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对朱熹诗经学中赋、比、兴与淫诗说问题的阐发

刘瑾为元代申述朱熹诗经学的重要学者,他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表现在羽翼与批判两个方面,本文试从赋、比、兴与淫诗说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将刘瑾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进行梳理。     

也谈“赋、比、兴”

“赋、比、兴”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组重要的概念。古往今来,对“赋、比、兴”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有所进展,但多侧重于对它们和形象思惟之间关系的探讨,至于“赋、比、兴”自身的内函和外延,却仍然缠夹不清。我认为,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是有一定意义的。而要弄清这个问题,又有两点应该注意:首先是要结合《诗经》,从本源上弄清这组概念的性质,它们到底是艺术形式方面的概念,还是思想内容方面的概念?是诗法,还是兼指一般的修辞格?其次是不能老让古人牵着鼻子走,应该     

正本清源：赋、比、兴原始文化内涵新探

作为中国诗学重要理论概念的赋、比、兴，学术界多有误解，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赋、比、兴当是原始先民的思维方式的历史积淀，赋是一种绘声绘影的描写方式，比原于始祖善于相似联想的隐喻性思维，兴是积淀着原始巫术宗教刘秘象征内涵的一些“专有名词”。     

漫谈赋、比、兴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毛主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肯定了形象思维这一艺术创作的规律,并指明比、兴是诗歌创作中形象思维的重要手法,这是从我国历代诗歌创作经验中总结出的科学结论。     

天人合一与赋、比、兴

笔者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天人合一观念对《诗经》中的赋、比、兴进行辩证认识 ,对赋、比、兴形成的深层原因这个历来研究都未触及的问题 ,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作者认为 ,赋、比、兴是在天人合一观念的作用下生成的一种质朴自然的创作手法 ,而不是古人的刻意创造。赋是天人相通思想的艺术显现 ;比是天人相类的艺术显现 ;兴是天人感应的艺术显现     

赋、比、兴综合研究

一.赋、比、兴研究之回顾有关赋、比、兴的专题研究建国初期就开始了,如胡念贻的《诗经中的赋、比、兴》(《文学遗产增刊》第1辑,1957年出版),但总的说来尚未蔚为大观。“四人帮”粉碎以后,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了,信中谈道:“诗要用形象思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这封信推动了对中国古代有关形象思维的理     

试论“花儿”中的“比”、“兴”、“赋”

“比”、“兴”、“赋”是自《诗经》十五国风始,我国历代民歌都加以继承和发扬的三种艺术表现方法。这三种表现方法,是从我国两千多年前的民歌创作中总结出来的,反转来它又无形地指导和影响着我国历代的民歌和文人诗歌创作。历代的民歌手和诗人,运用这些方法,为我们写(唱)出了难以数计的瑰丽诗篇。在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四省区广为流传的民歌——“花儿”,对“比”、“兴”、“赋”这     

赋、比、兴本义的转变

鸟瞰两千年来的赋、比、兴研究,从纵向上说,其总体趋势是以《周礼》“六诗”说为起点,以汉儒对赋、比、兴的认识为核心,存在着两个不同方向的研究线索:一个朝着过去,考辨赋、比、兴的本义,分析《诗经》的表现方法,探寻比、兴的起源;一个向着未来,借用赋、比、兴阐发新的诗歌美学观念。从横向上说,存在着上述四种不同的研究角度。不过,就其主体而言,自汉及今对赋、比、兴的争论,主要是在“表现方法”这个大前     

赋、比、兴略辨

所谓赋,即一种以直观叙述、描写或议论的方式表达情志或营造意境的诗歌创作方法。它的形式是铺叙,目的是表达情志或营造意境;比是一种用与所要表达之物相关的物象来表达情感或意志的表现手法。其形式是用他物来言此物,目的是间接地表达此物,起到含蓄委婉、意在言外的作用;兴是一种先言＂他物＂,以引起实际所言之词的表现手法,其中实际所言之词是由＂他物＂所感发的。兴的形式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能达到兴寄深远、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深造自得 多有创获——读刘怀荣先生《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

随着始于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国古典诗学在借鉴西方诗学理论的文化背景中得以成长壮大,而新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呼唤和复归则又使我国的古典诗学研究逐渐走上日益关注本民族文化特色之路。在此学术语境中,刘怀荣先生的《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继承了传统诗学研究的成就,并在概念理解、体系设置、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以赋、比、兴所代表的我国古典诗学体系作出了富有新意的阐述,这无疑标志了我国传统诗学研究在当前的新开拓,更为后来者指明了我国诗学乃至传统文化研究的新方向。     

