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征文启事

<正>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推进中国特色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协调会议办公室拟于2015年10月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届时,中国社科院、中央外宣办、教育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编译局、中国外文局等协调会议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将出席会议。此次会议由教育部承办,面向全国进行征文,以文入会。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核心价值、区域品牌与数据共通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乃至全球独有的多元文化互融互通的湾区。在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的推动下,湾区经济体量与发展条件逐步提高,湾区国际传播有望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支撑点。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传播为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提供了可以探索的新路径。需要进一步理清湾区国际传播的概念边界与核心价值,进一步挖掘打造区域品牌的可能性与立足点,进一步梳理跨境合作的政策壁垒,探索湾区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实践路径,发挥湾区在国际传播战略建构中的独特性作用。     

从“国际传播+”到“+国际传播” 平台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重构

本文对过去41年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历史全面回顾,总结中国国际传播人才的整体模式,总结特征,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方向。整体说来,传统的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是典型的集中权威（authority）模式,是以国家需求导向,以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为核心内容,复合其他学科尤其是语言能力的“国际传播+”模式。在培养效果上,该模式满足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国际传播人才的临时性和表层需求,但在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体系的今天也导致了中国国际传播结构性失语,难以适应新时代对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需求。适应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当下媒介技术引发的全域性、生态性、颠覆性变革,未来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亟需走向分散枢纽模式（hub）,通过在不同专业、学科复合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实现从“国际传播+”走向“+国际传播”,从不同专业、学科赋能国际传播走向国际传播赋能不同学科、专业,实现因校、因专业制宜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专业、学科体系建设,解决中国国际传播在专业领域的结构性失语。     

中国学术“走出去”的现状与发展

正中共中央2004年3月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大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为此,过去的十年间,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致力于学术对外传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国学术"走出去"的道路上,邓正来教授认为,我们的优势在于对中国的认识,因此至少可以拿出三样东西走向世界:1.让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2.让对当     

走向世界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获得了相当程度上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极为复杂的历史变迁一样,现代中国学术也展现着它自身极为繁复和多面的理论意涵和表现样态。反思和推进中国学术,需要我们将其嵌入到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结构和世界结构中去理解和建构,强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全球意识和开放意识,提升中国学术回应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问题的能力,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为此,本刊特将《隙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50期（12月11日出版）记者黄琳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的访谈作了摘编,供对外传播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参考和借鉴。该文原题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到了临界时刻》,现题为编者所加。     

由表及里的系统工程：全球文化新秩序下的中国定位与传播使命

区分表里,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随着历史不断发展,用以探索事物现实反映与内在驱动力的思考哲学。本文通过回溯20世纪占支配地位的国际传播发展脉络,结合新时代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从“表”与“里”的层面分析系统化国际传播的运作机制,以启迪全球文化新秩序下的中国定位与国际传播使命。本文提出,将新时代国际传播纳入国家战略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历史资源、中国传播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内核、中国媒介所装置的内容文本等维度建立对外传播自主体系。只有统筹多方,中国的国际传播才能从“表”与“里”的层面形成步调一致、意志统一的配合,才能实现系统工程架构,并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全球性倡议的国际共识。     

交往·共情·自主：2022年国际传播研究创新梳理

流动、复杂与不确定的时代背景重构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2022年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在理论取用、研究维度和实践路径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系统性和本土化特征。重振全球交往理念,促进跨文化对话,既标志着国际传播研究的范式回归,亦是国际传播研究所取用的核心理论框架。作为经典议题的国家形象研究热度持续,人工智能、计算宣传等研究维度则拓新了国际传播研究的视域。实践中的国际传播体现出鲜明的共情性特征,包括符号化、艺术化、故事化和视觉化等在内的共情策略融入国际传播格局。依托文化产业出海的国际传播实践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同时,也应重视基于多渠道的平台化生存转型。未来研究可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进一步提炼国际传播的本土化理论,以期不断提升国际传播学术研究的现实效能。     

学海述航--写在《古典文献论丛》之前

本文首先对古典文献学的特点及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作了深刻的阐述 ,认为对材料的全面掌握和正确解读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突破与重大进展的基础 ,而先进的理论与方法则是保证。各门学科有各门学科的特点 ,文献学理论更接近于技术性方法论 ,它可以印证哲学的结论 ,给哲学研究范围的扩展和理论的发展提供依据 ,但不能要求它成为哲学的分支。其次 ,本文对自己在宋前戏剧、敦煌文学、简帛、诗赋等方面的文献学研究工作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最后论述了文学学与学术规范的关系问题。对当前的古代文学研究与古典文献学的理论建设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四全媒体”视域下中国对东盟传播的思考

在世界格局和大国关系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家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打破“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是推进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点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初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对“四全媒体”的经典论述,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应对深刻变化的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而提出的新思想、新方案,也是新时期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新思路。在国际传播中,我们需要正确地认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新形态,运用“四全媒体”理论,全面整合传播力量,推进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建设。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宗教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中首次把宗教学列为11个需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宗教学在"国家学科分类"里早已是"一级学科",但在"高校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里却迟迟难以升格,这显然与我国教育界对宗教学的学科建设、特别是高校宗教学教育的认识程度有关。鉴此,在充分论证高校宗教学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基础上,笔者着重阐发了加强我国高校宗教学建设的"三大着力点",即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扎根并弘扬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宗教学建设的国际学术视野。本文最后一部分论及的北京大学宗教学专业探索经验,或许也对推进我国高校的宗教学建设有借鉴意义。     

