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儒道思想的关系——基于名教与自然之辨

面对文化交往的全球化,重新审视、发展传统文化已成为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在要求和一项重要课题。基于此,文章以史论结合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魏晋玄学思想进行思想史的动态考察梳理,着重从名教与自然之辨的视角理清儒道思想的关系。可以说魏晋玄学思想贯穿了＂名教＂与＂自然＂之辨,是儒道思想在碰撞历练中由相融到相斥或超越再到相融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最终实现传统文化中的儒道兼综和互补。     

略论王弼之儒道融合思想

魏晋玄学主要探讨名教与自然之关系.魏晋时期,儒学顺两汉独尊传统,仍深居人心,孔子亦继续保持圣人形象,在此情形下,很多玄学家便不得不正视儒学,何晏与王弼都注释了<老子>、<周易>、<论语>三部经典,其中两部属于儒家.王弼一方面顺文化传统,认孔子是圣人,主张孔子高于老子;另一方面又深契道家,不觉便以老解<易>、以老解孔,多有不当之处.通过辨析王弼对儒道两家三部经典的注解及圣人体无论,来评价其儒道融合思想.     

二程哲学与玄学的内在联系

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上颇具影响的哲学思想,与二程哲学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密切联系:二程哲学不仅继承了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思路,其哲学本体“天理”观的提出也受到魏晋玄学名教自然观的影响;二程哲学以“气”论性的思想,以及通过圣人教化“涵养”来培养人格的思路也来源于王充之后的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天人合一”、“诚”和“情”的思想也对二程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他们提出了“圣贤气象”的精神境界作为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     

魏晋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问题研究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玄学家们通过＂六经注我＂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宇宙本体以及社会人生的思考与认识。在玄学所讨论的问题之中,名教与自然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有研究者将其定为魏晋玄学研究的中心。但在对待名教与自然的态度上,王弼、嵇康、裴頠、郭象等主要玄学人物都各有所异。此文将打破以时间贯穿观点的方式,从文献入手,论述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问题的概念范畴、各自的发展状况以及归宿、地位等问题,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把握名教与自然问题。     

道家哲学思想的偏离与回归——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

老庄哲学是先秦道家哲学的代表,魏晋玄学是以解读老庄哲学为基础的,有学者认为其是对道家哲学的发展。魏晋玄学的目的是利用"自然"来挽救"名教",玄学家们通过否定道家的"道"而提出了各自的思想本体,因而在本质上是与道家思想相偏离的。重玄学者通过"双遣"的方法,超越了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实现了向先秦老庄哲学思想的回归,促使道家哲学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试论王弼的伦理思想

魏晋玄学以其清新、奇丽的风姿傲然屹立在学林之中。同样,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天才少年王弼“名教本于自然”的伦理思想也以其上扫烦琐、迂腐的两汉经学,下开“理是气之本”的宋明理学的磅礴气势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的画卷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遗产,王弼的伦理思想是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名教本于自然”伦理观的内涵     

道家哲学思想的偏离与回归———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 学简

老庄哲学是先秦道家哲学的代表,魏晋玄学是以解读老庄哲学为基础的,有学者认为其是对道家哲学的发展。魏晋玄学的目的是利用“自然”来挽救“名教”,玄学家们通过否定道家的“道”而提出了各自的思想本体．因而在本质上是与道家思想相偏离的。重玄学者通过“双遣”的方法,超越了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实现了向先秦老庄哲学思想的同归,促使道家哲学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魏晋时期儒家人格的玄学化历程

本文从人格理论及实践的角度研究魏晋玄学与儒学的关系 ,认为儒学背景下的玄学发生及演进实质上是儒家人格的玄学化。《论语》中隐者对孔子的批评以及《庄子》对儒学的批判是玄学化之遥远的起点 ,东汉党人的“人格玉碎”是玄学化之文化心理前提 ,以儒道关系为轴心的三次磨合 (正始玄学的道本儒末儒道兼综、竹林玄学的越儒任道、元康玄学的内道外儒 )是玄学化之基本过程 ,圣人、才性、有无、自然名教是玄学化面临之基本课题 ,东晋士人儒玄双修、释道合一的人格实践则为玄学化完成之标志     

论魏晋时期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其主题和核心是名教与自然之辨。言意之辨、有无之辨等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辨都围绕此而展开。依照历史与逻辑的顺序,名教与自然之辨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或三种基本思路。即:“名教本于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和“名教即自然”。一、“     

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争

本阐述了魏晋玄学时期“名教”和“自然”的斗争历程。即：王弼“名教本于自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裴“名教不离自然”郭象“名教即是自然”，而终于达成“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魏晋玄学与招隐诗——“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嬗变简

