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作家群体的历史成因

从历史存活的事实分析“京派”作家群体的成因和本质特征。以广阔的视角定位“京派”的形成和组织方式，对“京派”文学活动的主要人物作出客观的界定确认。指出“京派”作家采取的民间写作的立场和坚持文学独立自足的文艺观点。肯定“京派”独特的群体特征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30年代“京派”作家心态浅析

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大变动时期,“京派”就产生在这样的年代里,它在与“左派”、“海派”的共存与斗争中,显示其独特的文学追求,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对“京派”作家的研究,也是蔚为大观。本文以“京派”作家的心态为突破口,探寻这个文化群体的特点。当然,人的心理结构本身是复杂且矛盾的,探求作家的心态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揣度性,本文只能做片面解读。     

象征与反讽──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

以“乡下人”为审美主体的创作活动赋予了京派作家一个相同的共性：抒写乡土时的抒情和依恋与审视城市时的嘲讽和厌倦，这嘲讽不是用直露的方式来实现，而是遵循“和谐”、“适度”的审美原则。象征与反讽就契合了这种审美特点，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实现了京派作家对城市的文化审视，使人性的异化现象得以鲜明而集中的表现，象征与反讽构成了京派作家城市小说内容与形式相互和谐的整体。     

抗战胜利后“京派”作家的分化

抗战胜利后,＂京派＂作家纷纷复员平津地区,北平的＂京派＂作家分别集中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京派＂作家的政治取向不同,清华＂京派＂作家不断转向和进步,北大＂京派＂作家在艰难的坚守中走向妥协。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的斗争策略亦各有侧重。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战后＂京派＂作家的分化。     

京派文人的左翼“风骨”——论20世纪30年代吴组缃创作的双重风格

在“京派”文化氛围中培养起来的吴组缃,具有“京派”文人气质。而一般把他视为“左翼”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精神的浸润下,吴组缃能以冷静、细致、圆润的工笔式刻画法熔融“京派”的才气与“左翼”的风骨与一炉,在更高的视界上把乡土社会中崩溃的伦理道德及其仅为着生存的抗争图式置于普遍性的探索范畴中。我们应视其为一位具有双重风格的独立作家,他的“左翼”倾向仅是政治无意识的流露。     

抗战胜利后"京派"作家的分化

抗战胜利后,＂京派＂作家纷纷复员平津地区,北平的＂京派＂作家分别集中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京派＂作家的政治取向不同,清华＂京派＂作家不断转向和进步,北大＂京派＂作家在艰难的坚守中走向妥协。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的斗争策略亦各有侧重。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战后＂京派＂作家的分化。     

凌叔华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流派

凌叔华在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以及京派的文学互动中．逐步确立了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思想,并用创作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这使她成为“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和京派的代表作家。     

湘西世界的一道亮丽风景——论沈从文笔下少女形象

沈从文是京派小说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作家。这位来自蛮荒一隅的“土著”作家用田园牧歌式的笔法构建着他的“希腊小庙”——理想的湘西世界。在这个独特的世界里,乡村少女以其健康、质朴的自然美和人性关成为偏远湘西一道亮丽的风景。对她们形象的分析和把握对于进一步了解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人生理想有着重要意义。     

追求田园诗境 描绘优美人生——谈京派小说的特点

从２０年代末开始，在北京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但却很有特色的作家群，被人称之为“京派作家”，这派作家所崇尚的是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对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所熟悉的农业大文化表示温存，追求一种纯情优美的乡村生活，“乡情”成了京派小说的“魂”。在艺术上，京派小说追求一种和谐的美和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散文化是京派小说的特点，这一特点，使中国小说向逐步打破故事叙述模式的世界小说靠近     

外省与学院：京派的文化身份与文学追求

20世纪30年代,在时代的政治旋涡和商业背景下,京派文学始终与＂喧哗与骚动＂保持着清醒的距离,这种疏离使京派作家保持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姿态。这些都与京派作家外省与学院的双重文化身份有着重要关联,正是这种特殊身份造就京派作家独特的文学追求,最终成就京派的超拔与经典。     

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

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的巨大反差，深刻地影响了两地的文学艺术形态。不同的文化形态，可以说是京派和海派的母体。上海文化的洋化程度较深，这使海派的文学选择明显带有先锋性；京派的文化选择既是平民，又是贵族的。与此相对应，是京派小说家以高品位文人而自居为“乡下人”，而海派作家的文化角色则是“敏感的都市人”。在审美追求上，京派重乡土民俗，海派重洋场声色。京派使自然人性带上浪漫情调的神性，海派使现代都市性意识蒙上死亡的阴影。     

