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思维·场景：2022年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回顾与实践前瞻

本文系统回顾和梳理了2022年我国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整体图景,从事件导向、战略视野与平台逻辑等三个层面总结出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势和动向,并在此基础上对2023年我国对外传播的重点和路径提出方向性建议。     

平台战略：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创新路径

全球社会平台化的进程加速使得数字平台已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传播资源由以往的传统媒体拓展到多平台、多主体,国际传播进入平台化传播的新阶段。面对重建新时代国际话语权的历史机遇,如何建设和利用全球数字平台成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课题。我国迫切需要从国际传播的平台理念、平台内容、平台技术、平台渠道、平台规制及平台人才等方面发力,打造自主可控的新型数字平台,通过创新国际传播平台战略,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

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适逢ChatGPT推出一周年之际,通过对过去五年国内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的议题、成果和脉络的系统回顾,发现国内的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人工智能中的国际传播与国际传播中的人工智能两大研究主题。其中,前者力图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传播应用价值的最大化,后者则回归传播研究的本质,力图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传播应用风险与负面效应的最小化。鉴于已有研究中存在的实用主义偏向、缺乏实证研究和理论创新等问题,建议未来我国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研究增加人本主义关怀,关注人工智能技术背后人的价值、自由、尊严和理性;增加经验和实证类研究,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延续性;尝试更多的跨学科合作,实现叙事和理论的创新。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应用、趋势与反思

人工智能技术正成为重塑国际传播格局和生态的变革性力量,广泛应用于跨境信息采集,以及跨境内容生产、分发和人机交互等环节。在技术、市场和政治三重逻辑的相互嵌套下,人工智能与国际传播实践深度融合,呈现出传播大规模自动化、公共空间平台化和治理数控化的发展趋势。其中,效率与公平、机遇与风险、流动与控制三对矛盾始终存在。据此,应以人文主义为认识论出发点,推动国际传播观念和伦理体系的革新,并以此观照变动中的国际传播实践。     

算法介入国际传播：模式重塑、实践思考与治理启示

算法技术的发展带来国际传播环境、机制与目标的结构性调整。在创造新机遇的同时,算法技术也催生信息茧房、算法政治、“算法利维坦”等现象,构成固化国际传播中的传播阻碍与理解屏障等风险。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应着眼于数字治理,系统性提升算法治理能力,积极适应国际社交平台的算法治理规则,参与全球算法治理的多方协商协作,推进构建崇尚全球公义的新型算法治理体系。     

从媒介到平台：中国国际传播的认识论转向

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跨国数字平台正在推动国际传播的平台化进程,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型基础设施。中国的国际传播认识论也需要随之进行转向,进而引导国际传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变革,助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如何超越传统的媒介逻辑,重新思考曾经的媒体身份,进而主动融入一个以数据和算法为技术支撑、资本和市场为运行机制、地缘政治为重要背景的国际传播平台化新生态,成为这一认识论转向的核心问题。     

谁的TikTok：国际传播视野中的数字平台

TikTok事件展现出数字平台在全球扩张中不得不认真处理的市场、政治与文化关系。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分析TikTok事件,需要综合多方观点,深入理解其技术能力、市场优势、文化身份、政治内涵,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带来的启发与警示。     

2023年国际传播领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时代、历史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深刻的变革。深入剖析我国国际传播的现状,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至关重要。2023年我国的国际传播在理论研究中呈现多元化、本土化特征,在实践发展中突显系统性、协同性的特点。在议题与领域层面,深挖中华文化传播内涵,探索符号化传播路径,并依托内容分析、话语分析等方法,聚焦国际传播内容的叙事框架及话语策略,对理论的深层使用体现出了学者对国际传播理论构建的积极尝试;国际传播的实践彰显合作与发展主旋律,各主体间交织协作,依托企业品牌“出海”、全媒体矩阵构建,着力区域化、分众化的精准传播模式。未来仍需进一步重视使用科学研究方法,提高理论含量,完善理论构建,不断提升国际传播理论本土化进程与实践效能。     

数字公域：数字文化视野中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当前,数字文化日益成为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数字技术重塑传播主体观念,再造主体实践模式;其次,数字平台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定义国际传播新边界;再次,数字文化在失序与重构之间衍生国际信息流动新秩序。面对控制和博弈的数字风险,国际社会产生对数字技术的人文性反思,并延伸出数字文化抵抗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数字公域传播秩序”概念,以此指向数字文化与国际传播的多维互构关系。     

Sora冲击波与国际传播新秩序——智能传播下国际传播新生态、新逻辑和新趋势

从ChatGPT到Sora的爆红,预示着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一次重大变革,机器可能代替人成为信息和内容的主导性生产者。国际传播面临真正的全新范式转变,将再次重构当今社交媒体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经历了大众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1.0和网络传播、社交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2.0,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智能传播全面开启智能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3.0。国际传播3.0以AI技术平台为基础,通过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新要素,将改变整个国际传播的竞争格局和大国博弈态势。中美围绕AI的技术和传播竞争,决战的主战场在全球市场,而不仅仅在中国本国市场。要从智能传播的基本特性出发,制定前瞻性战略,谋求在智能传播技术演进进入到主流化阶段的窗口期,充分发挥中国企业优势,抢占位置;国家层面需要做好系统性布局,提前洞察这场变革的潜在影响,分析未来演进的可能路径,以更好制定前瞻的战略对策与实施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的污名化行为：形式、趋势与影响

