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运动到运动式治理——改革前后的动员政治及其理论解读

改革前的政治运动在改革后的“变身”是一种治理导向的运动式治理.在剖析政治运动和运动式治理的内部结构和异同之处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从政治运动向运动式治理的演变机理,这包括体制之变导致的政治运动的退场,社会之变形成的治理压力的堆积,以及政府之变造成的科层式治理的不足.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企图将政府力量发挥到极致的机制性安排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对于处于社会快速转型的中国,运动式治理虽然并不完美,但是似乎也不可或缺.     

国家治理机制转型研究——基于运动式治理的视角

在中国,运动式治理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但其固有的弊端使之难以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必须及时转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为国家治理机制转型提供了方向。但要实现转型并非易事,有其内在困境,必须在制度建设、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干部政绩评价体系、社会组织培育、外国经验借鉴等方面进行深化改革。     

从“主持”到“支持”——“支持式治理”的创新实践与理论建构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时代要求,也是顺应多元主体诉求、保持学校发展活力、提升学校办学品质的现实需要。从"主持式管理"到"支持式治理",需要架构治理新模型,制定责权清单,实施级部新治理,建立交互新平台,编制生活新常态。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政府反贫困工作的思考

纵观历史,贫困与反贫困是人类社会永恒之话题,反贫困工作是现代政府不可推卸之职责,然而当前我国政府扶贫工作面临着体制碎片化、组织碎片化、以及绩效评估碎片化等一系列困境。从整体性治理之视角出发,对政府治理中体制机制的完善与整合、政府贫困治理组织结构的整合以及政府绩效评估的完善等措施进行探讨,以期有效推动政府反贫困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日常运动”与“运动日常”——山西新生活运动的双重面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迫切的民族危机和现代化压力深刻形塑着基层社会的治理发展格局。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与要求,接受赶超式发展理念指导、依靠国家权力改造社会与个人的运动式治理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治理路径选择。作为运动式治理的典型缩影,20世纪30年代的山西新生活运动同时呈现出“日常运动”与“运动日常”的双重面向。前者指向治理范围与对象的“日常化”,表现为涵盖各类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生活革命”面貌;后者指向治理策略与机制的“运动化”,试图构建广泛社会力量“有为而治”的治理图景。然而,由于治理目标设定过高、治理主体革命意志不足、缺乏牢靠的组织基础及其有力的社会动员与治理能力,山西新生活运动在推行中逐渐扭曲失真,反而给民众生活造成困扰。山西新生活运动建立合理有序的现代生活、塑造现代国民的愿景终于破灭。     

论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是对外开放的现实需要,是推动建立全球公正平等经济秩序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运行的必然逻辑。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共赢之举,既为中国发展创造了机遇,也给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提供了动力。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要改革与完善现有多边机制,构建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和价值理念的新体制,以开放、包容原则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政府、企业和智库的协力配合,积极参与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和制度体系构建。     

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困境的制度性出路——评《从地方分治到参与共治——中国流域水污染治理研究》

水作为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在国民经济和国家环境安全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流域性水问题特别是水污染问题正在成为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     

全球经济治理中我国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谋求与本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由于西方国家长期把持全球治理话语权,加之全球经济治理经验不足等因素,中国并未获得与本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因此,在全球经济治理活动中,为应对制度性话语权提升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中国应融入与改革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全球经济治理创新提供合理方案,不断提高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度和贡献度。     

“运动”——数学变式教学的一个诀窍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本文试结合校本课题研究成果及新课程教学实践，拟就如何用运动的观点进行变式教学谈点体会．     

论中国农村反贫困社会心理支持系统的构建

农村贫困问题关系到国家稳定、发展和富强。在反贫困过程中,越来越凸显了人的主体性作用,特别是人的心理素质的提高。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当前中国农村贫困群体的社会心理,提出从成就动机、认知模式、社会情感、社会态度、人际交往等方面来构建中国农村反贫困社会心理支持系统,强调政府、媒体、心理咨询机构、教育、社会保障制度等的作用,重塑农村贫困群体健康、成熟的社会心理,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     

