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传播中的共情应用探析

共情是促进人们相互理解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群可能有不同的情感,这使得在国际传播中实现共情变得更加困难。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他文化和背景的人群的情感。在技术所带来的更多元的传播主体和更微观的传播场景变革下,人工智能将与国际传播中的共情传播进一步融合,并呈现出“情感-认知-行为”传播层次。其中,大数据分析和情感倾向识别技术、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将成为影响人工智能实现国际传播中用户情感共鸣的重要因素。     

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共情传播：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新路径

共情传播是通过情绪的感染性特征来实现情感共鸣、内容共通,从而弥合国际传播中的文化鸿沟。而社交媒体具有广泛的普及使用率、社交可供性等特征,这就为共情传播提供了平台,成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新思路。针对共情传播,可以从强化视觉语言、转换选题、联合海外博主的角度,提出做好社交媒体共情传播的具体实践方式,以期纾解既往国际传播在实践中的某些困境,从而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提升中国国际传播中的共情力

共情源于对他人情感状况的认知和理解,并产生替代性的情感反应,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自动模仿机制或自上而下的观点采择机制产生作用。在国际传播中,唤醒受众共情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有效路径。通过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运用多模态传播手段,聚焦个体命运,弘扬传统文化价值,反映时代特色,注重细节描述等方式方法,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架起不同文化间互相尊重、理解和交流的桥梁,在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同时,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     

以情动情：人工智能时代的对外共情传播

在对外传播中,共情能促进政治异质群体间的理解和沟通。长期以来,对外传播实践中存在内容流于拼凑、工具传统单向、平台噪音过多等不足,这不利于中国对外传播主体与海外受众之间共情的产生与传播。人工智能依托于算力、数据和算法等基础条件,为解决以上不足提供了契机。但人工智能并不是万能的,对外传播机构应深度审视智能技术与共情传播的适用性与匹配度,努力通过“以情动情”来实现范式创新。具体而言,在人工智能时代,对外传播要善用算法推荐系统以加强受众的情绪卷入度,借力人机交互传播提升受众的情绪加工效果,更要通过沉浸性内容抵抗平台的高噪音感染。总的来说,在共情传播中,传播者的情感投入程度越高,就越能与受众建立起情感上的连接,并以此增强其情绪体验,最终达到情感共鸣、相互认同的效果。     

共情传播视域下中国核心术语国际影响力提升新思考

中国核心术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载体。共情概念引入传播学领域,为国际传播注入了新的理论血液,建构了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框架。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核心术语在国际传播中面临的困境,有必要把共情传播纳入到相关研究中来,指导学术探讨和实践考察。中国核心术语具备融通中外的精神内核,在国际传播中应注重夯实共情基础,警惕共情的局限性,把握共情要素,建构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联通“自我”与“他者”：国际传播中的共情转向及创新策略

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新时代的中国形象,是当前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传播学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面对复杂国际关系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隔阂,共情传播成为一种破局进路。基于对共情传播理论脉络和作用机制的梳理,本文提出了诉诸共性议题,话语微观多元;深挖中华元素,激活文化触点;巧用全媒体平台,创新产品样态;联合外籍人士,传递“他乡人”视角这四种实践创新策略,以期以情动人,实现与他者的联结,促使中国声音从表达到抵达,让中国故事真正在国际受众中获取认同并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从而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对外传播的共情修辞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路径,为世界的发展注入澎湃动力。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对外传播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举措。共情修辞可作为对外传播中国现代化话语的范式之一,使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思维进化史的情感在人本主义时代以共情的形式发挥出更显著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对外传播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逐步达成国外受众的心理和情感认同,从而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交往·共情·自主：2022年国际传播研究创新梳理

流动、复杂与不确定的时代背景重构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2022年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在理论取用、研究维度和实践路径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系统性和本土化特征。重振全球交往理念,促进跨文化对话,既标志着国际传播研究的范式回归,亦是国际传播研究所取用的核心理论框架。作为经典议题的国家形象研究热度持续,人工智能、计算宣传等研究维度则拓新了国际传播研究的视域。实践中的国际传播体现出鲜明的共情性特征,包括符号化、艺术化、故事化和视觉化等在内的共情策略融入国际传播格局。依托文化产业出海的国际传播实践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同时,也应重视基于多渠道的平台化生存转型。未来研究可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进一步提炼国际传播的本土化理论,以期不断提升国际传播学术研究的现实效能。     

跨文化交际中的常识、共识与共情

对常识、共识与共情进行概念和内涵辨析有助于为高效能跨文化共情传播提供一种理论思考。共情的对象是差异性的文化常识而非共识。在实现共情的要素中,语言交流是重中之重,因为语言是解码和编码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能够帮助理解和分享他者情感与体验,助力达成跨文化传播的共情结果。而使用语言过程中保持和传递善意,是达到共情的重要前提条件。在跨文化交际中,常识、共识与共情所需要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常识需要了解和知道;共识需要尊重和包容;共情需要换位思考。     

“和合”文化观与中国国际传播元话语的构建

国际传播在本质上是不同传播主体所奉行的话语体系的建设与竞争。“元话语”作为一切话语生产与传播实践的基础观念,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全球信息与文化传播格局、探索本国国际传播实践突围路径的认知出发点。元话语不仅是语言、表达和叙事,更是为各种类型的交流实践提供规则的结构性思维和文化泛型。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所奉行的“和合”元话语反对“中心-边缘”话语秩序,强调不同传播主体的道义责任,并主张维系一个动态均衡的世界体系。充分发扬“和合”元话语在国际传播中的潜能,须遵循两个基本策略：不断将抽象的文化理念转化为可为全球受众理解和共情的流行叙事项目;充分利用全球传播技术革新的前沿成果以建立数字信息生态下的先发话语优势。     

