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翻译的“忠实性”问题

在翻译活动中,“忠实”一直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原则,是译者的基本责任。而实际上由于两种不同语言之间本身的差异、文化之间的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译者的主体性等原因,翻译是不可能做到绝对忠实的。分析了翻译不可能绝对忠实的原因,同时提出了两种避免“假忠实”的方法,帮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形式和内容上更接近原文。     

论文化、跨文化意识与翻译

文化、语言和翻译的关系十分密切。跨文化意识是指在语际交流中译者所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认知标准和调节方法,或者说它是指译者所持有的思维方法、判断能力,以及对文化因素的敏感性。翻译是文化上的翻译,是交流活动,译者必须增强跨文化意识,以减少和避免双语交流活动中由于译者跨文化意识淡薄所造成的失误。处理双语交流活动中不同文化现象间的沟通,文化转换可谓是一个较好的尝试。     

论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基于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带灯》翻译实践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各有优势,译者应基于汉语文化负载词的文化和形式特点对其灵活选择。为了传播中国文化,译者应在能够保证译文准确易懂且不会引起文化误解的前提下使用语义翻译。语义翻译主要包括三种形式:直接复制原语文本的语义翻译、增加注释的语义翻译和音译加注形式的语义翻译。如果因语义翻译的使用而导致译文内容的错误,甚至带来文化冲突时,译者就必须选择交际翻译,通过使用释译、注释、增译、省译等方法,优先保证译文的易懂性、准确性和流利性。     

文化翻译观下的《楚辞》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孙大雨《屈原诗选英译》为例

《楚辞》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反映了典籍翻译的研究型特征以及译者传播中国文化的态度。以孙大雨《屈原诗选英译》为例,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五个方面探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管窥如何使《楚辞》的民族文化特色走进英语世界。孙大雨以源语文化为依归,采用了直译、意译、直译与文外加注、意译与文外加注、音译与文外加注、文内补偿等多种方法。“加注”参与建构了整个译本的意义生成,也是译者的文化翻译观在翻译实践中的体现。     

译者性别身份影响下的《到灯塔去》两译本相异性及归因

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在一定的特殊的社会气候中发生的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将受到多个维度和视角的影响。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会受到社会、性别、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从而导致不同译本的产生。《到灯塔去》是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代表之作。文章通过《到灯塔去》瞿世镜和王家湘两个译本的对比来研究译者性别身份影响下,不同性别的译者对于同一作品的不同翻译策略以及导致这种差异性的原因。     

文化意象互文性的限度与翻译策略取向

近年来互文性理论在翻译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不仅是对当前翻译理论的补充,同时也拓展了译者的视角。然而,文本互文性和文化意象互文性在内涵以及外延关系层面有着很大的差异。由于受政治、历史、经济、文化、时空、语系以及思维方式等因素的限制,文化意象互文性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给翻译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解决这一问题的翻译策略是：异化异化加注释归化零翻译等。     

从《苔丝》张谷若译本看文学翻译的注释原则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注释在文化信息传达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所做注释是否合理与得当,则需要把握一定的原则。张谷若翻译哈代作品的特点之一在于其使用的注释翻译法,这种方法将外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在实践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张谷若在翻译哈代的名作《德伯家的苔丝》过程中采用的是注释法,其注释的相关原则一是为谁注,为何注;二是科学准确;三是形式简明、规范。     

用注释来解决英汉互译中的文化差异

文化与翻译的紧密联系不容质疑,在翻译的过程中,文化因素愈来愈不可忽视,翻译中处理文化差异可采取多种方法,对有关译文加注进行解释说明是常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本文在简要介绍前人对注释的定义、形式和作用的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例分析译者怎样运用注释来解决英汉互译中的文化差异。     

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同时充当了读者、作者和文化调停者的三重身份.近年来,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逐渐受到我国语言学家和翻译家的重视.同时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都是有条件的,不能过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避免走向“译者论”的极端.     

