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工作推进的局部“碎片化”困境与整体性救治

整体性治理理念为当前我国“双减”推进中治理理念、主体、制度等方面的局部“碎片化”困境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分析视角。为突破当前“双减”局部“碎片化”困境,应将整体性治理理念作为核心,注重治理理念共同体培育、治理主体协同性强化、治理制度系统化健全。     

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创新与意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不仅丰富了对中国现代化内涵的认识,而且将会提升党和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决定》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注重加强制度建设,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取向从注重和维护社会稳定向重视公平正义、激发社会活力、完善人民民主、增进市场自由转变。     

协同治理视角下高校职称制度“破唯”的困境及路径研究

高校职称制度“破唯”改革是在建设“双一流”高校及高校评审权下放的双重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新的时代命题。在“破唯”过程中普遍存在“破唯”执行标准不明、治理主体协同失衡、治理策略失当、治理手段失灵以及治理理念失范的问题。协同治理理论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即可从“破唯”参量的协同、主体的协同、系统的协同、手段的协同、理念的协同五个路径推进,从而明确“破唯”执行标准、理顺治理主体协同关系、运用系统性治理策略、综合化治理手段和正确的治理理念,强化“破唯”治理效果。     

大学学科治理：逻辑意蕴、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

学科治理是基于知识生产、组织行为、社会需求三重逻辑的必然选择,从学科建设走向治理是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制度保障。现实审视,学科治理主体“貌合神离”、学科治理权力“僭越缺位”、学科治理制度“内外失衡”、学科治理文化“藩篱阻隔”等,制约了大学学科发展及其治理成效。实践中,亟须推进多元主体及其权力的协同共治、加强学科治理制度内外联动、强化学科治理文化的价值认同,实现学科持续健康发展。     

交叉学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交叉学科治理是交叉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运用“整体性治理”思维,厘清交叉学科治理基本内涵和动力机制,提出“权力—制度—文化”等三维分析框架。交叉学科权力主体治理“失灵”、交叉学科治理制度供给不足、交叉学科治理文化的藩篱阻隔,无法有效回应交叉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国家科技创新需求。亟须推动交叉学科权力主体的协同与共生、加强交叉学科治理制度的重塑与供给、重视交叉学科治理文化的交往与共享,从而促进交叉学科协同创新发展。     

创设适合每位学生未来发展的教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从宏观层面看,治理体系的结构是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从微观层面看,治理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成都市茶店子小学校高度重视学校治理工作和治理体系建构,近年来,学校积极思考和探索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重构学校教育生态,实现学校在新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教育治理体制的历史演变、现实问题与改革动力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治理经历了从“计划管理”到“责任分担”再到“技术治理”的变化。当前,政府的“超强控制”依然是中国教育治理体制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政府机构庞大、教育事务的多头管理与行政低效、由利益部门化导致的教育权力“名放实收”、学校办学自主权以及社会参与教育的缺失。中国教育治理体制改革的动力往往来自于中央－地方的互动关系,地方的制度创新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集权式“技术治理”到参与式地方民主治理是我国教育治理体制改革的应然方向。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秩序建构与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命题,是基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两大转型即从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转变、从现代化的初级治理向复杂的高级治理转变中所蕴含“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转型与完善”和“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两大任务。因传统的体制弊端与现实治理需求多样性,国家治理的部分领域失效问题比较严重。中国的国家治理要实现“国家战略规划与治理策略的统一”、“治理的价值、制度与技术的统一”,通过塑造协调的政治制度体系、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和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围绕民主治理与复合治理的基本要求,从制度治理、文化治理和技术治理等方面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研究

民族事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既是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缩影,也是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立足于中国民族事务治理实践,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方向,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根本目标,国家权力机构与各类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结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关系格局的进程。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吸收了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优势,但摒弃了西方治理理论“去中心化”“去国家化”的理念,与西方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与非政府、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与分离存在根本不同。党的领导、政府的统筹和组织,在构建稳定有序和谐高效的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中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对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强调,为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方向

加快推动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是实现国家治理手段和目标的统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与治理文明的五层内涵(文化文明、价值文明、制度文明、行为文明和器物文明)相对应,文明治理必须以治理文明为目标、以价值文明为引领、以制度文明为核心、以行为文明为基础、以器物文明为载体。治理文明和文明治理的基本特征可统一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核心价值,是对这些价值的具体体现和真正落实。要实现文明治理,必须实现全内涵(从文化文明到器物文明)、全领域(从经济到外事)、全层次(从个体到全球)、全主体(从国家到个人)、全世代(所有世代)的文明治理,也就是"五全"文明治理。同时,要实现文明治理,还必须实现物质治理和文化治理、制度治理和价值治理、行为治理和心灵治理、一般治理和器物治理、硬治理和软治理、法制治理和民主治理、科技治理和人文治理、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大治理和小治理、境界治理和精美治理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我国国家治理才能最终形成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文明,并最终完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维度

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高度契合现阶段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从责任维度分析,“富强”是对国家治理主体富国利民、大国崛起的责任要求,“民主”是对国家治理主体彰显民权、顺应民意的责任要求,“文明”是对国家治理主体礼仪文化、明理重道的责任要求,“和谐”是对国家治理主体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责任要求。     