关于“中国方案”话语国际传播策略的思考

“中国方案”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国际社会开展平等和建设性对话提供了丰富多元的话语资源。本文认为,“中国方案”话语的国际传播实践与研究兼具现实与学术价值,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提供了思路;基于“中国方案”三类话语的国际传播策略,即政策话语降维体现普遍价值观,学术话语推动国际传播研究的中国面向,以及日常话语以情服人,可为中国未来国际传播策略提供参考。     

华裔新生代赓续中华文脉传播实践研究

华裔新生代的双重文化身份特征,具有传承和传播中国文化、促进双方文化交流的多重优势。他们对中华文明的身份认同感能够促进中华文脉在海外华人华侨中的赓续与传播,在推动文明对话、实现文明互鉴中发挥积极作用,是融通中外的重要群体。对华裔新生代的文化传播活动,既要呈现中华文化的表征符号,又要体现内涵于表征中的精神意向;既要展示中华文化的根之所在、魂之所系,又要使这种同根同源的文化成为其梦之所萦。因此,传播主体要以传播效果为导向,在时机把握、符号选择、叙事方式方面要与受众的结构特征、接受心理、情感需求高度契合,以符号化、艺术化、故事化、视觉化相融合的表达范式进行传播,体现中国形象的亲和力、中国文化的感召力和中国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中国企业全球传播的四种范式探讨

面对全球发展进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注重开展品牌文化传播活动,讲好中国企业品牌故事,深刻影响着海外市场对中国企业和中国精神的情感认知和心理认同。面对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中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民心相通,有力促进了中国精神和中国企业的全球发展。中国企业在全球发展过程中,通过高质量的国际传播行为让世界读懂中国企业,理解认同中国。以“范式理论”作为研究视角,本文尝试探讨中国企业在全球传播中形成的品牌传播范式、公共外交范式、跨文化融合范式、国际传播范式等四种范式,初步形成了针对中国企业全球传播范式研究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技术赋能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可供性视角下的主流媒体创新实践

伴随数字媒介技术发展和移动互联网普及,社交媒体成为全球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提供了全新机遇和可能。在技术可供性视角下,社交媒体在底层架构、算法机制和界面形态三个维度对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具有互动参与、情感实践、认同塑造等作用。在以“互动参与-情感实践-认同塑造”为核心环节的文化传播模型中,可供性的“多元可能性”特点和用户关系网络、技术感知等因素,对我国媒体利用社交媒体技术可供性开展文化传播的效果带来一定影响。在技术赋能下,要以优质内容为基础,以情感联系为纽带,制定和优化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策略。     

人工智能降低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有计算与情感两个分析维度：一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给国际传播中的精准传播、精确营销、用户画像、舆论分析提供技术支撑,结合大数据计算出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内容;二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加深对于国际传播目标用户的了解,使个人化传播成为可能,从而给传播内容“情感赋能”,让不同的用户产生独特的情感连接与个人化的情感依赖,给“情感传播”提供策略支持。本研究综合对两个维度和国际传播多元主体的认知和分析,探索人工智能如何减少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折扣。     

从边界重构到理念重建:数字文化视野下的国际传播

数字文化是当前我们考察传播问题的重要面向。在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数字技术狂飙突进带来的全球数字文化的迅速生产,改变了大众传播时代以国家事权层面的传播实践为核心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样态,并在理论意义上改变着传统上以克服时间、空间为主要基调的全球传播追求。由多元主体介入的可编辑数字化影像的全球蔓延,情感和情绪意义上的传播生态,秩序化和理性传播内容接收状态的削弱等,均需要我们在数字文化意义上,系统梳理和重构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理念,并从历史意义评估数字文化给国际传播带来的革命性影响。     

数字公域：数字文化视野中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当前,数字文化日益成为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数字技术重塑传播主体观念,再造主体实践模式;其次,数字平台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定义国际传播新边界;再次,数字文化在失序与重构之间衍生国际信息流动新秩序。面对控制和博弈的数字风险,国际社会产生对数字技术的人文性反思,并延伸出数字文化抵抗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数字公域传播秩序”概念,以此指向数字文化与国际传播的多维互构关系。     

基于文明互鉴理念的国际传播观念构成与效能提升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背景之下,本文认为应将文明互鉴理念作为新时代国际传播观念的核心构成。文明互鉴理念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是有别于“文明冲突论”和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另一种选择”,是为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提供的中国智慧,应基于文明互鉴理念提升当代中国国际传播的人类意识与人民意识,将乡村文化、青年创造和人文交流作为国际传播的新途径,推动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     

2021年中国对外传播策略创新综述及展望

回顾梳理2021年我国对外传播策略创新,“平台社会”视域下平台化传播突围、分区块精准传播、技术驱动叙事创新,“全球中国”理念下的由“跨文化”到“转文化”、由“自塑”到“他塑”、由“硬性”到“柔软”的传播策略升级值得关注。2021年对外传播的创新策略有效地改善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错位”。未来,要进一步完成从“应然”到“实然”的跨越、从“策略”到“理论”的升华。     

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领域理论创新与实践回归

对于2022年我国国际传播领域的理论创新取得的显著成果,可以从国际传播三大经典理论范式的视角分别总结。以传播技术视角来看,从对经典的技术主义理论做出新的解释,到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与传播研究结合的新思路,我们在学科理论建设上有了发展,并提出了“元软实力”研究的基础模型和“智能鸿沟”等新理论。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我们正处于国际权力关系重组的历史过程中,世界格局过渡期的动力特征得到关注和总结,并且针对日益激烈的国际传播冲突也有了新的阐释理论,总结出阴谋论谣言的说服框架。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的议程设置研究填补了文化领域的缺位,并将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从单一时间截面拓展至时序性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