功能目的论下军事术语翻译策略

功能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中非常重要的理论。功能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是翻译者首先需要思量的问题,而不同的需求,也使得翻译的策略和手段大相径庭。在功能目的论前提下,在军事术语翻译过程中,译者大多采用了字面翻译和注释性翻译。     

文化预设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研究——以《牡丹亭》译本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牡丹亭》白之和许渊冲译本,从文化预设视角探讨译者主体性在文化翻译中的体现,发现译者对源语和目的语文化预设中的共享部分和目的语文化缺失部分的处理是译文质量的关键因素。译者可以采用增译、注释和省略等方法,激活目的语和源语文化预设中共享部分或补充目的语中缺少的源语文化预设。     

从后殖民视角看翟里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注释

翟里斯在《聊斋志异》英译本中大量的加注,多到可以和正文相媲美的程度,另一方面,这种大量的注释也和译本的受欢迎程度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能证实这种翻译方式是被接受的。本文从后殖民翻译的视角,回顾中英两国在文化文学方面复杂的权力上的角力,再加上译者本身的身份,从而让译者选择了这种翻译方式。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苏绣特色词汇的英译分析

分析苏绣英译及研究现状,阐述功能对等理论的内涵。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以现有英译资源为语料,从民间绣品及纹样的翻译和苏绣针法的翻译两个方面探讨苏绣特色词汇的翻译策略。认为译者要明确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性,充分考虑目标读者,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选择直译、意译、音译加注释等不同的翻译策略,促进苏绣文化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     

汉语古诗英译注释策略研究

汉语古诗英译注释是诗歌翻译中一个值得挖掘的部分。本文初步回答了汉语古诗英译注释的定义、原因和方法等三个问题,认为翻译注释是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实现平衡的一种有效手段,注释方法包括词汇、诗句和全诗三个层面的八种方法:本义注释法、引申义注释法、语音语法注释法、言外之意注释法、诗句背景注释法、主旨注释法、全诗背景注释法和格律注释法。汉语原诗使用"三化"策略译出之后,诗性语言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失,但这种损失可以通过使用以上八种注释方法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充。     

跨文化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

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界争论的热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应该为目的语读者提供自然流畅的译文,以避免读者遇到语言文化障碍,还是应该保持原文的异国情调,让读者感受＂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这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问题。译者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基于汉英平行语料库的《论语》文化特色词翻译研究

本文基于自建的《论语》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比较分析了《论语》十个英译本文化特色词的翻译。研究发现,由于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语言文化背景,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有所不同。苏慧廉和沃森对于文化特色词的翻译力求文章上下一致;理雅各、刘殿爵和利斯遵照原文形式;庞德偏向使用简单词汇;安乐哲的文化特色词翻译具有明显的现代化特征,道森、亨顿和韦利则偏好根据文化词在具体语境中的内涵,灵活使用不同的翻译。对于《论语》中文化特色词的翻译而言,译者如果能兼顾源语和目的语的特色及文化差异,采用简单词汇来直译,或对于难以直译的词汇,采用音译加注释的方法来翻译更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论译者主体性与文化意象处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翻译的全新视角,译学界开始关注翻译主体研究,译者主体性地位在语言、文化与人的研究中逐渐被确立。翻译是一种文化话动,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贯穿始终,译文必然受译者意识的影响。翻译是不同语言字符的转换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这种转换和交流,犹如自然界中能量的转换那样,不可避免地存在能量的损耗,存在文化意象的缺损和文化信息的损失(包惠南,包昂,2004:303)。文化意象的缺损必将影响读者对原文的欣赏,但译者主体性可以使文化意象得以重构和再现。1译者主体性与文化意象概说查明建和田雨(2003)在论述译者主体性内涵时说,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具体表现为: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换言之,译者作为主体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个体,他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以自身文化为参照对原作进行吸...     

从《阿Q正传》两英译本看文化翻译

语言是文化的承载者,也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反映着不同的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交际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作为不同语言之间的桥梁,翻译显然在跨文化交际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语言蕴含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内容,文化翻译成为译者翻译的难题。所以如何选择文化翻译策略成为每个译者翻译时必不可少的过程。本文从《阿Q正传》的两英译本来探讨不同的文化翻译策略并分析译者处理的原因。     

英汉广告翻译中的跨文化制约

该文分析了在广告语言翻译中需要注意的两个关键: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主要差异,进而提出,广告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变化,而且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因而国内译者注重的应该是各国间的跨文化因素对英汉广告的制约影响。     

从文化翻译观看《三体》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也开始为世界所认识和接受。中国文化的传播需要作者与译者的共同努力。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理论在译者处理不同文化的语言中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三体》一书中包括大量的文化、历史因素,极具中国特色,这于译者而言无疑是翻译的一大难关。而译者刘宇昆能够突破文化障碍,灵活处理,这在翻译领域十分具有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