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应当以实行行为性质的判断为前提——基于韩某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的分析

在刑事司法实务中,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是认定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关键,因果关系的有无直接影响到罪名和刑事责任的确定。然而,刑法因果关系涉及的两个要素——实行行为和危害结果,在司法判断中所处的地位应当优先于因果关系,即先要判断被告人实行行为的性质,再在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进行因果关系的认定。     

存在介入因素情况下的刑法因果关系判断

刑法因果关系连接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其价值在于寻找造成危害后果的真正原因。只有创设了法律上不允许的危险行为,才会进入因果关系的评价范围,以条件说中的"因果关系中断"理论作为基础并结合相当因果关系学说中的客观说所主张的相当性作为判断因果关系的判定标准具有合理性。因果关系判断具体可分为"行为判断"、"标准选择"、"标准规则"三步骤。介入自然因素、被害人行为、行为人行为的情况下,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关键为介入因素是否独立产生、异常大小以及是否独立引起结果发生。共同犯罪中所有共犯的行为与结果具有因果关系,择一因果关系、重叠因果关系中介入因素不中断先前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可将因果关系判断与刑事责任承担相混淆。     

数人侵权体系中原因力理论定位之探讨

原因力作为我国数人侵权体系因果关系认定及责任分担的特色规则,在现有定位上体现出了事实/法律因果关系理论的双重属性。但这种综合式的定位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首先,原因力理论的实质与内涵并不明确;其次,在确定数人侵权责任分担中所起的作用也并不明确。一方面,原因力理论在事实因果关系层面上与"实质因素说"关系具有可对比性;另一方面,其在法律因果关系层面与"比较过失说"也存在对比性。因此,把《欧洲侵权法原则》与我国《侵权责任法》进行综合对比后可以发现,我国《侵权责任法》因果关系体系未区分事实因果关系及法律因果关系。这种混同使得原因力理论在实际运用中间接等同于因果关系理论。因此,数人侵权中的原因力在事实因果关系层面并无存在价值,在法律因果关系层面的作用也应做限缩解释。     

刑法因果关系解构——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视角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是认定行为构成犯罪的重要前提。目前刑法学界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上,但是其无法应对司法困境,要破解这一难题,须抛开刑法传统理念,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以新的因果关系判定标准解决刑事司法难题。     

英美刑法理论中的因果关系探析

英美刑法学界对因果关系理论的系统研究开始较晚,但分歧也很严重,主张刑法因果关系应分“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两个层次解次,“事实因果关系”即必要条件关系,对“法律因果关系”的性质则理解不一,较有影响的有“近因说”、“普通因果观念说”、“政策说”和“预见说”,提出了不少可供词法相关作为指导的判断原则,体现了英美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应用性特征。     

从拥抱哲学到越过哲学——梳理我国刑法因果关系重构的历程

因果关系通常被认为是在危害结果和危害行为之间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在分配罪责、归属责任中起着定性定量的作用。我国刑法中因果关系理论的形成,早期学步苏联,打上了“哲学化”的启蒙印记,接着在“哲学化”与“去哲学化”之间来回反复。随着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理论的借鉴,形成了因果关系“刑法化”的主流,逐渐归纳出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教义学。文章以哲学在刑法因果关系中的“浓度”为主线,对我国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嬗变与沿革进行一次学术史的梳理,将所归纳的经验用来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因果关系判断问题,为在司法实务中的因果关系判断提供具有司法适用性的方案。     

从刑法角度看“台湾医师被控杀妻”案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之间有互相扶养的义务,该义务的内容仅限于经济上的相互供养义务。在现有法律规定下,夫妻间的救助义务只是道德层面的义务,而道德义务不是我国刑法作为义务的来源;在认定不作为犯的刑法因果关系时,只有当不作为人现实、具体地控制了面向结果的因果进程,才能认定不作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台湾医师被控杀妻案中,简某与患癌妻子并没有形成法律上的医患关系,因而不存在救助义务;其对妻子病情的怠慢只是加速妻子死亡的条件而并非刑法上的原因,且不具备对妻子因乳腺癌死亡这一因果进程的控制能力,因此简某的不作为与妻子死亡结果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介入因素情况下刑法因果关系及刑事责任归咎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当某种危害行为引起或正在向引起某种危害结果发展的过程中,介入其他因素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时,介入因素能否切断前行为与最终结果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文章通过分析介入因素的表现形态及介入因素情况下因果关系的认定,从而达到合理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     