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深度伪造、聊天机器人与个性化推荐等人工智能代表性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国际传播进入了智能时代。国际传播中的污名化行为也在人工智能时代出现了新的趋势与特点。人工智能技术直接提高了假新闻制造的效率,并拓展了其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加剧了国际传播环境的恶化。在新冠疫情、美国政治与俄乌冲突方面,国家间的污名化行为更加突出,这表明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中的广泛应用可能加剧国家间的不信任与误判,恶化公众间认知。在这种局势下,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提高各国人工智能治理的协作水平十分紧迫。     

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国际传播战略升维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技术革新与应用,在工具效能提升、传播效果争夺、传媒生态构建等方面形塑了智媒时代从人机传播发端的国际传播新样貌。新挑战下,国际传播应坚守“持续危机”语境下的底线思维,回归价值理念下的智能思维,依从发展逻辑下的共生思维,以系统协同化的思路实现战略升维和效能提升。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下的国际传播领域新趋势

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国际传播范式正在激烈转变,国际传播领域也呈现着新趋势。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传播话语等四个维度来看,新一代人工智能演进下的国际传播发生了信息失范乱象加剧、形式内容更加丰富、受众定位逐步精准和传播体系技术占比持续上升的范式转变。也因范式转变,国际传播正在或即将出现新趋势。未来,要加强对人工智能内容生产的治理和深化,深化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助力我国在新国际传播格局中提高主体能力、平台吸力、内容引力、传播效力,构建国际传播新格局。     

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领域理论创新与实践回归

对于2022年我国国际传播领域的理论创新取得的显著成果,可以从国际传播三大经典理论范式的视角分别总结。以传播技术视角来看,从对经典的技术主义理论做出新的解释,到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与传播研究结合的新思路,我们在学科理论建设上有了发展,并提出了“元软实力”研究的基础模型和“智能鸿沟”等新理论。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我们正处于国际权力关系重组的历史过程中,世界格局过渡期的动力特征得到关注和总结,并且针对日益激烈的国际传播冲突也有了新的阐释理论,总结出阴谋论谣言的说服框架。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的议程设置研究填补了文化领域的缺位,并将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从单一时间截面拓展至时序性视角。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国际传播能力及潜在治理风险

ChatGPT的爆红在获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其国际传播能力的探讨,以及对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的担忧。事实上,ChatGPT基于无所不能的智能生产能力,有可能使用户养成不假思索的使用习惯,产生不由自主的态度认可,最终形成不容置疑的认知依赖。其已超越单一的渠道和平台角色,成为国际传播生态中的独立传播者,存在沦为舆论认知战工具、延宕国际冲突、成为极端言论新管道、危害网络与数据安全、加剧全球数字不平等、削弱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潜在风险,至少应从持续追踪、主动探索、凝聚共识、联合治理等四个方面探讨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国际传播潜在风险的可行路径。     

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 十年回顾与反思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关世杰应本刊之邀，撰写了此文。关世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跨国际传播。出版了《跨文化交流学》、《国际传播学》专著，主编了《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主译了《世界文化报告》（1998）、《在文化的波涛中冲浪》等8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本文通过阅读1995—2005年我国传播学核心期刊中跨文化传播的文章，概述了在定量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及不足。不足中，定量研究方法的缺失是学科发展的瓶颈。，作者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而必须进行细致的、微观层次的、体现跨文化传播差异的各个“基因”研究。只有积累了众多微观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中外有别、外外有别才可能不再是我们的直觉认识了，而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理性认识了。要达到这一步，需要决策者的育力措施，加强支持这个学科发展的力度，也需要中国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学者们进行扎实的工作，特别是在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上要特别注意。本刊编者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值得从事传播工作的记者编辑，特别是处于传播领导岗位的决策者深思。[编者按]     

以效能为导向：作为“世界之中国”的国际传播新进路

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十年间,我国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取得了诸多新进展。当下,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对国际传播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于是,2023年度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自然呈现出对于效能的高度重视,在秉持用户思维的基础上,学界、业界积极探索实现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路径优化。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国际传播新进路不仅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为目标,更要以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旨归,通过“和合共生”的传播气质,增强传播效能。     

打造数字中国的国际传播新功能区：视野、现况与建构路径

从国际传播秩序重塑的外交视角看,数字中国建设是重要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动写照,已成为展示中国道路与制度的新的典型形象。讲好数字中国的文化故事,即从本体和功用两个维度提升中国数字媒介软实力的实践路径：第一,主动跳出技术经济主义和技术理想主义的话语范畴,挖掘并阐释我国媒介化进程的社会基础与文化意义;第二,在新技术驱动的传播版图变革背景下,调用好我国“一体多元”的传播体系,通过政策手段与合作机制,以中华文化价值观为引导,吸收非公数字文化领域,形成以互联网为牵引的国际传播新功能区,全面提升我国互联网国际传播能力。     

数字时代算法对国际传播的格局重构

随着大数据与算法等信息技术发展,全球网络传播出现用户、数据、算法要素突出的新趋势,带来重构国际传播格局的机遇。算法是平台发挥数据力量的基本规则,是重塑关系的中介,也是塑造话语权力的政治博弈点,改变了国际传播的渠道、主体、内容和效果等要素。因此,在数字时代全球传播环境中,要积极拓展对外传播的平台建设并借助算法等技术力量发展,以突破西方中心的世界传播秩序,重构平等、多元的对外传播格局。     

以人为媒：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理论思维

“以人为媒”是国际传播领域的创新理论之一。“以人为媒”以社会关系网络、平台化思维与用户生产内容为理论基础。从受众层面来看,国际传播要从受众思维向“传受一体化”思维转型,推动海外受众的再创造、再传播与互动交流;从传播角度来看,引入“人格化传播”模式,打造个人化传播主体,构建个性化人设,创新生活化内容,借助社会化传播,实现国际传播的传播效能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