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委员会研究文献综述

我国高校实行教授委员会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它是深化高等学校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客观需要,也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大学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高校教授参与学校管理的途径之一.本文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力图将教授委员会现阶段在我国的研究背景、意义、现状等进行梳理,并寻求在我国建立有效的教授委员会制度的途径.     

教授委员会研究文献综述

我国高校实行教授委员会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它是深化高等学校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客观需要,也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大学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高校教授参与学校管理的途径之一。本文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力图将教授委员会现阶段在我国的研究背景、意义、现状等进行梳理,并寻求在我国建立有效的教授委员会制度的途径。     

中国大学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本质论析

中国大学教授委员会制度具有突出的自身特点,它的基本类型是二元权力分离适度渗透型,它的基本定位是基层学术组织学术事务的决策机构,它的核心职能是治学。中国大学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本质是“教授治学”。“教授治学”并不是对“教授治校”的否定,而是目前对中国大学教授委员会核心职能更为准确的表述。“教授治学”的内涵是对学术事务包括学科、学术、学风和教学进行管理与决策。     

教授治学的实现路径探析——以H大学教授委员会为例

教授治学是大学本质属性的应有之义,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内涵之一。H大学自2011年依托教授委员会推行教授治学以来,对教授委员会的组织模式、运行机制、职责与义务进行改进和创新,取得喜人成绩。但运行过程中,治学氛围尚未形成,治学意识有待增强;治学委员角色冲突,运行机制不够严密;治学权力行使被动,体制建设还需完备。为完善教授治学路径,应实现文化营造与制度建设双管齐下、治学路径与治学能力多元提升、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立主导。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教授治校”制度及其文化意蕴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师生通过不懈努力,逐渐建立起"教授治校"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制度形成的方式是经由"自下而上"的斗争;二是制度设计上采取代议制,并且实现了既包括学术事务又包括非学术事务的完全的"治校"权。清华大学"教授治校"是内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西方大学民主管理方式本土化的产物,其最大价值在制度文化方面。"教授治校"体现了以学术为本的大学组织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以学者为本的民主管理的组织文化,体现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的制度设计及其局限

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央政府以代议制民主为制度依据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确立了由教授们选出的有限代表与行政领导人员组成的评议会或校务会议为决策机构的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但是,由于法令中没有明确教授代表的人数,从而无法确保其在评议会或校务会议中的主导权。至于当时有些大学建立的校级教授会,也仅仅是作为评议会或校务会议的附属机构而不是最高决策机构。因此,我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设计无法真正实现教授治校。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特点分析

教授治校是我国近代大学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文认为我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是少数精英设计的,并在政府主导下建立的,而它的实现也主要是依靠少数精英。且由于它是一种代议制度,先天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确立的历史考察

清政府在1904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就产生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萌芽,中华民国所颁布的<大学令>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大学教授治校制度,但是,直到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建立评议会和教授会制度才真正标志着我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确立.     

从董事会到教授会——耶鲁大学治理重心的变革与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

美国大学的法人组织不同于欧洲传统的学者社团,而是校董事会。然而,美国大学的成功,恰恰在于董事会的放权。耶鲁大学治理重心从董事会向教授会转移的历程表明,管理决策权下放,才是最大的"生产力"解放,也是学校发展的希望所在。现代大学的发展,需要大师,也需要大楼,更需要二者有机结合的现代大学制度。     

试论构建我国大学院系级教授委员会的意义与路径

教授委员会作为实现＂教授治学＂的平台,是对学术权力的回归。构建我国大学院系级教授委员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克服高等教育行政化现象,保障大学教学、科研活动顺利进行,也是实现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要使院系级教授委员会健康、高效运行,既需要政府和高校规范与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切实支持、保障学术权力,也需要院系确立科学的管理理念、加强教授队伍建设,从而有效发挥教授委员会的职能作用。     

教授治学,也要治校——兼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学术组织的管理,即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意在通过大学评议会的民主决策为大学立法。完善的大学评议会制度,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共同实现了现代大学治理的三权分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教授委员会:学术权力主导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