礼失而求诸野 --论"京派"文学创作的人性寻租

面对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让渡迁移、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点滴侵蚀及西风东渐所引发的“人性之常”与“现实之变”的矛盾，“京派”诸贤“礼失而求诸野”地在乡土社会中寻找寄托美好人性的小屋，并形成了在所求之野的乡土社会背景上对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进行寻租模式的挽歌式创作。乡土社会既孕育了“京派”作家们自己生命中农耕文化情致，又承载了农耕文化所有美好的人性因素．既原型意义地构成作家的深层心理背景。又为其作品提供了土壤意义的意象体系和文化内涵。较之于革命派、人生派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的批判性，“京派”也因此染上浓重的理想色彩和挽歌情调，凸现该文化群落、文学流派的派性性征。     

沈从文的作家论

指出沈从文众多批评文字中有关“作家论”部分很有特色。阐析了他的文学批评以创作实践为出发点,感性直观地提出问题,发表评论,观点落到实处。从对沈从文关于“海派”作家穆时英和“京派”作家冯文炳的评论就可以管窥沈从文文学批评的旨趣与风格。他的评论,不论亲疏,目光如炬;善用“横向比较”,一石二鸟。维护着文学的独立性、自足性和尊严。     

从自由看"京派"--论"京派"文学观念的本质特征

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着“京派”知识分子,于是“京派”文学也呈现出自由主义文艺思潮：从文艺的本体观到创作观再到批评观可以看到“京派”文艺观念和风貌。可以说,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塑造了“京派”,是“京派”成“京派”的根本所在。     

交流与融汇——京派作家与外国诗意抒情小说

对于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具有学院派色彩的京派作家群体的探讨,以往的研究者往往过分强调京派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关联,本文意在探讨京派作家与外国文学(尤其是与外国诗意抒情小说)的关系,并探寻京派小说在中外文学的交流与融汇中形成的文体特征。     

京派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

“五四”以来，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城乡文化的对峙，导致现代作家的两种觉醒，进而形成现代作家的乡恋心态。本文以此为视角，分析京派乡土小说作家“乡下人”自居的心态和其作品所再现的二元对峙的生命意识，表达他们对于现实社会的反叛。     

回忆的诗学——京派小说审美回忆论

论文从回忆这一诗学范畴探讨了京派小说的审美回忆类型即儿童视角叙事、回叙型叙事和梦想的叙事，京派小说的审美回忆首先是小说叙事的技巧和形式，具有文体学上的意义，也是京派作家审美体验和人生体验的一种方式，是进行沉思与回顾的场所。通过回忆，因为时间的生成与现实生活的分离，对往事的远距离审视使京派小说获得一种“间离效果”，呈露出和谐蕴藉的审美风貌。京派作家用回忆消解了由现实困境带来的不安与焦虑，在颠覆现代都市文化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乡土神话——理想的文化图景和生存模式。从这一层面上讲，京派小说回忆的诗学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策略，更是一种文化策略。论文把京派小说置于现代小说多元发展的背景下，考察其独特的意义与贡献。     

京派文学的散文化与母语文学传统的新创化

京派同人拥有共同的文学理念,将汉语言母语文学的诗性本色视为己任,对母语文学进行了现代性创化或“新传统化”。散文是母语文学的正宗,也是现代文体中发展得最为从容和完备的一种。京派文学对母语文学现代性创化的重要表征是创作的“散文化”。京派文学“散文化”症候之一是小说,作家运用并发展了母语文学叙述语言的精练、含蓄和抒情功能。其中对情绪和炼句的考究、结构的片段性与叙述的空白化,都展示出其小说创作散文化的文本基色。症候之二是在理论性或批评性话语层面也呈现出散文化思维态势。京派批评家追求“寻美的批评”,以及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创造,在传承和开发母语文学资源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近似“美文”的、由感悟化思维所凝聚成的批评(理论)文体风范。     

"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京派的文化理想和策略

“自由生发，自由讨论”是京派作家为争取话语空间所提出的一种文化理想和策略。它的形成与实施既具有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后特定的政治历史原因和语境，也是对“五四”文学人道思想和自由传统的继承和追寻，同时还受到了中西文化中“对话”精神的启发和影响。而自由平等的“对话”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京派特有的“太太的客厅”与“读诗会”，二是他们的“对话体”和“谈话风”散文创作。     

1940年代后期京派“新写作”与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观

1940年代后期京派文学面对日益紧迫的政治形势,在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新生代”表现出与30年代京派作家沈从文等人不尽相同的心态。在他们看来,文学天然包含现代政治的某种属性,在文学中谈论政治并不必然就侵犯文学的独立性。他们致力于在文学的内部讨论政治,将政治处理成一个文学问题及文化问题。远在上海的京派同人李健吾同样强调艺术表现上的重要性,但却不囿于“艺术而艺术”。他重视文学对现实的直接作用,试图在时代意义中寻找“力”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