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现代性”内涵初探

赵树理小说创作对中国民间社会有着深刻的透视,其“革命”日常生活化的表述,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是对中国“现代性”经验的一种表述。他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新时空中农村变革的复杂性,并努力地为农民争取自由的生存权利,这正体现了中国“现代性”的精神内涵。     

启蒙、革命及现代性:被终结的话语?

启蒙、革命、现代性是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及文化运动的关键词。以启蒙为导向的现代性追求20世纪初期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中曾产生过强烈而持久的激励作用,并被转化为革命的动力,但1990年代以后却深陷“终结”论的泥沼。启蒙的批判意识已难以有所建树,为激进政治代言的革命也没了容身市场。革命及其叙事已属于历史,但构成革命文化的各种要素与新出现的消费主义、大众娱乐文化、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混合,则被作为一种话语资源来消费,而所有这些,正成为后革命语境形成的症候。     

革命认同叙事下的欲望言说--解放区小说潜在话语解读

本对解放区小说中欲望不同的表现形式加以梳理，重点论述那些挣扎在革命认同叙事下的露出真实的欲望面影的小说作品，以探究丰富的人性蕴涵，总结历史的教训，寻找能留给后人的思想启示。     

革命话语缝隙中的个人——评孙犁小说创作

孙犁的"荷花淀"系列小说表达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和谐的军民关系和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精神,然而其作品亦有着深刻的精神矛盾,即代表集体的革命话语与代表人性的个人话语的内在冲突,通过对孙犁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矛盾的解读,更好地揭示解放区文学革命话语中尴尬的个人存在。     

革命现代性与“红色经典”小说创作

作为＂红色经典＂小说生产机制基石的革命现代性决定了＂红色经典＂小说秉有明确而突出的政治性,这正是其不可避免的功能定位和政治期许。在＂红色经典＂小说的书写中,革命话语尽管借助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威权对凡俗生活话语进行规约和整编,但凡俗生活本身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往往使得对凡俗生活的书写与革命话语之间存在一定的间离倾向,从而为凡俗生活的常态存在争取了空间。正因为如此,＂红色经典＂小说尚能保留一定的世俗人道主义精神和人间烟火的亲切感。     

革命审美——解读余虹反思文学理论现代性中的两个关键词

革命与审美是学者余虹反思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两个重要的关键词。关于现代性,余虹更加强调它的话语品质。因此,从“革命”、“审美”入手,通过话语品质等方面更容易接近他的思想。关于革命和审美,其源头可追溯到梁启超和王国维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进程就是伴随“革命”和“审美”的此消彼长以及在二者兼容、混合的基础上出现的内涵上不同程度的改变而逐渐发展的。余虹也借此认为随着审美浪漫主义的复兴及其中心地位的确立,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也进入了发展的“黄昏”。     

论散文理论的革命现实主义形态--兼论其对现代性理论的冲击

本文将革命文学背景中形成的左翼散文理论称作“革命现实主义”的 ,首先是基于它对现实的关切 ,它所提出的真实反映现实社会的倾向 ,体现出“现实主义”的某种特征 ,但它反对散文高蹈的超越现实的精神、独立自由的个性论之上的文学主体性 ,并确立了散文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论 ,使散文激进介入政治运作 ,既放弃了散文作为文学所倚赖的文学性 ,也悖离了现实主义的批判性。     

审美现代性的多维展开--胡风与七月派的文学"意态"整体观

胡风的艺思想是从艺术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维度中展开的。与七月派作家的创作实践相生共融，两整体呈现出审美现代性的特征。在创作方法上，是在主体性的基点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兼容；在叙事风格上。是一种诗性美感的彰显；在化精神上，是一种生命意识的张扬；在话语机制上，是对生存主体的现代性启蒙。     

观察者与预言者：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兼论赵树理、孙犁的小说创作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我国革命文艺发展的一个根本的指针。《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与倾向性统一的理论和对浪漫主义理想孜孜以求的精神，孕育出了赵树理、孙犁等一代文学大家。赵树理、陈犁分别属于观察者型和预言者型作家，他们各从不同的侧面实践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一个揭示现在，一个预言未来。他们都是新的民族文学形式的优秀创造者，都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自身丰富多采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经典文本--重读《红岩》