嵌入共治：运动式治理的内在逻辑——以F市创建文明城市为例

运动式治理是当代中国治理实践的常见模式,是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的重要组成。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出,脱胎于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运动式治理不再局限于应对官僚制失灵的政治动员方式,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策工具和治理策略。以F市创建文明城市为例,基于“嵌入”的理论要点,以“吸纳共治”的逻辑构建“结构—资源—嵌入共治”理论框架,分析运动式治理呈现的新特征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依托科层组织,通过组织和制度的双重嵌入构建治理的结构制度基础,通过纵向层层包挂和横向社会吸纳,提供共治资源。双重嵌入和吸纳共治内在逻辑一致,二者相互构建、释放了治理的现代性因子,共同打造运动式治理的嵌入共治模式。研究跳出常规治理和运动治理的二元视角,基于鲜活案例审视中国治理的实然图景,有助于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运动式治理的新样态。     

从“中国式英语”到“中国英语”

中国英语不是“洋泾浜”,不是“中国式英语”,而是在符合英语语言规范的基础上表达中国人思想的英语。从历史学角度来看,这种英语是必然,不能被忽视,有了这种历史观,再看教学申从母语到目的语之间的“中间语”,我们就会明确方向在哪里了。     

从苏维埃革命到苏维埃运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战略的演变

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运动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先后实践的两个革命模式,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从苏维埃革命到苏维埃运动的战略转变,中国苏区有了大发展。苏维埃运动战略没有放弃以城市为中心,中央苏区的进攻路线导致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演进特征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农村反贫困演进可分为制度变革、针对性区域扶贫开发、扶贫攻坚、全面综合扶贫开发和精准扶贫开发五个阶段。文章对每个阶段的实施背景、政策特征与成效进行分析,并得到反贫困政策的启示。     

从政治稳定到政治安全——转型期中国维稳战略的创新性转换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中国维稳战略面临着诸多困境,如维稳观念僵化,维稳成本攀升,维稳缺乏制度化设计,维稳方式简单,维稳主体单一等.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各种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集中爆发,使政治稳定问题不断受到高层重视并上升到国家政治安全战略的高度.面对各种维稳困境,从政治安全的视角反思中国维稳战略之利弊,可以为维稳战略提供系统化的优化路径.我们应该从维稳理念上构建动态发展的政治稳定观,从维稳模式上实现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从意识形态创新上为维稳行动提供可持续的理论指导,从政治制度创新上增进维稳战略的科学高效,并着力于社会公平环境的营造以从根本上确保持续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有效推进中国维稳战略的创新性转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助力.     

由“运动式”走向“新常态”:成人高校教育质量评估模式的转换

运动式评估是单一主体参与的非常态评估,具有政府主导、标准统一、过程封闭的特征,评估过程忽视学校的主观创造性,无法体现学校专业特色,易滋生功利主义,消减学校办学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不利于实现成人高校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办学目标.常态化评估倡导构建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体系,关注学校自我评估;建立学校教学质量数据库,实行教学质量的常态监测;构建政府鉴定、学校自评、社会评估相结合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成人高校评估标准应“因校而异”,凸显学校特色、专业特色,关注学校办学目标与地方经济的适应性,促进学校内涵式发展.     

从“地方公务委让”到“地方合作治理”——中国地方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逻辑演变

本文试图从明清以后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审视中国地方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逻辑.清代西湖自主管理体制体现了行政指导下的地方自主治理和官、吏、绅合作治理的地方治理传统;而当代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城市公共事务治理改革,也体现了地方治理传统在当代的延续与演变.中国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行政集权与社会分权、“亦步亦趋”与“惠及乡里”.中国地方治理的历史传统与逻辑是中国走向未来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起点,也是实现官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的基础.     

从“管理”到“治理”——一个精神史的考察

在任何一个社会,一群人都必须接受某些命令的支配。各种支配方式的有效性取决于它的正当性。管理作为一种现代支配方式所遵循的是合理性的原则,它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合理化管理模式中所出现的矛盾引发了当代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变革,治理是以自我管理和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支配模式,它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正当性,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模式也贯彻了这种新的精神。作为一个现代转型中的国家,中国应该根据社会各个领域的具体特点分别采纳治理或者管理的模式。     

从“外延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转型

外延式发展主要是指通过规模扩张和量的增长来实现发展的一种形式,而内涵式发展则相反,它突出的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以事物的内部因素作为动力的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转变,坚持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这一战略的提出对于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推动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实现由外延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的转变,既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