教授委员会制度是实现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去行政化,从行政权力主导走向学术权力主导基本目标的可行模式。当前我国高校教授委员会制度仅作为学术体制存在,要真正实现从行政权力主导向学术权力主导的转变,需要重新变革和构建教授委员会组织制度,将其作为一种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作为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教授委员会制度,其应是内含治学的治校组织,定位应从参与走向主导,功能应在咨询的基础上强调决策。     

时间视角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微观社会基础与现实构建——以教授治校为例

时间是一种惯常性的、日用而不知的存在.“教授治校”作为中国大学制度的一个核心治理机制与制度的构建,除了过去与别国经验的参照启发,理念的辨析与“应然”的清晰,具体制度文本的撰写与实施以外,断然不能忽略作为由行动者实践出的制度(practicing institution by actors)的社会性脉络与现实基础.本文引入时问的理论视角,从现代大学制度下的教授治校的微观社会基础出发,从教授的时间与压力、组织时间协调与人际时间协调对真实世界中的中国大学教授治校过程进行分析与评论,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假设.     

梅贻琦时期教授会在清华校务管理中的作用探析

1931年12月,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清华进入了梅贻琦时代。在梅贻琦治校时期,清华校务运转顺利,教学与科研等各项事业均取得了长足发展,同时也经历了抗战前学风凌厉的躁动不安阶段。在此期间,梅贻琦的治校思想与清华的教授治校制度得到了完美结合,教授会在治学、民主管理以及维持学风等方面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清华走上了抗战前发展的辉煌时期。在此意义上,梅贻琦成就了清华,清华也成就了梅贻琦。     

高校改革的内部突破口：构建中国模式教授委员会制度

2000年前后高校合并浪潮之后,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高校办学效率受体制制约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全面重构中国大学基础制度成为"十一五"期间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本文提出以构建中国模式教授委员会制度为高校体制改革的内部切入口,给出了若干具体改革建议。     

论“教授委员会”在现代大学治理中的性质与功能

改革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建立一含在学术事务上有决策权的教授委员会,充分发挥教授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已成为高教界关注的焦点。按基本定位及基本功能,我国大学的教授委员会分为决策机构、咨询机构、由学术内行管理学术事务的机构三种类型。探讨教授委员会发展的趋势,完善教授委员会制度,旨在从大学治理的角度保障教授在教学和科研上的自主权,从而促进教学与科研的创新。     

20世纪20年代末清华大学工程系裁撤风波考析

1928年8月国民政府大学院接管北平各大学院校,由于清华的特殊历史背景,大学院与外交部达成妥协,组建新的董事会形成共同管辖格局,但事实上外交部主导了清华的控制权.同年11月因董事会会议议决裁撤工程系引发风波,这场风波成为清华师生反对董事会专权的"改隶废董"运动的触媒之一.在风波中,代表大学院方(教育部)校长罗家伦借势清华师生的力量最终赢得清华管辖权争夺的胜利,结束了清华大学由教、外两部共管的局面,但也使罗和清华师生之间出现裂痕.工程系裁撤实质上是罗家伦建设"文、理"为中心的"新清华"办学理念的体现.罗家伦以革命的方式,希图以德国大学的理念改造深受美国大学传统影响的清华大学,重视"变"忽视"常",最终的去职也与此有关.剖析工程系裁撤风波,为理解中国大学成长的特殊性和探寻大学改革的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     

试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家办大学的共同特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家们在教育救国的理想下办学育人、躬耕实践,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国家的栋梁之才,造就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自产生以来的一个发展高峰期。他们办学的共同特征是：心怀社会责任,立足中国实际;注重学校“软”、“硬”环境建设;民主治校;注重基础,突出特色。这些是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所应借鉴的。     

本土传统与现代诉求：1930年代前期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活动

1930年代前期,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为宗旨,在历史考据占主流地位的学术氛围中,显得颇为引人注目。一方面,新文学是通过反抗古典文学传统来建立自身合法性的,而另一方面,当时的大学国文系普遍仍是以古典文学课程为主体,在此条件下,大学国文系如何展开对于新文学的想象?古典文学可以成为新文学的资源么?本土传统如何与现代诉求相调和?1930年代前期清华中国文学系对新文学的想象及其挫折,折射出的正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