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欧阳修《诗本义》对《毛传》、《郑笺》的批评

宋代<诗经>研究中,最早批评<毛传>、<郑笺>的是欧阳修的<诗本义>,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对毛、郑字词训诂、章句解释等方面,同时对<郑笺>的以礼说诗、谶纬怪妄和改字为说也着力批驳,从而开创了<诗经>研究的新局面,并与对<诗序>的批评一起,开启了宋代<诗经>研究的疑古思潮.     

欧阳修是开拓《诗经》文学研究的第一人

欧阳修的<诗本义>最先打破唐以来<诗经>研究僵局,大胆批驳<诗序>和毛、郑说诗谬误,提出依据文本、求诸人情、考之文理以探求诗人之意;肯定"情欲心"的合理性,对"淫诗" 的解读为后人提供了范例.<诗经>研究由经学转文学欧阳修开拓之功不可没.     

填补背景与经典的启发式教学——以《诗经·关雎》的诠释为例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不在于文本本身是否具有经典所要求的内容,而在于后世阐释者为适应经典的要求而作的阐释.<诗经>本质为诗,是文学的典型,而后代经学家为了自己学说的体系,强加<诗三百>以经学色彩.要理解<诗经>不同时代所作不同阐释,必须填补背景,才能理解各种诗论的意义.本文以<关雎>为例,加上教学实践,运用阐释学理论,解析经典的启发式教学.     

欧阳修《诗本义》辨正毛传、郑笺蠡测

欧阳修<诗本义>旨在辨正毛传、郑笺得失和归纳诗篇本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毛、郑所代表的<诗经>阐释传统,对宋代<诗经>学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析《毛诗正义》对《诗经》的文学解读

<毛诗正义>对<诗经>中的文学因素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它较详细地探析了<诗经>作品的篇章结构、章旨以及前后篇章之关系,深入研究了作品的修辞表达,对作 者之意和诗篇主人公的思想有细致的分析和把握.这是唐代<诗>学的一项重要成就.     

宋儒对《诗》本义的探寻和辨正

宋代是一个经学变革和创新的时代,宋儒在探寻和辨正《诗经》的本义方面取得了重大收获。宋儒把先秦经典和诸子的用《诗》之义与《诗》本义区别开来,不信毛、郑"迂滞"之说。宋儒在阐释方法和阐释依据上寻求突破,变"据序言诗"为"据文求义",并注意《诗经》抒情、象喻和讽谕的文本特点,批驳前人,解决疑惑,能做到"置心平易",以"情""理""道"等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在经学发展史上是个重大突破,并惠及后代的《诗经》学者。     

《诗经·豳风·七月》经学解读与历史主义解读的博弈

《诗经》作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它的阐释和研究始终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经学时代,毛、郑、孔说诗系统尤其郑玄“以礼笺诗”影响甚巨。但在经学式微之后,毛、郑、孔说诗系统遭遇到历史主义解读方法的巨大冲击。《豳风·七月》的经学解读中所包含的“天地阴阳观念”与“养老敬老”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勤政爱民”等礼乐教化思想之深度、厚度,是历史解读法中的“压迫与剥削”、“奴役与被奴役”的阐释无法相比的。在国学热的今天,理性回归经学也是《诗经》解读中的应有之义。     

论刘勰比兴观及其理论意义

"比兴"是中国文学及文论发展史上的重要概念,刘勰的<文心雕龙>更以其体大思精的系统性、深刻性对"比兴"问题进行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思考.本文立足于<文心雕龙·比兴>,一方面就 "拟容取心"说深入理解刘勰的比兴观,另一方面尝试对将"比兴"作为一个整体引入文学视野的<比兴>篇之理论意义做出阐释.     

《五经正义》及其研究综述

<五经正义>是唐代初年唐太宗为统一经学而下诏组织修撰的.唐宋两代,它一直是士子传习和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在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对<五经正义>的修撰、版本、内容、研究状况等方面的情况加以综述.     

董仲舒与汉代《诗》学三题

董仲舒在汉代<齐诗>的传承谱系中隐而不彰,但他却是奠定<齐诗>阴阳五行基本性格的重要人物;董仲舒提出以<诗>作为汉代宗庙祭祀制度的法度,使<诗>成为构筑汉帝国政治权力的知识基础;董仲舒提出的"<诗>无达诂"说强调把理解的情境性和文本的微言大义结合在一起,其所持的经学立场与后世诗学和文论所注重的主观阐发的倾向有异.     

朱熹《诗经》诠释视野下的《陈风》学

朱熹对<诗·陈风>的理解,在<陈风>阐释史上有若干创新:注意到<陈风>中的歌舞元素并认为是在上者(陈国首位夫人大姬)之好倡使然;大胆废除了<陈风>之毛<序>,反对<序>主旨上的刺诗说;提出<陈风>诗篇思想内容上多"男女之诗"甚至"淫诗"观点.当然,朱熹这些创新之处是与他的整个<诗经>诠释学思想相一致的,是他<诗经>诠释视野下的<陈风>学.     

