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与理论创新

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际政治传播逐渐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显学,理论创新至关重要。理论创新与学术历史梳理、自身的理论叙事以及理论创新所处环境等问题有关。对以上问题的讨论不仅关乎如何把握全球变局下的国际关系和权力格局等现实问题,也关乎学科自主性构建。     

联通“自我”与“他者”：国际传播中的共情转向及创新策略

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新时代的中国形象,是当前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传播学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面对复杂国际关系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隔阂,共情传播成为一种破局进路。基于对共情传播理论脉络和作用机制的梳理,本文提出了诉诸共性议题,话语微观多元;深挖中华元素,激活文化触点;巧用全媒体平台,创新产品样态;联合外籍人士,传递“他乡人”视角这四种实践创新策略,以期以情动人,实现与他者的联结,促使中国声音从表达到抵达,让中国故事真正在国际受众中获取认同并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从而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信息战视角下西方营销传播对俄罗斯影响力研究

信息战得以成“战”的原因在于利用信息手段强加政治主体的意志,但强加主体意志并不总能获得预期的效果,营销传播作为一项说服的艺术恰好能解决这一问题。苏联解体前,戈尔巴乔夫实施的改革得以让西方商业品牌大规模进入苏联,高质量且低廉的产品在市场中的流入使苏联人民拥抱来自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原来西方广播电台无法做到的让西方生活走入人心的困境被营销传播轻松解决了。而到了数字时代,西方平台霸权主义又为西方数字营销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数据成为营销传播成功的关键。在俄乌冲突之际,数字营销传播又化作西方强加其视角下“真实信息”的新手段,在国际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西方营销传播从和平时期着眼于消费异化的长期投资转变为直接的流量劫持。     

中国在非洲的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

在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国际新闻的流动中,西方国家在国际传媒中对中国的指责是否公平合理是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指摘增添了中国外交中“软实力”的建设代价,使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大打折扣。 要改变现有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并塑造美誉的国家形象,就需要考虑如何在传播全球化的流程中表达中华民族的历史,阐释中国“和谐文化”的意义。 成功的和谐文化传播不仅要随着中国对非政策的演变不断调整自己的传播内容,还要通过富有创造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引领中国对非外交活动的进展,从而更彻底地赢得广大非洲国家的受众。[编者按]     

解构西方话语: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构建的中国形象考察与应对

国际话语权不仅指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利,更是指＂说话＂的有效性和威力,即权力。西方话语霸权中,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发挥着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人们在认知和解读国际问题与现象时,往往运用西方国际关系学说进行解读,国际关系研究也为西方媒体传播提供了理论和议题双重引导。剖析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构建的中国形象,对我们从理论层面研究西方话语关于中国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跨文化传播漫谈

2006年夏天，由中国外文局主办、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承办的“跨文化传播论坛”至今余音绕梁，特别是本刊采写的《从审美此岸架设一座通向审智的桥梁——学者余秋雨谈跨文化传播》等文章在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上被转载以来，引来各方对跨文化传播关注的目光。本文作者系《人民中国》杂志退休多年的高级记者，现远居加拿大，在网上读到本刊采写的跨文化传播文章，积极回应本刊，提笔记录下了自己的感受。现刊出，与读者共享。     

探索国际话语权构建的渠道

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提出过一条经验法则，解释个人选择传播路径的或然率。这个公式如下：     

汉语书籍，其实可以这样

推广汉语的中国出版人其实内心都潜藏着这样一种热望：让世界上那些了解和不了解中国的人们通过汉语这个传播的使者走近中国，感知中国。 《对外大传播》一直关注对外汉语教学在中国对外传播中的特殊作用．并围绕这个选题，曾先后采访了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许琳、美籍学者赵启光，推出了《“地热”中的对外汉语教学必将喷涌》，     

使用中华民族统一称谓展现国家新形象

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族裔）国家,单一民族国家很少,我国的东北亚邻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都属于单一民族国家。除日本外,其他三个国家都与我国存在跨国民族问题。我国边境的部分少数民族具有民族跨国性：或与邻国的主体民族为一个民族;或是邻国主体民族的分支,属于相同语系;或在历史上长期与邻国通婚交好,双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民族的融合。所以,从国内角度分析,有些民族属于“少数民族”;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这个民族人数并不少,甚至有本民族的主权国家,例如俄罗斯族。为强调中华民族理念,区别于相同民族的主权国家,对外传播中应在跨国少数民族名称前加冠“中国”,例如中国朝鲜族。     

从“国际传播+”到“+国际传播” 平台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重构

本文对过去41年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历史全面回顾,总结中国国际传播人才的整体模式,总结特征,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方向。整体说来,传统的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是典型的集中权威（authority）模式,是以国家需求导向,以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为核心内容,复合其他学科尤其是语言能力的“国际传播+”模式。在培养效果上,该模式满足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国际传播人才的临时性和表层需求,但在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体系的今天也导致了中国国际传播结构性失语,难以适应新时代对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需求。适应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当下媒介技术引发的全域性、生态性、颠覆性变革,未来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亟需走向分散枢纽模式（hub）,通过在不同专业、学科复合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实现从“国际传播+”走向“+国际传播”,从不同专业、学科赋能国际传播走向国际传播赋能不同学科、专业,实现因校、因专业制宜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专业、学科体系建设,解决中国国际传播在专业领域的结构性失语。     