从“自在”到“自为” 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基石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

目前,我国的国际传播虽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与鲜活经验中取得一些成果,但更多是以中国的在地性经验去注解和印证西方国际传播理论,而我们自身的国际传播大量借鉴外来概念与体系,建立在西方国际传播基础之上,由于外来理论的普遍性无法应对中国场景的特殊性,导致其对新时代涌现出丰富多彩的国际传播实践的学术解释力和引领力不足。因此,我国国际传播的历史使命在于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基石的自主知识体系,从而使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从潜在的“自在”存在到超越自身的“自为”存在,以更大的底气科学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创新培养的目标和路径

<正>经过30多年的探索与发展,中国国际传播教育进入新一轮的调整、反思和创新时期。一方面,中国崛起打破了世界格局,中国在全球谋求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软实力的实践迫切需要国际传播的人才支撑和理论支持。同时,以社交媒体、大数据、媒介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媒体对当下新闻传播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更促使新闻传播学界重新反思国际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培养体系。因此,顺应当下日新月异的媒体变革和风起云涌的国际传播实践,重新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纬度梳理国际传播     

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刍议

随着国际生产力的加速解放和国际互动的日益频繁,全球化趋势为国家政治话语体系建构提出了全新要求。政治术语作为一国政治现实和治理思想的符号化表述,在国际传播中可以发挥出要义凝练和创新表达的效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积渐一套中国特色制度体系,相关政治术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呈现出由点及面的传播之势。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研究加速跟进,提升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效能,需要从文化文明的角度重视完善观念意识,构建多维传播总体布局,在整合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开展精准化的术语传播。     

2023年国际传播领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时代、历史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深刻的变革。深入剖析我国国际传播的现状,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至关重要。2023年我国的国际传播在理论研究中呈现多元化、本土化特征,在实践发展中突显系统性、协同性的特点。在议题与领域层面,深挖中华文化传播内涵,探索符号化传播路径,并依托内容分析、话语分析等方法,聚焦国际传播内容的叙事框架及话语策略,对理论的深层使用体现出了学者对国际传播理论构建的积极尝试;国际传播的实践彰显合作与发展主旋律,各主体间交织协作,依托企业品牌“出海”、全媒体矩阵构建,着力区域化、分众化的精准传播模式。未来仍需进一步重视使用科学研究方法,提高理论含量,完善理论构建,不断提升国际传播理论本土化进程与实践效能。     

以民意调查助力国家形象精准塑造--基于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2020)的思考

开展民意调查是全球通行做法。对于中国而言,适时推进全球民意调查工作,已经成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的有力抓手,提升舆论引导策略的有效方式,增强国际传播亲和力和实效性的有效途径。通过分析2020年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数据,我们可以直接掌握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国际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最新认知与变化。面对新形势与新机遇,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应该用好民意调查这个渠道,加大相关理论研究深度与广度,持续重视发挥民意调查的舆论风向标作用,进一步增强国家形象塑造的针对性和精准性。     

新形势下的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前瞻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及打压造成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不断上升,“向世界说明中国”成为紧迫任务。加之文明的多样性、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中国的国际传播任重而道远,需要进一步加强战略谋划与深入研究。做好新形势下中国国际传播工作,需要对不同的传播对象进行精准识别,对国际传播资源要素进行科学分类,建立和完善国际传播的领导和管理体系、知识人才体系、运行体系,保障其健康发展。     

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领域理论创新与实践回归

对于2022年我国国际传播领域的理论创新取得的显著成果,可以从国际传播三大经典理论范式的视角分别总结。以传播技术视角来看,从对经典的技术主义理论做出新的解释,到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与传播研究结合的新思路,我们在学科理论建设上有了发展,并提出了“元软实力”研究的基础模型和“智能鸿沟”等新理论。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我们正处于国际权力关系重组的历史过程中,世界格局过渡期的动力特征得到关注和总结,并且针对日益激烈的国际传播冲突也有了新的阐释理论,总结出阴谋论谣言的说服框架。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的议程设置研究填补了文化领域的缺位,并将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从单一时间截面拓展至时序性视角。     

日本韩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启示

新年伊始，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组织出版的“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推出了两本新著：《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和《日本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这两本书是中国外文局承担的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列入了2006年中国外文局外宣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国际传播效能提升路径——基于传播学理论和研究的探讨

国际传播效能指国家主体和与国际事务相关机构的主导传播者通过国内外主流媒体和其他信息传播渠道发布信息、阐释主张,与国际传播对象开展信息交流与互动,让信息交流高效服务于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提升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不仅需要对传播方式和策略进行深入探讨,还需要扩展国际视野,了解国际传播规则,充分利用传播效能相关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和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采用科学有据、效果切实的传播方式,在国际信息交流和互动实践中不断丰富手段,拓展路径。     

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需要推进三个关键转换

中国国际传播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有新理念新思路新格局,基于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进行全面提质升级,在关键领域实现转换,即场域与情境转换、话语与叙事转换、逻辑与路径转换。通过转换,国际传播进一步提升针对性、贴近性,强化适应性和应变力,优化传播的效能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