疫学因果关系适用之探讨━━以食品卫生犯罪为视角

由于受传统刑法因果关系适用条件、食品卫生犯罪因果关系的特性所决定,传统刑法因果关系对食品卫生犯罪中的行为、食品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在评价、判断时,存在着局限性。为了解决这一窘境,有必要在刑法上倡导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并运用于公害犯罪案件对因果关系的认定上。但是,由于疫学因果关系是一种推定的因果关系理论,不同于传统刑法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必须依赖于人类已经掌握的科学经验,因此其具有独特的特征、适用原则以及证明方法。     

环境污染犯罪中因果关系问题研究

环境污染犯罪具有间接性、不特定性、复杂性和不对称性等特性,因而很难确定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外国司法实践中采用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和因果关系推定理论都有各自不同的缺陷。我国应当采用疫学因果关系理论、间接反证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环境污染犯罪中的因果关系,以求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取得最佳平衡。     

略论新刑法之不足

1997年3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比197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更加系统和科学,但其中也存在着某些不足,这些不足影响了整部刑法的价值,更重要的是给司法活动带来不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法制建设进程。本文从类推制度废除、“口袋罪”的分解、概念不清、自相矛盾、法条设计不当、渎职犯罪主体的变更、法定刑畸轻畸重、用词包容性太小几个方面阐述刑法的不足。     

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研究

刑法因果关系问题是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且复杂的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必然要面对而不可回避的 难题。认识刑法因果关系的方法和步骤、条件与原因的区别、刑事责任与刑法因果关系等问题,对正确把握刑法因果 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这几个问题的阐述以增进对刑法因果关系的认识。     

简论行为犯与其他相关概念之关系

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在于结果犯构成要件的完全充足取决于物质性损害结果的实现；行为犯与危险犯的差异在于危险犯构成要件的完全充足不能脱离行为之后危险状态的判断，而且这种“危险状态”只能是具体危险状态；情节犯作为我国刑法特有的一种犯罪类型，它的情况比较复杂，从情节犯司法操作的具体情况分析，有的时候它可能表现为行为犯。     

论污染环境罪的既遂形态

污染环境罪既遂形态的判断关键在于对“严重污染环境”的理解.坚持传统的结果犯理论会导致入罪门槛过高,难免有放纵犯罪之嫌;而危险犯理论在应用于本罪时,极难就“危险状态”做出认定.《刑法》第338条所规定的污染环境行为,本身就是内涵损害的行为,且本罪要求行为达到“严重”程度方可入罪,与侮辱罪、诽谤罪等典型行为犯的构造特征契合,认定其为行为犯更符合立法者本意和司法实践的需求.     

修改后刑诉法对刑事和解规范化的新要求简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刑事和解制度正式在法律层面上有了归宿。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统一和完善。由于各种原因,检察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尚不能充分实现其承载的应有功能。基于对检察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应当从规范适用范围、和解程序、和解结果应用、监督机制、社区（乡镇）的作用等方面完善检察刑事和解,以使其体现自身的合理价值。     

刑事赔偿改革刍议

《国家赔偿法》实施十年之久，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国际公约)的签署，相应地，国家赔偿中的刑事赔偿也应作如下改革：拘留、逮捕的条件和标准只能由《刑事诉讼法)规定，同时将全部的刑事强制措施纳入《国家赔偿法》的范畴；扩大“错案”的范围；明确刑事强制方法的规定；由人大任命设立专门的、独立的赔偿委员会，并由委员会成员审理赔偿案件。     

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现状与完善

食品安全犯罪案件频发,给国家和广大民众造成巨大损失,社会影响极大。面对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国家高度重视,颁布《食品安全法》并将风险刑法观引进刑法,降低入罪的门槛,扩大惩处范围,加大惩罚的力度。但食品安全案件却屡屡爆发,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本文通过分析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现状,指出现行刑法规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完善的建议,以期实现有效惩罚与震慑食品安全犯罪的功效。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质量控制研究

现行《刑事诉讼法》着力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但对于法律援助质量的问题却没有给予同样的关注。当前刑事法律援助质量堪忧主要是由质量保障制度缺位、经费有待落实以及承办律师的责任心等因素共同形成。因此,刑事法律援助走出“泥潭”的途径就在于制定操作性强的质量监督保障机制,强制落实刑事法律援助的最低标准;同时切实落实好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费用,以提升承办律师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从而在主客观两个方面上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     

对我国启动刑事再审程序主体的合理性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启动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是法院和检察院。然而由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审判程序,不符合控审分离、裁判中立、控辩平等等诉讼理念和原则。因此,应该取消法院的再审启动权,将启动主体限定为检察院,使审判监督程序的功能得到真正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