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富农政策

富农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的问题.在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上,党走过了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土地革命时期是党开始集中探索富农问题的初始时期,这一时期党的富农政策经历了中立--反对--联合三个阶段,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以后富农政策的制订提供了重要参照.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经验

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此时期积累了许多经验，对于解决当今农民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富农政策

富农问题,是贯穿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特殊而复杂的问题。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富农政策并不一样,大致经历了从打击到联合,从排斥到共存,从限制到取缔的复杂过程。文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的富农政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的农村政策的特点。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富农的双重限制政策——以中央苏区为例

在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中,富农是具有标示意义的社会阶层,它的兴衰成败直接影响到农村其他社会阶层。在中央苏区革命发展中,中共最初实行"中立富农"政策。然而,随着土地革命的兴起,中共由中立富农政策改变为限制富农政策,它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里,没收富农土地和其他多余的财产,而且在分配领域里对富农课以重税。这种双重限制政策既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体现,也是中共认为这种革命必须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必然选择。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经验

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此时期积累了许多经验,对于解决当今农民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     

浅析土地革命中党在富农政策上的“左”倾成因

在土地革命的不同阶段，我党曾对富农采取过各不相同的政治、经济政策，或打击或保护或限制或区别对待。人们通常关注的是这些政策在推进土地革命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而往往忽视交织其间的“左”倾错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在对待富农问题的政策上曾反复出现过过重打击富农经济和政治上的乱打乱杀等“左”倾错误现     

再析土地革命初期富农问题的产生

土地革命初期富农问题的产生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没能及时制定准确统一的划分富农成份的标准,二是在一个时期内混淆了农民中的阶级与种类.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富农政策的偏误,直到1935年,才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     

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富农阶级的政策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富农属于农民的范畴,是农民阶级的一部分,但有其自己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对富农阶级的认识及政策的制定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富农阶级的性质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不同的政策,由限制富农、到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再到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探索求真的精神,从而正确地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中一个难题——富农问题。     

评析苏联消灭富农的政策

本文通过对苏联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进程中消灭富农的原因、方式和实施结果的考察，指出苏联消灭富农经济存在时间上过早、方式上过激等弊端，并由此得出启示：必须按照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推动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各种矛盾；必须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对待和改造富农经济。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富农政策述评

中国共产党对富农的政策是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政策的重要内容,其间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中共对富农政策经历了一个初步认识——中立——联合——打击——保存——限制——消灭的过程。政策的变化反映了中共自身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也对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虽然建政短促,但是仍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对土地革命的诸多细节做了有益的探索,并坚决贯彻了革命的阶级路线,同时在经济工作中灵活处置鸦片转口贸易问题,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初步实现了财政工作的正规化。     

论土地革命时期的教育政治化运动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苏区开展了一个旨在提高群众政治文化水平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苏维埃政府除了强调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外,还强调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参政议政以及民主平等观念的灌输。通过这一运动,苏区群众不仅获得了一个普遍的受教育机会,而且还大大提升了自己的政治水平,并推动了苏区战争动员工作的开展。     

富农划分标准述评

制定划分富农标准的过程是中共对中国革命认知能力发展的过程。土地革命的中前期,中共没有一个统一的富农划分标准,各革命根据地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各自作出解释,不仅标准五花八门,更存在不当和错误;随着实践经验的累积和中共大批领导人的努力,毛泽东在领导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过程中,制定并颁布了比较科学的富农标准,为以后制定正确的农村阶级政策奠定了基础;解放战争时期,在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共的富农标准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富农标准的确定,是制定正确的农村阶级政策的前提,也是中共事业兴旺的保障。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富农问题的论述

农民运动不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工作重心,富农更不是政治革命重视的对象。但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开始关注农民,在对农民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的同时,对富农特性的认识也逐渐清晰。     

土地革命初期红色政权形态初探

土地革命初期的红色政权有农民协会、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三种形态,它们在组织上呈现由低到高发展的一个过程,组织构成、基本活动和演进的过程等方面的特点反映了土地革命初期红色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发展状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及启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错综复杂。中国共产党党内、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同非马克思主义党派等不同主体之间就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阶段、重心等诸多问题发生了论争。论争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的深入认识,成功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并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李维汉与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

湖南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湖南省的工运处于低潮时,国共两党重视农运的结果,与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和李维汉的得力领导也有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得“农运王”的美誉乃实至名归,但李维汉对湖南农运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他在湖南大革命农运史上的地位应予以肯定。当右倾机会主义甚嚣尘上之时,处在两难处境的湘区党委主要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农运路线;“马日事变”使湖南农运转入低潮,表面上是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带来的后果,其实质是军阀争夺湖南的必然产物。     

革命动员视野下的党团关系构建——以土地革命时期为中心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军,不仅是共产党领导和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动员群众参加革命与建设的重要力量。不过,党团之间的这种关系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而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逐渐形成的。土地革命时期党团关系的变迁,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党团关系调整的内在逻辑,而且为我们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党团关系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再思考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迅起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它是近代湖南民主革命精神的传承，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湖南国共两党的合力以及北伐时期湖南军民的互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湖南农运高潮期间出现的某些幼稚和过分的举动，其主观原因是湖南农运的发展远远超过共产党在农村的发展，是党处在幼年时代，农民党员更显得幼稚，共产国际的误导也给湖南后期农运带来了混乱，北伐期间湖南农运本质上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