以20世纪40年代末发生在重庆中美合作中的狱中斗争为题材的《红岩》，一直保持着新鲜的魅力，形成了中国当代学的一种奇观。《红岩》具有史诗性特征和宏大的有机结构，打造出了那个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的一座巨大的英雄群雕，同时作家还将审美视点投向英雄群雕的人性光辉。因此，尽管《红岩》也有它无法摆脱的某些历史局限性，但是由于它具有比较全面的审美功能，能够依然活跃在当代读的理解与感应当中。对于如何提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甚至主旋律作品创作的艺术水平，《红岩》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参照系。     

革命文化是革命发展的助推器

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也是加速革命进程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大力开展根据地文化建设,发展先进的革命文化,推动了革命发展进程。     

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选择路径

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而提出来的,由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境遇,在百年历史中,现代性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处于“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的矛盾论争中。而今,当全球化把我们带进后现代语境,从关于现代性批判与质疑的后现代视野转到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实际上是从现代性的事实分析转向了现代性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鲁迅创作现代性问题的历史观照

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叙事表现为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体现着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中启蒙与革命之间的亲和性与整合性。鲁迅创作现代性问题的历史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对近代启蒙与革命思潮的现代性整合;二,对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性追求的整体性思考;三,对后五四时代启蒙与革命、左翼与右翼的现代性整合。     

城市“异乡人”的现代性认同与传统回归

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裔”作家是以“异乡人”姿态面对城市的，他们一度因认同启蒙现代性而挣扎进城，并渴望被城市现代性同化；但在逐渐感受现代性之后，又猛然惊醒于归属传统文化的自我身份正在丧失，寻求传统的归乡行为由此开始。     

审美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当代审美文化

当下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审美文化是异彩纷呈的,也映射出当代大众审美价值观的蜕变。从审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当代的大众审美文化可谓喜忧参半。厘清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两面性与复杂性,有利于文学艺术在当代社会中的"审美救赎",对大众审美价值观的塑造、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重要意义。     

现代性语境下民族文化焦虑的生成与消解——以回族小说为例

现代性作为自20世纪以来不可抗拒的社会文化思潮,以其"趋同性"力量不断入侵、同化甚至统摄着以"独特性"为本质的民族文化:一方面,现代工业文明的迅速蔓延,实现了西部民族在"物质层面"的理想模态;另一方面,现代性的核心文化理念,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又与民族文化的"民族主义"之间构成了难以消弭的体系障碍,导致了民族文化当下的生存困境。现代性语境下民族文化焦虑的存在,或导致民族作家价值选择疏离民族本位而倾向于现代性,或导致更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复苏而倾向于民族性,但试图寻求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深层的文化关联和价值共享,构建两者对话的可能与契机,则是他们探讨民族宗教信仰与族属文化命运生存图景的集体认知。     

教育观的现代性危机与新路径初探

所谓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以数学和物理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理论以及启蒙运动引发的理性精神和历史意识,特点为“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来评判一切。现代性的核心理念为理性、主体性和世俗性。在启蒙精神的指引下,教育理论也开始了现代性之路,主要表现在目的观、研究观、课程与教学观、教师观上。现代性及其教育观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因为现代性没有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现代性的教育观也没有丧失它存在的合理性。现代性的教育仍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也是现代人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现代性的教育观之出路在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教育观的有机整合,即走和合之路。     

现代性语境与文论现代性

对现代性的思考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但是,“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现代性”言说语境的复杂性,使它成为一个争论不休、歧义丛生的焦点。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清理,以明确我们自己的言说立场、基础和背景,保留差异,增进讨论。     

东江文化与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传统

东江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山川地势、客家人的文化特征、趋于破产社会经济及反抗压迫的传统,是东江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的地理和文化基础,也是中共革命在东江地区得以长期坚持和发展重要条件。同时,东江革命根据地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兼容精神、开拓创新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勇于牺牲的爱国精神,又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东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