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凉政权与西域的关系

汉代对西域的大规模开发热潮,随着汉帝国的瓦解而渐趋冷落。到了所谓“五胡+六国”时期,中原丧乱,风起云扰,河西地区五凉兴替,旋生旋灭。五凉政权为了谋生存、求发展,大都注意了向西域开拓自己的势力,中西文化的交流,在五凉政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上频繁地进行着。“天边晴雪天山出,不断风云地极来。”玉门关连接着“天之奥区”,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孔道,继续发挥着自己的历史作用。     

“醉中乡国漫留诗”——读古代诗人咏宁夏的诗歌

古代宁夏是我国北方羌戎等少数民族所居之地。秦代在这儿设置了北地郡。汉代仍为北地郡,固原属安定郡。魏晋南北朝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先后在宁夏一带建立了“大夏”等地方割据政权。隋、唐、五代,宁夏分属朔方郡、灵武郡,固原地区隋置为平凉郡,唐改为原州。宋时,党项羌族拓拔思恭部的后裔李继迁又建都于中兴府(今银川市)建立了封建割据     

董仲舒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贡献及其启示

董仲舒是奠定儒学王官学地位的关键人物,董仲舒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奠基者。董仲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贡献体现在：第一,董仲舒对“大一统”政治理念的阐释和推崇,推动了中国政治哲学对统一的执着追求,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延续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第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后,为汉民族的构建和稳固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大一统”在思想层面的体现是“独尊儒术”。第三,董仲舒为汉帝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成为汉帝国政治合法性和王朝延续的重要支撑,汉帝国的长期统治为汉民族的形成提供了政权上的必要条件。第四,董仲舒在汉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提供的历史经验为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中国别名小考

中国的别名多种多样,从一个侧面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华,中国别名之一。最初,中华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古代部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以其在四方之中,文化盛美,故称之为中华。其后各朝疆土渐广,凡所统辖之地,皆称“中华”。《三国志·魏书》云:“下迄魏晋,赵秦二燕,地据中华。”晋人桓温《请还都洛阳疏》云:“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     

诵赋而惊汉主——司马相如与汉宫廷赋考述

司马相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宫廷文学侍从,他的宫廷赋创作三次“惊”动汉武帝,既成就了他与武帝一生的文缘,也奠定了其在赋史上的“赋圣”地位。相如献给武帝的“天子游猎之赋”,形象地表现了汉武帝时期文化的形成,他的创作既是汉帝国文化制度统一进程的产物,又引领了汉赋由蕞尔小邦而蔚然大国的新时代。但由于汉代赋家的生存地位与创作处境,相如始终只是皇帝身边的弄臣,其赋作的内在矛盾,同样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匈奴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影响

匈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游牧民族。“匈奴”一词最早出现在我国史乘.据《史记》记载是在公元前318年(周慎靓王三年,秦惠文王更元七年).自冒顿单于(公元前209——174年)起至匈奴西迁(公元九十一年,永元三年)止,匈奴奴隶制政权在大漠南北存在,持续了整整三百年,此后离散的匈奴又在我国历史上活跃了近二百年。至南北     

“五胡十六国”教学之我见

中国历史上,自西晋灭亡到北魏统一的一百多年间,北部中国出现了各族统治者混战割据的局面。其间,各族上层分子在北方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割据政权,主要的有十五个,加上蜀地的成汉,史称“十六国”。因十六国政权多由匈奴、鲜卑、羯、氏、羌五个少数民族上层贵族所建,故习惯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十六国政权,既非同时并存,也不是前后相承,而是交错兴亡,这段历史也就因此而显得混乱纷杂。十六国时期,由于各割据政权之间为争夺地盘和财物而进行了长期、频繁的战争,加上落后、野蛮的少数民族贵族统治集团的残暴,使各族人民遭受了残酷的屠杀,中…     

略论十六国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

提起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史家往往着重“五胡乱华”,“十六国交递混战”、“中原地区经济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汉族惨遭杀戳”等史实;更有甚者,将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后,同同期(公元四至五世纪)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等同起来,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无秩序的”、“黑暗时代”。这一看法有失偏颇、固然十六国时期各民族政权先后入主中原,使中原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物质文明倒退、政治混乱、文化衰落现象,对历史似乎是     

汉代商丘的历史地位探析

汉代商丘地区是汉帝国东部的腹心地带,经济发达,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曾有多股势力逐鹿于此。汉帝国龙兴于芒砀山,芒砀山即是汉帝国的"龙兴之地",使得汉代商丘在汉帝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了重要的政治内涵。当权者常把至亲至爱放在梁国,让其扼守战略要冲,用于威慑、牵制统治集团的其他势力,在平叛"七国之乱"中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汉代的襄邑是全国著名的纺织业中心,所出产品被作为贡品,用于皇帝、文武大臣的穿戴。正是由于经济、交通、文化的发达,在汉代商丘地区聚集了大批人才,形成了一个东方"人才交流中心"。     