从二元结构到全景关照——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研究的视角转换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阐释范式,覆盖了政治学界针对传统中国乡村治理领域的研究。本文在重新剖析、审视这种阐释范式的基础上,认为“官治绅理”的分析逻辑虽然能够通过对治理主体进行本质性解构来说明传统乡村治理的权力逻辑与组织行为,但却忽略了乡村治理中“民意”的张力与作用,无法清晰揭示在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场域”中的权力—权利内在逻辑。虽然学界已有突破原有研究框架的努力,但本文认为仍需在前人基础上将研究视角从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元主体分析维度,转向国家—民众—士绅(以民众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分析维度。并且还要突破传统研究范式仅仅从静态治理主体解构乡村治理结构的局限,从动态的治理机制视角解码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运行规律,实现从二元结构到全景关照的研究视角转换。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逻辑与治理创新论析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新时代中国的新发展、新形态、新表达，其本质是人民民主。从治理角度透视，全过程人民民主蕴含深厚的民主治理理念、科学的治理逻辑和有效的治理机制，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遵循、制度依据、实践途径和文化支撑。在治理方式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治理、综合治理、制度治理、科学治理，真正使民主从价值理念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治理实践和治理方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治理方式，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与国家治理模式。     

协同治理：高职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中国高职教育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完善高职教育治理结构,优化高职院校治理,已成为实现高职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命题。以协同治理推进高职教育现代化是回应高职院校“双高计划”战略诉求,应对高职院校“扩招百万”现实挑战,适应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要求。当前,实现高职教育现代化面临协同治理理念转变滞后、协同治理主体明显失位、协同治理制度供给不足、协同治理机制不够健全等现实困境。因此,需构建出以树立协同治理理念为前提、以打造治理协同体为重心、以完善协同治理制度为保障、以探索协同治理机制为关键的“四位一体”的建设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作用研究综述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下,学界对乡村治理的研究范式开启了由外部型“国家视角”向内源式“农民本位”的转换进程。回溯关于农民主体作用的相关议题,发现既有研究从理论、历史及现实三个维度对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内涵作出了深刻阐述,基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对农民主体作用之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从宏观制度供给、中观组织体系、微观主体资质三个层面对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现实困境予以了明确,并针对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回归构建了路径框架,为实现农民主体的“赋权增能”与“身心回归”,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实现“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遵循。     

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融通 “大学之制”与“大学之治”

从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看,大学制度与治理是相互作用的,制度对于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实践起着指导和约束作用,治理实践和治理体系有助于制度的完善。大学制度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在治理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是治理主体与制度实践互动的结果。在治理实践中形成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规则和习惯等。因此,制度逻辑不是说要去主观建构制度,而是说在制度认知、制度构成、制度运行与制度行为、制度评价的互动中实现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制度完善、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发展中,人的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要充分注重和发挥人的因素特别是治理主体的作用与价值。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的关键在于通过融通“大学之制”与“大学之治”,使得大学制度通过体制机制建设转化为治理体系,并使得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在治理实践中,补齐制度短板,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制度执行力,从而使制度逐步成熟定型,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生态治理的机制转向

传统体制下的生态治理模式呈现出治理主体价值观念分歧、组织结构松散和权力资源内耗等“碎片化”状况,使得正式规则不能完全重塑系统力量,其结果是生态治理的效能低下,生态结构修复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随着新型政府管理理念的兴起,在生态治理的系统结构中,通过国家权威运作的整合性思维,基于“整体性”的政府治理理念,构建以国家为主导,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将行动主体、行动机构及行动策略协同整合,这是生态治理机制转向的有益探索。     

教育治理的信息化之路

从“管理”转变为“治理”意味着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命令”走向“协作”。“教育治理”就是“治理”理念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作为全国教育系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举措,2014年1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今后一个阶段全国教育工作的目标确定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治理”的地位也正式由国家意志加以确立。“治理”从概念的提出到内涵的完善都是相对于“管理”而言的。“治理”与“管理”同属于政治管理过程,在维持社会秩序这一最终目的上两者并无不同,但在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上,却存在着极大不同:从实施主体来看,“管理”     

超越绩效:大学治理能力与大学制度建设北大核心

大学治理能力是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大学制度建设是大学治理能力的体现。绩效考核作为目前大学治理的普遍手段,反映的是追求效率的管理思维,对推进大学治理从经验管理走向制度管理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负面作用开始显现。透过对科研与教学的绩效考核方式与逻辑分析,发现大学治理能力存在“过于刚性”的经验治理,导致“缺乏温度”的制度治理以及“理念偏差”的文化治理等困境。任何大学在建设高质量和内涵式发展进程中,都需要超越过于制度化的绩效管理,尽快走出以“工分制”为特点的绩效考核。改善大学的学术生态,需要提升治理者的治理理念和认知水平,探索科学导向的大学治理,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模式。     

统治、管理、治理语境下的国家治理之辨

国家治理在不同的语境下内涵不同,实践理念和路径选择也有很大差异。在统治语境下,国家治理侧重于阶级专政,治理主体是政府机构,治理客体是阶级对立者,执政理念在于对敌对阶级的控制,其路径是阶级动员和阶级斗争。在管理语境下,国家治理侧重于经济建设,治理主体是政府机构,治理的客体是社会资源,执政理念在于资源配置最优化、实现效率最大,其路径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在治理语境下,国家治理侧重于社会的全面建设,治理主体不仅是政府机构,还包括非政府组织及个人,治理客体是各种社会关系,执政理念是在国家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之下共同协商、全民参与,其路径是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