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贬谪文人与贬谪文学

唐代贬谪文学是贬谪文人人格的一面镜子,是政治制度的产物。唐代的贬谪文人促进了唐代贬谪文学和文化的繁荣,丰富了唐诗的内容。贬谪文人通过对贬谪地的山川、风物、人情的抒写,宦海沉浮的叙述,表达自身政治的失落、人生的悲惨、迁谪的痛楚,以此来表现贬谪文学的主题,因此,促进了唐代贬谪文学和文化的繁荣。     

柳宗元贬谪诗歌情感的落差性

柳宗元贬谪后的诗歌情感表现上具有鲜明的落差性。即情感期待上，主体希望舒心适意但客观效果上却迅速走向悲苦幽怨。这种情感的迅速变化与柳宗元性格、经历以及贬谪南方荒僻的自然社会环境有关。     

柳宗元贬谪诗歌情感的落差性

柳宗元贬谪后的诗歌情感表现上具有鲜明的落差性。即情感期待上,主体希望舒心适意但客观效果上却迅速走向悲苦幽怨。这种情感的迅速变化与柳宗元性格、经历以及贬谪南方荒僻的自然社会环境有关。     

长吟哀歌 舒泄幽郁——论柳宗元的贬谪生涯与其贬谪文学创作

柳宗元在仕途失意之后,继承古代士大夫发愤著书的传统,用创作来宣泄自己的苦闷、寂寥的情绪,从中寻求慰藉;另一方面他坚持"文以明道"的思想,积极关注现实,用文章来阐明圣人之道,反对忽视内容、只重外在形式的创作。因此,其文学创作才会在流派纷呈、风格各异的中唐文坛独树一帜。     

统编中学教材贬谪文学选读

<正>贬谪文学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现象与文化现象相结合的一种特殊的文学。贬谪文人基于贬谪的背景,将内心的精神世界与外在的生命世界,进行重新定位与构建,将个人的精神生命融入文学作品,折射出特殊的生命境况下,一个人的政治品质和人格精神。初中语文教材中选择了很多贬谪文学,其中最具特点是柳宗元的《小石潭记》、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几篇文章。这些先贤大儒努力以"乐"诠释人生,直面政治生活的挫折,在各自的贬谪路上走出了不一样的境界。     

贬谪文化视域下的柳宗元山水游记创作——以《永州八记》为例

柳宗元作为中唐贬谪文人的代表之一,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往永州,这是其命运的转折点。他将视野聚焦永州的山水景物,创作了一批寄寓情怀的山水游记,并开创了以山水游记体物咏怀的写作范式。《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散文中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剧人生与审美情趣的结晶。其将表现与再现两种手法结合起来,不仅客观描摹永州的自然山水美景,而且在描写中注入自我的寂寥意绪,并借助对山水的审美观照来表现悲天悯人的情怀。《永州八记》填补了贬谪文学中山水游记的空白,为贬谪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探究刘禹锡、柳宗元的贬谪之路——语文主题学习课例谈

初中语文课本上有许多文章的创作经历都发生在作者被贬谪之后,学的多了,学生不免困惑。本文以刘禹锡、柳宗元两位文人的遭遇为例,探究他们的作品以及贬谪之路。     

论文学活动中作家主体的审美心理:以贬谪文学为例

贬谪文学是探讨文学活动过程中作家审美心理的一个独特视角。贬谪这一特殊的社会生活遭遇,使得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心理上受到重大创伤,导致一种缺失性情感体验。缺失性情感体验一方面促使主体产生文学创作动机,另一方面导致主体生成一种特定的审美心理,由于这些特定的感知和想象方式,形成了贬谪文学作品在语言、意象、意蕴层面上特殊的心理蕴含,从而使贬谪者作为创作和接受主体两方面得到超越性心理调适。     

贬谪:作家人品的一块试金石——以中唐贬谪诗人为例

贬谪一向被认为是促进文学发展的契机,但人们忽略了贬谪对作家的创作内容、人生道路选择和创作风格的影响不尽相同。贬谪如同一块试金石,形象地再现了作家被逼上绝路后对自己的人格、尊严以及品质的选择。关注作家人品与文学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促进文学产生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因素,从而使我们对作家作品有更加准确到位的评价。     

宋人接受柳宗元在方法论上的成熟及其文学意义

相对于中、晚唐和五代而言,宋人在接受柳宗元的方法论上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其一,在散文领域,由晚唐的韩、柳并提之法拓展到韩、柳、欧、苏同流的文章四大家之说。其二,在诗歌领域,柳诗第一次被发现和大规模接受,分别形成了诗学史上的陶、柳和韦、柳之论。其三,在唐代知人论世之法的基础上,欧阳修把他作为自己穷而后工理论的践行者。其四,柳诗的第一读者苏轼开创了著名的删诗之法。上述四个方面,给后人接受柳宗元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具有各自的文学意义。     