魏晋玄学的一大主题就是讨论“名教”与“自然”关系,二者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魏初何晏、王弼主张的“名教出于自然”论;魏末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贤士所主张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晋初裴颇、郭象等主张的“名教即自然”论。在不同的阶段,“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不同,但是玄学家们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重建名教。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演变,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同时代招隐诗的创作,就经历了从“招隐诗”到“反招隐诗”的转变,其中“招隐诗”创作以陆机、左思、张载等人为代表,“反招隐诗”则以王康琚的《反招隐》最为著名,而招隐诗创作的变化也反映了玄学论题的变化。     

嵇康音乐思想探源及其审美意义浅析

嵇康音乐思想的根本内因是他的养生论，直接动因是魏晋玄学的兴盛，理论基础是对老庄哲学思想的深化和更新，同时也是对传统儒学思想的反叛。他第一次将音乐与社会的关系、音乐与人的关系的考察视角，停留在音乐本身的存在方式上，对中国音乐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儒家德性平等思想探究

近代以来,儒学由于其名教纲常理论而被批判,其平等思想因此被忽略.虽然儒家思想中缺少政治上的平等主张,但在德性层面上的平等却是大部分儒者所主张的,从性相近的主张,到人性皆善,再到德性平等在内圣外王等领域的应用,都体现了儒家的德性平等思想.虽然如此,由于古代儒家社会的局限性,这些思想并没有改变儒家社会不平等的现实.     

玄学代表人物的儒家素养与魏晋儒学之传承

魏晋时期,玄学勃兴,但传统儒学之深厚根基并未真正动摇,其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之底色,一直曲折地向前延续、发展。魏晋玄学家大都儒玄兼宗,深具儒家素养,并成为魏晋儒学传承之载体。儒学的功能作用实际涉及到两个不同领域,即政治领域和知识分子的士风学风领域。魏晋玄学兴盛背景下的儒学式微,实际只是儒学在后一个领域有嬗变和式微的趋势,而政治却正是魏晋儒学得以传承之重要途径。     

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与名教之辩

魏晋时期,原始儒家所追求的理想性、非功利性的名教已经变得虚伪化、矫饰化和功利化。一批具有儒学知识背景的魏晋名士援道入儒,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进行辨析。王弼主张"化名教为自然",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向秀、郭象则坚持"名教即自然"。如果说阮籍、嵇康偏向于自然,裴頠偏向名教一端,那么,王弼、向秀、郭象则处于自然与名教之间。与先秦儒家化自然为名教相对,魏晋名士化名教为自然,并希望最终能够弥合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紧张,实现二者的同一。     

魏晋玄学美学精神浅论

魏晋玄学在各发展阶段虽有不同特点,但始终围绕“名教”与“自然”问题进行儒、道整合,试图形成一种适合现实社会需要的指导理论。但客观结果却与理论目标相悖离,魏晋玄学对于现实社会的理论指导并不成功,而它在儒、道整合中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精神,即现实基础上对美的极致的追求。对这种美学精神的深刻理解实际上就是对魏晋玄学的深刻理解。     

王弼形而上哲学的现实关怀——会通“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尝试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如何解决魏晋士人现实生存悲剧性的核心问题,也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王弼在把老庄的“无”提升为更纯粹的本体论基础上,赋予“自然”以超越的境界旨趣,并论述自然与“无”“性”“理”的关系,扩大了道家的“自然”概念,赋予“自然”人的情感和社会文化的新内涵,使得现实的“名教”有了合理根据,为弥合悲剧意识的魏晋士人诗化人生境界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内圣外王”论在日本的历史演变及对其的思考

中国的儒学思想对日本思想史影响深远。然而,日本的学者在吸收了中国的儒学思想后并没有全盘接受。“内圣外王”论是中国儒学思想的代表观点之一,日本的学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理解和演绎。     

走出嵇康乐论研究的误区——也谈嵇康"声无哀乐"的思想意蕴

嵇康虽然主张"声无哀乐",但并没有割断与情感的联系,并且正是以这一联系为基础,他才对儒家的乐教思想作了重新定位。礼乐相须是儒家教化的基本理念之一,而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从根本上讲也就是对儒家礼教观念的反对,因此对嵇康乐论的研究最好能引入时人以及嵇康对礼的态度作综合分析。只有将它放在魏晋玄学的背景下,把它与时人特别是嵇康对礼的态度综合起来研究,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它的玄学意蕴。     

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原因与内容

五代以来伦常败坏,人们渴望和平,渴望统一,渴望恢复纲常名教,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由此而来。本文主要探讨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原因及其内容,希望对宋代文化的研究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