三大政治思潮鼎足于19世纪的欧洲,随着欧风美雨的东驰而传入中国。这三大思潮在中国的土地上都为进化论所引导。     

西方进化论与近代中国社会

西方进化论传入中国,先后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进化论的传播紧紧抓住了广大国民的社会危机心理,进化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实现了西方话语向中国话语的顺利转变,近代思想家对西方进化论做了细致的抉择和筛选;进化论传入中国,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成为民主革命家的思想武器,奠定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     

康有为和孙中山进化论思想比较

进化论从西方传入中国之后,成为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把进化论作为他们社会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二者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异的地方。     

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动力。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新的时代精神──爱国自强精神，自由平等精神和民主共和精神。这些精神在近代的各个时期有其具体表现，孙中山创导的民族主义，是广泛团聚中华民族大众反对清朝封建统治、解决民族压迫问题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独立的思想武器，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动力     

戊戌变法百年断想

戊戌维新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启蒙和民族觉醒,特别是其倡导社会风俗变革更有独特意义,民族觉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风俗的变革;维新时期广泛传播的进化论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戊戍维新失败的教训之一在于维新派未能解决好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和互动,对传统改造不力,对现代制度的借鉴又缺乏系统和完整性。     

浪漫主义时期到20世纪的西方音乐文化──西方音乐文化发展历程述要（下）

浪漫主义时期到２０世纪的西方音乐文化──西方音乐文化发展历程述要（下）蒋振环六、浪漫主义时期音乐浪漫主义一词来源于罗曼语，原指中世纪罗曼文学中的诗歌和传说故事，后被用来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方法或文艺思潮的称谓。浪漫主义思潮是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初欧洲出现...     

从轮船招商局看中国近代股份制的兴起

股份制最早起源于西方，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传入中国。中国近代自办股份制企业开始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１８７２年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为标志。继轮船招商局试办成功之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掀起一股投资兴办股份制企业的热潮。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近代股份制的产生是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出现，企业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没有完全体现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的经营原则，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试论中国近代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及其著作的引介和传播

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为国人所知始于19世纪末，马恩经典著作传入中国则是在20世纪初。五四运动前近代报刊成为马恩经典著作传入中国的最早传播工具，其地位和作用不应忽视。     

如何理解鲁迅关于“进化论思想”的那段谈话?

《琐忆》第一部分,记叙了鲁迅爱护青年的三件事。其中当写他为一个青年补靴子的事件时,谈到“进化论的思想”。应如何理解这段谈话的内容呢? 我们知道,“进化论”原本是19世纪英国的生物学家所创立的自然科学学说。这个学说阐明了生物由于自然选择和生存斗争,适者生存并发生进化,不适者被淘汰而消灭。这就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它彻底摧毁了“神创论”和生物不变化论,因此其意义远远超越了自然科学的范围,影响到社会科学和哲学的领域。19世纪末期,进化论传入我国,被那些寻求救国救民的“先进的中国人”作为观察社会、反对封建专制和外国列强的思想武器。青年时期的鲁迅,在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后,便把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说课稿

一、教材分析１．教材地位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时期的历史,根据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标准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手工工场时代（１７世纪－１９世纪初）、蒸汽机时代（１９世纪初－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电气化时代（１９世纪７０年代－２０世纪初）。同时近代发展过程存在三条主要线索：主线是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由此派生出两条辅助线索即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第三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是对蒸汽机时代历史发展的概括,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而本节内容又是对这一阶…     

“百年中国美学反思”笔谈

百年美学滥觞于中国１８９８年发生的维新运动时期,这一时期也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兴起的年代,它直接启导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思想的产生。这种启蒙思想既来自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的进化论与启蒙学说,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关于人格塑造理论的再...     

进化论对中国近代人学思想的影响

十九世纪后半叶,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先后传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初期尚未被中国近代思想理论界重视之时．进化论则不仅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唤起民众、拯救祖国危亡的思想武器,而且对中国近代人学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进化论的传播改变了近代中国以陆王心学和佛学为支撑点的人的观念,以自然的人、群体的人及人类社会的历史为对象的研究得到发展,从而为唯物史观的建立和发展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启发了对自然科学的哲学思考．从而导致了思想方法的变革,为人们认识和改造社会,寻找科学的救国救民的真理铺平了道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美城市化的发展及对拉美社会的影响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拉美城市化的发展及对拉美社会的影响马凤岗拉美城市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所有拉美的主要城市都是在殖民地时期建立的。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开始了它的城市化进程，原有的多数城市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扩大和发展。在这些...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输入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创始人是英国著名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斯宾塞,其代表人物除斯宾塞外,尚有赫胥黎、尼采等人。社会达尔文主义输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学说一输入就对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输入中国的时间早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约在19世纪70年代),但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却远远不如社     

近代中国老庄学与进化论思潮

近代进化论思潮是在科学旗帜下形成的思想运动,这一思潮在当时的老庄学中也有鲜明的映射。无论是援引社会进化学说解《老》,抑或用生物进化论释《庄》,还是比较"天择"与"天钧"之优劣,都说明近代老庄学具备了全新的思想内容与时代特色。对于老庄与进化论的互证互释,其思想学术价值需要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角度进行认识。一方面,随着西学在近代大量传入中国,中西文化之间势必产生激烈的交锋,老庄学不仅以其开阔弘大的学术品格,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术平台,而且为应对与消化西学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在回应西方各种学说的过程中,老庄道家显示出了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就与进化论的关联来说,老庄不仅能与进化论相通,还能补进化论之失,由此说明了老庄哲学的普遍性、深刻性和超前性。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对马恩著作的引介

马、恩学说为国人所知始于19世纪末,马恩经典著作传入中国则是在20世纪初,而其传媒多为当时的报刊.辛亥革命时期报刊成为马恩经典著作传入中国的最早传播工具,其地位和作用不应忽视.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对马恩著作的引介

马、恩学说为国人所知始于19世纪末,马恩经典著作传入中国则是在20世纪初,而其传媒多为当时的报刊.辛亥革命时期报刊成为马恩经典著作传入中国的最早传播工具,其地位和作用不应忽视.     

论李劼人的三部曲

李劼人的三部曲在社会场景、风俗场景与心理场景的交织中,全面展示了从 １９ 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四川的历史风貌,就其宏大的规模、真切的写实与丰富的内涵而言,确实当 得起“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