六诗考

诗的体裁分类,前人有风、雅、颂三分法,风、赋、比、兴、雅、颂六分法二说.六分法来源古老,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诗>原也是歌、器乐、舞蹈的统一,<周礼·春官·大师>的六诗,本是根据歌乐的表述方式的不同."六诗"基本按风(徒歌)、赋(吟诵)、比(和唱)、兴(合唱)、雅(配器乐)、颂(配打击乐和舞蹈)这种音乐性递增的次序排列,是依乐序设教的.所以,"六诗"本是歌乐的六种表述方式.当口头传唱的歌乐发展成为文本的诗后,"六诗"名称虽得以保存,而其原始功能却丧失了.延用下来的"六诗"职能因此发生了根本变化.赋、比、兴发展为文辞的修辞手法;而风、雅、颂则充当了区分<诗>的内容的类别.     

《诗经》"赋比兴"的五种阐释

在对古代有关《诗经》“赋比兴”的阐释作一梳理,将这些阐释类归为文字训诂之说、善恶说、显隐说、正变说和盛衰说等五种,并略作说明。     

简论赋、比、兴的发展源流及其影响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来源于《周易》.《周易》中的赋、比、兴具有以“比”为主,兴的数量较少,比赋合用,比兴合用,且形象性、艺术性、文学性还不够明显等特点,可以说《周易》是赋、比、兴的萌芽期.随着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人们思维方式的日益成熟,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逐步得到发展并走向成熟,这也是后代文学史作重视《诗经》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原因.到了楚辞中,赋、比、兴走向融合,比兴呈现群体化、象征化,形成象征体系,达到繁荣.之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已经完全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对后世的诗词、文学批评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心雕龙·比兴》之兴义探析

《比兴》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六篇,是刘勰对古代诗文创作方法的论述。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传统。对于赋,刘勰在《诠赋》篇已结合对辞赋的论述讲到一些。本篇专论比、兴,除二者关系较为密切外,也说明刘勰认为在艺术方法上,比、兴更值得探讨和总结。刘勰虽以"比兴"并称为题来论述他的创作观,在篇中提出了自己对比、兴的理解,也试图把比、兴方法和思想内容的表达密切联系起来,并在字里行间强烈表达了"兴"之创作方法的重要性,但他在篇幅上却以极大的空间来专论"比"的特质和运用,始终没有明确的描述"兴"的内涵及其使用方法,使我们难以清晰得见刘勰的"兴"义观。本文拟结合刘勰的时代特征和他的文学评论思想探析其隐于其中的"兴"之义。     

"比""兴"与意象创造

"比"、"兴"与意象创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作诗法的"比"到意象的诞生经历了从"以彼物比此物"到儒家的山水"比德"观,再到比物抒情、"意""象"合一的过程。从原始宗教中诞生的"兴"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过滤掉了原有的宗教意义,演变成一种"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作诗法,在歌咏"他物"中抒发主观情感,"他物"就变成主观情感客观化的载体,成为主客观融合的审美意象。"比""兴"的结合不仅促进了诗歌意象的创造,也推动了诗歌走向更高的艺术殿堂。     

《七十家赋钞》与张惠言的比兴视野

作为清代阳湖文派的代表人物、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对赋也深有造诣。在乾隆后期浓烈的汉学氛围下,他编选《七十家赋钞》彰显自己的赋学复古理念,并以赋体为《赋钞》作序,还对其中的部分作品作了评注。序中他强调以志统赋,同时也不反对物象的铺陈,认为赋应通过穷其物、尽其象以言其志,并对22位赋家的源流得失作了评析。评注和他对＂志＂的追求相一致,多是对比兴和讽谏意义的揭示。他的赋学思想以后进一步延伸到词中,遂成常州词派。     

从“比”卦看文艺的象征

《周易》中＂比＂卦的卦象和卦意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上的基本思想。＂比＂即为象征,以＂赋＂与＂兴＂作＂两翼＂,＂赋比兴＂实际构成中国诗学中完整的象征主义。如果说＂赋＂代表了一种＂醒＂,＂兴＂则代表了一种＂醉＂,而以＂比＂为核心的＂赋比兴＂在整体上体现出了中国文艺理论中这种似醉还醒的象征主义精神,它们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给予文艺创作一种坚定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