西秦史钩沉

自西晋末年至北魏统一北方,在长达一百三十余年的时期内,我国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者建立了许多短暂的政权,历史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这一段历史,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其中的西秦,     

娄敬与汉初政局

娄敬为戍卒出身,在汉初,他审时度势,向高祖刘邦提出了“定都长安”,“和亲匈奴”,与“迁徒贵族”三项建议,皆为高祖采纳。对此,笔者从汉初特定的环境出发,评价其所作所为。重点在探讨娄敬与汉初政局的关系上。从而得出其三项建议有利于汉初政局的安定、政权的巩固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结论。并指出他在汉代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一九二六年南口战役略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生于北方的南口大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较为重要的战役。了解此次战役,有助于研究国民军的历史和探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变化的原因。南口战役,实际上是自一九二六年一月开始的被旧史书称之为“国奉战争”的后一部分战事。所谓“国奉战争”,指的是国民军与奉军、直军、晋军之间所进行的战争。众所周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率部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吴直系中央政权,创立了国民军。曾经烜赫一时的吴佩孚狼狈南下,“养晦”岳州。彼时,北方势力最     

两种不同类型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国和西欧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

专制主义一般是指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个人或少数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人类历史表明,专制主义产生于奴隶制社会,在封建社会里发展到了高级的强度,到资本主义时期则逐渐趋于衰亡。这是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而不是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区的特殊现象。某些西方人士经常把“专制主义”这个政治概念和“东方”这个地理概念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把专制主义看成是东方所专有的“土特产”。显然,这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是对历史的误解。     

汉代乡、亭制度浅论

关于秦汉时期的乡亭制度,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发表了王毓铨先生的《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对乡亭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先生根据大量历史资料,从设亭目的、建亭背景、户籍制度、书刺(名帖)格式等方面,论证了汉代的“亭”与“乡”是属于不同性质、不同系统的政治机构。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王先生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汉代“亭”的性质和它     

汉代“以孝治天下”及其成效刍议

在中国历史上,汉代是以“以孝治天下”而著称的。汉代所要求的孝,范围很广,首先自然是“致养”、“物养”,印尽力满足父母的物质欲望、需求,赡养只是孝的基本要求,而敬与顺才是孝更重要、更高的要求。汉代朝廷重孝,不只是口头提倡,又时时予以种种奖励;为维护孝道。汉代又从法律上肯定父子相隐、亲亲相隐;为培养孝之德,汉代又提倡尊老;汉代重孝,又引出了这一时代厚葬、久丧的社会风气。通过朝廷正反西方面的激励和制裁,因此,在汉代孝道得到极大地弘扬,获得社会普遍认同,成为那时的社会风气。     

竹木简牍对后世文化的影响

图书,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象征。在我国,图书已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纸发明之前,我们的祖先除了把文字记录在甲骨、金石上之外,使用最为广泛,时间最长的便是竹和木。而经加工后写了字的竹和木称之为“简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简、犊也,从竹、闻声”;“牍,书版也,从片”。由此可见,简,竹为之,故称之为“竹简”;犊,木为之,故称为“木牍”。在甲骨文中,     

论郑玄、王肃对汉末儒学的改造与创新

东汉末，雄居汉代统治思想宝座二百余年的官方正宗学术的经学开始走向衰亡，经学的衰亡成为历史的必然，经学衰微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但是从某一历史局部来看，这时候经学却出现一统的盛世，即历史上所谓的“郑玄时代”，这主要是因为以郑玄、王肃为代表的一批人对儒学改造与创新所作的巨大努力。     

汉陶马头

连云港的朋友赠我两个陶制马头,说是汉代遗物。汉代历史不短,西汉二百三十年,东汉将近二百年,前后四百余年。这马头,即     

刘邦刑法述评

刘邦为了夺取政权并巩固新建的西汉政权,连续颁布了“约法三章”与《九章律》,成为汉代《汉律》的基础与核心。     

刘表托孤考述

刘表(142-208)字景升,山阳高平人,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之后.刘表是汉代历史上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是汉末举足轻重的军阀之一.他一生历经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献帝六朝,官至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执掌荆州政权近20年.公元208年,刘表病重之时,曾将刘琦、刘琮托付与刘备.笔者通过翻检史料,认为刘表此举只是“托孤”而非“托国”,并详细论证了其中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