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中央官学的双化教育制度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之一,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在教育方面实施既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又有利于维护本民族自尊的措施,体现了双化教育的特征,即既对学生进行汉族文化的教育,又对学生进行本民族文化的传授。此点在中央官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20世纪以来宋代中央官学研究述评

20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宋代中央官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总体上来看,中央和地方官学经常被放在一起研究,涉及到宋代官学的教育管理制度、财政收支、师生日常生活等多方面。从研究对象来看,则主要集中于国子监、太学等领域。但上述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比较陈旧,问题意识较差,研究深度不够,影响力不强,研究方法缺乏创新等。     

唐蕃关系视野下的中央官学教育

唐朝中央官学教育的发展历时长久,意义深远。一方面,唐朝中央官学为吐蕃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才。另一方面,唐朝中央官学教育的发展对于加强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促进吐蕃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南朝私学的兴盛

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政治黑暗。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受相对自由的社会风尚的影响,民间私学开始代替官学,在社会上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南朝私学不仅在教授内容上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办学方式多样,妇女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也开始凸显。南朝私学成为同时代官学的重要补充,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并为寒门子弟提供了广受教育的机会,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汉代官学教师制度述论

汉代是中国古代官学教师制度的初创时期。太学博士与郡国文学,既是官学教师,又是国家官吏,其教师身份尚不十分突出,对其选用、升迁已出现较为明确的制度规定。博士、文学秩卑而职尊,仕途通达,而官学教师不甘久典教职,这一特点在汉代已经显现。     

中国古代官学中的学生数量问题研究——以科举学额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为中心

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学的历史要早于科举,其有一套较完备的制度,包括对入学者数量上的限定,但这和后来的科举名额制度还有很大的差别.科举制度产生后,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官学逐渐被整合到科举制度中,官学学额制度被科举制度接收.明代,举人、生员成为如同进士一样的终身功名身份之后,这种身份即成为一种社会性稀缺资源,由此生员的地位在历史上空前提高.明朝在万历年间开始按照"附学生员"名额,定期录取新生,在学生员却不毕业,之后生员人数大量增加,终于在其后形成了数量比较稳定的绅士阶层.科举学额制度保障社会资源有效、合理分配,其在明清时期表现出:控制总量、按照区域分配、兼顾特殊利益群体等特点.     

魏晋南朝官师称谓考述

官师制度是官学教育的重要组戍部分。魏晋南朝时期，官学教育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中央，除大学之外．又创建国子学，同时，学馆教育、专科教育也受到统治的重视；在地方，州、郡、县三级行政机构则成为地方官学得以维系，并以此来划分地方教育的行政区域。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官学种类、行政级别有所不同，官师的称谓也因此各异。     

清代八旗官学教学活动及管理述评

八旗官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经书、八股文和满文、蒙古文等内容，十三岁以上还要学习箭术，且“右武左文”，以期为国效力。对这些学习内容的考试甚为频繁，考核射箭能力尤为严格。为了达到提高八旗子弟素质的教学目的，清代经常对教学管理制度及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其中雍乾之际和光绪年间的改革起到了很大作用。     

宋代中央官学师生日常管理活动研究

宋代中央官学是全国士子向往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和太学是宋代中央官学的典型代表。国子监是代表朝廷管理中央官学的核心机构,为朝廷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太学是全国最高教育机构,为国家培养所需要的人才。中央官学逐渐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且严格的管理制度,各管理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责,在一批学养丰富、管理有方的教官教育和管理下,为官学生潜心学业提供管理保障。中央官学的行政管理活动、教学管理活动和生活管理活动,构成了宋代中央官学管理活动的历史图景。     

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史学思想

南宋浙东学派的学们以“事功”为出发点致力于史学的研究,在史学领域多有建树,对后世特别是明清学的史学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总结他们的史学思想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也有现实意义。本试图从他们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所坚持的历史进步论、呼吁史学体裁的变革及主张六经皆史、注重发挥义理的观史之法等方面加以论述。     

南宋横城义塾及其《义塾纲纪》考论

南宋东阳人蒋沐所建的横城义塾,为宋末浙南地区甚具影响的民办书院。而理学家方逢辰参与制订的《义塾纲纪》,较为系统而详细地规定了义塾的办学主旨、学生入学资格、教学内容与方法、义塾管理等,对横城义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白玉蟾与金丹派南宗

文章主要讨论了在南宋时期道，禅，儒社会思想大融合的背景下，白玉蟾影响金丹派南宗的若干因素。并以此透视白玉蟾的社会历史地位和他的思想，文章认为：由于白玉蟾的社会思想和其内丹理论的紧密结合，摄融合和非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方式对金丹派南宗创建具有重要作用。     

浅论南朝的典签

典签制度是南朝实行的一项重要而又特殊的政治制度,该制度对南朝政局影响较大。典签由“五品吏”改为“七职”,既是名称的变异,也隐含着政治地位的提高。从某种程度上讲,典签权力的增大完全是皇权加强造成的。同时,典签的权力又是很不稳定的,时强时弱,要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南唐宗教与文学

南唐君王普遍崇信佛教,致使整个朝廷政法荒弛、经济衰颓、军事不振。南唐宗教倾向对于南唐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以李煜为代表的南唐词,以及隐逸派诗人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由南入北文人的群体意识

由南朝入仕北朝的文人是一类特殊的文人群体,他们没有结成文学集团,也没有形成文学流派,但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相同的内质:乡关之思、忠臣之叹、身世遭际之悲;他们相互又有较密切的交游,形成了一种立体的群体意识网络。     

南朝士族治学管窥

士族是南朝学术文化主体,引领着学术发展的方向.他们虽以经学传世,但并不拘泥于经艺一道,而是将眼光投向了其他的文化领域,因而其兴趣爱好是广泛的.当儒、道、文、史、佛五学成为时代的主流学术文化之后,他们凭着自己的家学特长和文化积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投入其中,或专攻五经中的一经,五学中的一学,或融数经数学于一体,进行全面研究,因而其治学内容是丰富的.他们重博学,重抄书,重积累,重著述,善躬行,会实用,故其治学方法也是多样的.南朝士族治学中广泛性、丰富性与多样性的完美结合,推动了南朝学术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先秦宋国史若干问题初探

宋国在西周至战国是占据中原腹地的诸侯大国，具有封国时间早、延续时间长等特点。以往因史料的不足，尚存在着何时封国，开国始祖微子启的经历，都城的名称沿革，疆域的变迁，城墙、城门、宫殿建筑不清等问题。     

叶适与南宋反理学思潮

叶适的学术思想经历了由推崇理学到反对理学的重大转变,其晚年对理学的批判系统而深刻。他否定了理学的儒学正统地位,揭示了理学的本质,指出了理学的虚妄,批判了理学的极端化倾向,驳斥了理学的经义,又以完整的事功学说与理学抗衡。经过叶适的发展,南宋反理学思潮不仅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南宋花鸟画的变化

南宋的花鸟、走兽类绘画较之北宋来，主要有四点变化：表现出充分的创作个性和特长，风格、技法呈多样性发展；注重主体与环境关系的处理，花鸟改变了北宋的全写实，畜兽则相反地转向了全写实；将北宋的长卷大轴，转为以册页和纨扇为主，向小型、精巧化发展；继承北宋人画的传统，并发展出“四君子”、“岁寒三友”，以之寄托高洁情怀或民族气节，且将水墨花卉竹木的艺术性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