中西文人集会文学影响差异及原因分析——以贵族沙龙和幕府宴饮为例

文人集会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中国表现为宴饮,在西方表现为沙龙.宴饮与沙龙作为文人集会融汇了众多文学因素与非文学因素,而最能代表这一特性的要数幕府宴饮与贵族沙龙,二者还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差异也是巨大的——幕府宴饮的文学更具思想内涵,主要是一种壮志未酬的苦闷,通过思乡、隐逸之情表现出来.本文即主要以贵族沙龙和幕府宴饮的差异为研究范围,分析其形成原因.这一差异的存在主要由两种集会中文人的心态不一所致,宴饮中文人的目的是入朝为官,与主人的期待有一定冲突,而沙龙中文人的目的与主人的期待在重视文学本身这一基础上达成了一致.究其根本原因,宴饮文人的心态是由其“士”这一文化身份所决定的,“士”传统的影响与文人对这一传统的集体自觉,是贵族沙龙文人所没有的;贵族沙龙文人的身份以文学家为主,但总体上其身份的选择是个体性的,并没有中国文人那样的自觉性与一致性.     

自然意象衔接研究——以唐宋贬谪诗词为例

自然意象指的是创作主体将内心的思想情感赋予自然界中的客观事物,并使其服务于整个语篇形式和内容的客观物象.自然意象具有语篇衔接功能.在韩礼德语篇衔接理论的指导下,以唐宋贬谪诗词为语料,对贬谪诗词中的自然意象进行分析,认为自然意象能够将诗词有效地衔接成一个完整的语篇,同时为贬谪诗词语篇衔接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     

区域文学与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以宿迁学院为例

区域文学引入古代文学教学,不仅可以丰富教学的内容,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乡土情结。这种融合既体现在课堂教学上,也体现在实践教学上。     

区域文学与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以宿迁学院为例

区域文学引入古代文学教学,不仅可以丰富教学的内容,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乡土情结。这种融合既体现在课堂教学上,也体现在实践教学上。     

文学古道研究论略——以唐宋文人在关中古道的活动研究为例

文学古道研究,一是要对古道沿线文人活动状况展开考察,主要包括对古道人文、自然景观数量与门类等的评估,对古道沿线文人活动具体情况的梳理,以及对古道文人活动与中外文化交流及古道文化传播之间关系的阐述;二是考察文人活动与文学古道景观生成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对古道沿线人文景观与作家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古道景观影响文人创作情况的分析;三是研究古道在文学中呈现的状况,主要包括对古道地理空间中文人创作趋同与差异的把握,以及对古道文学面貌的整体研究。     

书信中的文人与文学——以汉魏之际的创作观念为中心

建安时代是“文人”从“士人”群体中分离出来而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时期,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批创作者是当时“文人”集团的杰出代表。他们通过书信往来表达了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全新理解,包括以辞赋的审美性彰显非功利的文学个性、在五言诗创作中借鉴辞赋的字斟句酌以加强描写的审美意义以及抒情小赋的诗化趋势等时代经验。而书信中流露出的时代剧变中“文人”何以自处的复杂心态更是对汉魏之际历史变迁的生动折射。重温建安“文人”的书信创作不仅是深刻理解当时文学正在发生重大转折的直接途径,对于重估“文学”自觉于魏晋这一经典文学史命题更是具有重要意义。     

典型类型理论及其创作方法探微--以古代情爱文学题材创作为例

以中国古代情爱文学创作中"阻隔"情节的类型化为例,可概括出其人物形象的神女系列、荡妇系列、帝妃系列、番女系列,其均带有各自"类"的属性特点.与文化模式相关的此类机制,同特定题材表现上的惯用母题往往是贯通的,而如此运用类型化方法所创作的艺术典型,也不是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艺术生命力的.类型化人物创作的特征为:时代性、伦理性、通俗文学性.类型化与文化模式具有同一性,类型化创作方法,不仅具有文学史规律特征研究上的认识价值,同时,对于当代文学创作,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名为司马,实如囚徒”辩——以柳宗元为个案,论贬谪文人研究的“三突出模式”之一

贬谪文人大都具有曲折的人生经历、良好的政治品质、超人的胆识才华、非凡的传世作品,后世文人争相研究,成果颇多。然而,因为过于的热爱、同情,研究者为他们不断贴金,不惜搜集只言片语,断章取义,百般美化,因而形成了一个"三突出"模式:突出罪人身份;突出险恶环境;突出健康问题。以受人歧视的低贱身份,在万分险恶的环境之下,拖着沉重的病体,做出了突出成绩。这样,研究对象固然戴上了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等桂冠,那个人其实不再是真实的"本他"。本文谨以柳宗元为例,讨论长期研究中形成的系列偏差。这是第一篇:《"名为司马,实如囚徒"辩》。贬谪永州的柳宗元职务是"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享受正六品(上)文官待遇,是一个闲散的朝廷命官,而不是其他。     

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乡土情结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影响——以威廉·福克纳与莫言为例

乡土情结影响下的中西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乡土情结影响下的中西方文学也因而具有共通之处。在西方文学史威廉·福克纳成功地描绘了美国南方传统世界。深受福克纳影响的莫言则通过独特视角透视展现给世人一个独特的环境——高密东北乡。两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浓的化不开的乡土情结成就了他们的辉煌,也深深影响了世界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