杨雪兰：为中美文化交流搭建桥梁

“跨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建设”是当今外宣领域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命题。谈起“文化”，“传播”、“实力”，“建设”等词语．大家都很熟悉．但如果把其作为相互关联的概念提出来．就会感到其中体现着外宣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因为．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对外传播领域本身．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 2006年8月31日．由中国外文局主办．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承办“跨文化传播与软实力建设”论坛．其宗旨“从中国日益扩大的对外交往．对外开放的需要出发．探索跨文化传播的规律．以指导我们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并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讨深化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认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说：“我们正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外宣格局．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对外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而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不仅是我们工作的重要内容．更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外文局局长蔡名照说举办“跨文化传播论坛”．能够与智者相聚．博采众长．对主办方和听众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跨文化传播论坛主持人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周长周明伟说：我们将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使这个论坛成为大家共同的资源．成为一个能够有效研究如何应对“向世界说明中国”种种机遇和挑战的舞台．为实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实现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目标作出我们的一点贡献。 在论坛举办期间．《对外大传播》分别采访了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著名学者余秋雨．美国百人会发起人杨雪兰以及中国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和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先生．同时又专访了《江边对话——一个基督徒与一个无神论者》图书的作者帕罗和赵启正先生。从本期开始本刊将对以上内容以“论坛”专栏形式系列刊出。敬请读者关注并积极参加讨论以为中国跨文化传播与“软实力建设”出谋划策。[编者按]     

中国的文化柔力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洪丽在《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撰文指出,中国学者要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有所突破,首先要做到知己知彼。既要紧跟国际上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问题,又要深刻意识到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缺失问题。从文化入手,就要认真深研中国文化之特质所在,同时也要熟悉西方文化之命脉。例如,在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的影响下,     

“知己知彼”更好地走近受众群——换位思考很重要

“如何‘知己知彼’更好地走近受众群?”这是一个涉及领域很广的话题，但问题的解决又的确迫在眉睫。当本刊记者在今年“两会”期间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蔡名照进行的简短交流中，却感到他用“事实”二字，道出了新闻传播的内涵，他说：“外宣从文化渗透力来讲，要利用人类共同的表达方式来提高表达效果，容易打动人心的是事实，大家都信奉事实。比如说这个山是800米高，那它就是800米高。也要讲情感，这也是人心最容易被打动的地方。外宣也充分体现人情味。还要互相尊重，不强加于人。只有尊重对方，才能被接受。当然还可以归纳的还有很多。但都要注意‘中国立场，国际表达’。”为了做好这组题目，本刊在与媒体的领军人物沟通的基础上，采访了一系列对国际问题有深刻见解的专家、学者，至此，我们有一种深切的体会，媒体在传播中需要借助专家、学者的智慧，而专家、学者也乐意倾听来自“第一线”的媒体人新鲜出炉的对现实的感受和思考。而这两者的深入结合，将有利于更好地解读、贯彻、执行党的关于外宣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对中国的外宣事业带来裨益。     

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东方智慧——于丹谈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200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国内外著名学者于丹教授。于丹就如何以学者身份对外传播中华文化和针对海外受众传播等问题回答了提问。     

国际传播组织发展动因初探

国际传播组织属于专业性的国际组织。在信息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国际传播组织的作用愈加凸显。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国际传播组织已达600多个。随着国际传播组织数量的增加及其职能的专业化,对于其发展的动因进行研究势在必行。国际传播组织同其他国际组织一样,是人类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高级形式。作为专业性的国际组织,国际传播组织,伴随着国际传播专业领域活动的发展而发展;一般性的(无论是全球的还是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在创立国际传播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传播组织的发展与国际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     

转文化传播: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升级新可能——基于《功夫熊猫》《花木兰》等案例的讨论

全球化语境下的媒介文化生产不可避免地走向更加深入的“文化杂糅”。既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源自二战后西方学者逐步建立的学术框架,在面对“新全球化”的新变化时需要补充和修正。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交流和对话中产生的文化转型和变异可定义为“转”(trans)。“转文化”试图从“去本质主义”的立场进入文化生产内部,重新发现在政治经济体系、物质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文化传播主体间的权力转化关系。立足于“转文化传播”的理念,只有将文化产品深刻嵌入到在地文化的语境和需求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对话与交融。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年会:探讨话语体系与文化形象

正本刊讯2014年11月28-29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会林文化基金和英文国际期刊《中国文化国际传播(ICCC)》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年会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与文化形象"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研讨会组织了两场大会发言、四场圆桌论坛,聚集了60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和实践家。与会学者探讨了全球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的历史、现状和问题,共同关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遭遇的碰撞和冲突,探讨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道路,为基于新媒介的"第三极文化"跨文化传播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危机传播三阶段

1979年，美国三里岛的核泄漏事件让人们第一次听说了“危机传播”。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因地震而引起的日本核泄漏危机让人们意识到世界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我们。     

“和”文化观的语义学阐释及其国际传播实践路径

随着国际形势的日益紧张以及逆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加深,中国国际传播研究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攻坚阶段。中国传统“和”文化观为国际传播研究牵出了一条希望之线。“和”文化思想是对中国本土传播中关于人际、群体、国家、天下、宇宙之间的关系展演,其背后蕴含着中国传统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的交流相处之道,闪耀着等待世人挖掘的价值宝藏,是寻找中国国际传播发展的思想元力,其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对当前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格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部中国国际传播蓝皮书在京发布

正2014中国传播论坛——"国际话语体系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讨会暨首部国际传播蓝皮书《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报告(2014)》发布会6月28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国际传播蓝皮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研究中国国际传播发展的年度专业报告,由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组织,并汇聚从事国际传播实务的政府部门、主流媒体、教育文化以及其他信息传播机构的领导、专家与国内外知名学者共同编纂完成的。全书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