《诗比兴笺》确系魏源所著

关于<诗比兴笺>一书的作者问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李瑚先生就曾作过考证和论说,论定此书实系魏源所作,是魏源"以笺古诗三百篇之法,笺汉魏唐之诗"的<诗古微>之继续,只是后来为陈沆之子"遂其孝思",才假托陈沆所作、署名陈沆而刻印成书①.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诗比兴笺>时的<出版说明>则说;"<诗比兴笺>四卷,清陈沆撰.一说系邵阳魏源寓居陈沆家中时所作,用沆名义刊行."然而,<诗比兴笺>一书毕竟自咸丰五年初刻本开始,即署"蕲水陈沆撰",且魏源于咸丰四年撰写的序中亦说是"蕲水陈太初修撰",故而对该书作者"实系魏源"一说,终因缺少魏源亲笔确证以及同时代人的旁证而难以确定.随着魏源著作辑佚和整理工作的不断深入,所获信息的不断增加,特别是通过吾友戴维提供的两条信息,可说是找到了证明李瑚先生考证确凿无疑的重要证据,才使我们对<诗比兴笺>一书的作者问题不再犹豫,可以肯定它确系魏源所著.     

论严粲《诗缉》的以《诗》言《诗》

严粲是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在其<诗>学著作<诗缉>中,他从<诗>的体例,对<诗>六义的认识和<诗句>对举几个方面来进行他的"以<诗>言<诗>",把<诗经>身上的经学性和理学性的"色彩"进一步削弱,故该书有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在宋朝众多<诗>学著作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唐人引《诗》之考察

唐人议论而好称引经典,<诗>是常用者之一.考察唐代士人的议论引<诗>情形,可以看到,随着经学的统一与复兴,他们继续着汉人所建立的言说传统,以<诗>为发言立论的政治依据.不同的是,唐代经学因为与科举考试结合而出现的经学教育平民化,既使儒家经学获得前所未有的普及性教育,而重经文、轻义理,读经者多、研经者少的经学状况同时又潜藏着经学衰落的危机与变革的契机.通观唐人议论引<诗>的情形,可以见出<诗>在唐代随同政治的盛衰而有起落,而这一起落反映的是儒家经学在唐代的盛衰转变.     

钟嵘《诗品》赋论（一）——《诗》赋体系列辨证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论毛、郑对《诗经》的强制阐释——以《邶风·静女》为例

强制阐释现象不但存在于中国当代学者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接受领域,也存在于诸如《诗经》等传统文本阐释中。毛亨、毛苌《毛诗故训传》及郑玄《毛诗传笺》以《毛诗序》的说法为前在立场对《邶风·静女》的阐释就是典型的强制阐释。为了迎合这种前在立场,毛、郑不惜改变该诗大多数词语的训诂,甚至改经以就注。我们今天阅读《诗经》,应理性地对待《毛诗序》。既要合理地利用它,又要避免受其过度影响,以免对作品产生不恰当甚至错误的理解。     

试论《楚辞》对江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江淹的文学创作深受<楚辞>的影响,其诗、赋大量袭用<楚辞>的语言;并继承了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充分展现了他遭受贬谪时的心路历程;他还大量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强调文学的讽谏意义.江淹自觉的学习<楚辞>和他崇尚复古的创作主张一致,这也正是他在骈体盛行,追求文学的娱乐价值的时代,表现出独特的创作风格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部文学理论的寓言——解读《约翰福音》

对<圣经>这部宗教和文学的经典著作的批评方法,有古老解释、现代研究、原文批评、形成批评、编写批评、历史批评等多种.本文选取<圣经>中的<约翰福音>,试图以寓言的方式进行解读,从作家创作论、读者接受论、文学功能论、文学批评论、文学史论、文学的两面性等多个角度进行阐释,将这部最具哲理性的福音书诠释为一部文学理论全书.     

王逸《楚辞章句·天问》的阐释特点

通过对<楚辞章句·天问>的研究分析,我们发现王逸对<天问>的阐释很有特色:王逸重视现实政治对作者创作的感发作用,并由时代背景切入作品的内部研究,以追寻作者创作的动机和文本的本义;他认为作者创作作品是为了抒发个人情感;为了准确探寻作者的本意,王逸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读者自身的偏见,尽力客观地解释作品,而且也注意到了文本的文学特征.     

《诗·汉广》诗旨文化批评

有关<诗·汉广>的诗旨,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有经学的解释,有文学的解释,<战国楚竹书诗论>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其诗旨提供了契机."水"这一原型意象,成为解读其诗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