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村规民约构建和谐社会——对黔东南部分地区村规民约的思考

村规民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与传统村规民约相比,现代村规民约有新的特点.村规民约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制定和实行中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加强管理和不断完善.     

论新村规民约的应用现状与优化机制

通过走访、问卷、查阅文献等多种形式开展村规民约专题调研,发现新村规民约在实际建设中存在"肯定其价值和认同感不高"的现象,村民对"突然"出现的新村规民约了解不深、满意度不高、执行效果不佳,并提出相关应对解决,充分优化新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规民约的作用

农民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民道德建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农民文化素质偏低、传统道德观念弱化、诚信缺失、生态道德意识薄弱。本文探索了村规民约在提升农民道德素质的过程中,不仅发挥了弘扬孝道、培养了农民生态道德意识的作用,还加强了农民的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此外,本文对完善村规民约的内容和落实村规民约的策略提出了一些建议。     

黔东南少数民族村寨村规民约研究

黔东南苗族村寨中存在着大量的村规民约,作为民族习惯法的传承遗留,村规民约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也在所难免,其中的罚款问题作为明显的罚“3个100”或罚“3个120”的变形,与国家的法治精神相违背。本文着重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及现代建构。     

村规民约与法治建设的互动关系研究——以桂东南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为视角

在新型农村社区法治建设中,国家法和村规民约都发挥着作用,村规民约作为当今村民自治的一项重要手段和依据,它具备国家法所不具备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对国家法起到补充和助推之用,但同时也存在其与国家法的碰撞冲突,这是不可忽视的。分析在桂东南新型农村社区法治建设中两者的碰撞,提出村规民约与法治接轨之途径,对村规民约做适当的整合,实现国家法和村规民约的良性互动,通过对村规民约的逐步完善,不断丰富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规范,助力桂东南新型农村建设。     

明清徽州村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整合

明清时期徽州的村规民约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本文以明清徽州村规民约为例,全面探讨了村规民约的性质,以及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村规民约是国家法的必要补充和延伸,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但两者之间的抵触与冲突也是经常存在的,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统治,在发生抵触与冲突时,国家法通常采取妥协和让步的路径寻求消弭冲突、进行整合之道,而村规民约则采取主动“邀请”国家权力进入的方式,从而实现与国家法的整合。     

村规民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保障

村规民约具有发扬农村优秀文化传统,促进农村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功能,这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必需的内动力。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规范村规民约,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稳定的基础环境。     

论村规民约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独特功能

村规民约作为村民整体共识的反映和利益表达形式,源于乡土社会,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浓郁的草根特色。村规民约在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对整合乡村社会资源、内化村民思想观念、维持乡村日常秩序、优化村民生活环境、促进乡风民风淳化,有着独特的功能。     

政治与习俗：少数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与村庄治理——基于云南红河若干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

村规民约是我国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保障,从出现到现在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村规民约主要具有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功能,能够对新时期的村庄治理产生重要作用.但是,在激烈的社会化改革大浪潮中,现有的村规民约在产生和实施过程中某些方面已不能满足时代发展需求.根据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求,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的特征与需要,加强基层民主治理和创新,亟需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进行规范治理,以求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民主建设.     

苗族村规民约的有效性分析——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村寨为个案

村规民约作为维护村寨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规约,在苗族地区起到了行为规范和道德约束的作用。在现今的法制化国家大前提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村寨由于交通不便、自身文化水平发展较慢等原因接受现代法律思想比较晚,法制观念相较薄弱,维护村寨稳定和和谐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村民自己制定的村规民约。     

私人与公共:两种关系的混合变形

本文通过华北乡村观察说明,村民在规则认同方面,有别于西方的区分性结构,他们将公共关系规则和私人关系规则混合使用,其特点是,既可以通过公共关系谋取私人利益,也可以通过私人关系追求公共目标。这一现实,继续了传统乡村庇护关系结构的某些功能,但有所变化:相对于传统庇护关系在信息传递上的个人性,新庇护关系可以是广泛的、公开的、大众动员式的。但是这种关系往往短暂、松散、易变,跟随具体的事件和利益而变动,其冲突既有价值分歧含义,也有分利竞争含义。它的信息传递既有个人性渠道,也有公共性渠道;它的群体边缘无稳定明显的界限,其他个人可以无排斥性的进入;它并非明显的金字塔不对等结构,而是以一个小团体为核心的、边缘不明、身份对等、无强制性权利义务的松散布局;它并非是单一的、以人为基础的权威认同,不限制广泛的利益表达,但也没有明确的制度化稳定结构。这些特征,显示西村社会关系既不同于典型意义上的庇护关系,也不同于典型意义上的现代公共关系,而是这两种关系的混合变型。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都在这一混合关系中得到处理。     

试论乡规民约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价值和功能

乡规民约是我国基层社会生活中的群众自治的社会规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而且在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呈现出推动乡村经济协调发展,促进乡村社会民主法制建设、乡村先进文化建设、乡村生态环境建设的价值特质。     

我国农村环境保护立法问题的若干思考

农村环境保护立法势在必行,农村环境保护必须建立在法制基础上,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是我国农村法制建设中的关键一环,也是我国建立和谐社会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建议尽快制定《农村环境保护法》或是《农村环境保护条例》。     

清代徽州宗族社会的组织控制

在清代,徽州宗族借助自身的文化权力获得了乡村社会组织控制的权力.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的制订和宣讲,对族人的约束,以及对违规者的教化与惩罚等,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维持了徽州乡村社会的稳定、有序与和谐.     

善治视阈下的村官素质问题探究

我国农村善治的实现有赖于一支政治思想素质高、作风硬、能力强的村官队伍。目前村官队伍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基本上能承担起组织和领导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促进了政府与农村群众的良好互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还需提高民主法治意识、强化责任心、增进回应等。     

吕坤慈善思想初探

在吕坤看来,行善的目的就是为了善本身。他希望通过劝导、奖励以及乡约的规定来鼓励人们从事慈善事业,但是坚持以自愿为原则。吕坤主张:官府、村社以及百姓个人联合起来以应对灾荒,实现自我救助和他人施善的结合。同时吕坤还注重对残疾人的救助,由官府与善人义士共同参与,采取收养与学艺结合的方式,因才施教,因材就业,使残疾人能够自己生活。吕坤的慈善思想还有着强烈的道德教化色彩,这也体现了当时慈善事业以意识形态的灌输为目标的时代特点。     

大学生“村官”任职现状与思考

大学生应聘村官主要迫于就业压力,多数在基层担任村支书、主任助理、书记助理等助理性职位,对加快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但存在＂留得住＂的少、角色定位模糊、经验能力欠缺、发展前途困惑等问题。建议在校大学生要做好职业发展规划,热爱农村建设;大学生村官要安心、有信心,尽一切努力干好;大学生村官要有严格的准入制度和良好的保障制度,根据农村实际需要对大学生村官培训,搭建大学生村官创业与交流平台。     

阿昌族社会生活、生态生活中的伦理思想

阿昌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村规寨规等,有利于调整阿昌族地区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为一个居住在半山区和坝区的民族,在长期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形成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浸润在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乡规民约、生产生活、习俗禁忌中,多维度牵引着阿昌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高校大学生村官培养模式可行性分析及对策

随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全面铺开,构建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保证大学生长期扎根农村、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成为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核心。高校承担着培养大学生村官的重任,要从长期性和稳定性角度深入思考大学生村官的培养模式,为广大农村地区输送合格的大学生村官,推动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