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谦抑性在刑法中的地位

刑法的谦抑性在刑法中占着重要的地位,然而,我国学术界对于刑法谦抑性常常将其作为刑事政策来研究,这与刑法谦抑性的重要性并不相符。笔者认为,刑法谦抑性在刑法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当处于刑法基本原则的重要地位。     

刑法经济性论略

刑法经济性是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之一,刑法经济性作为刑法谦抑性之“量”,从本益分析的角度反对不计成本和效益的刑法之滥觞,使刑法的谦抑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由定性分析转化为定量分析,亦为犯罪内涵和本质的界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刑法的经济分析并非万能的,其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不应增设"拖欠工资罪":以刑法谦抑为视角

该文以备受争议的增设“拖欠工资罪”这一立法建议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和批驳了对“刑法工具主义”和“刑法万能”的迷信。在此基础上,笔者引出刑法谦抑理论,阐述刑法谦抑理论对解决“泛刑化”问题的重大意义。笔者主张通过刑法谦抑理念的提倡,破除刑法万能的迷信。     

刑法谦抑性之背反与重置:以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为视角

我国刑法在规制非法集资行为时,有明显违背谦抑性的倾向,具体表现为:刑事与民事、行政界限模糊,导致刑法打击过于前置;法定刑配置过高,尤其是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配置与非暴力犯罪的去死刑化潮流相背反;"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中广泛采用推定规则,是古代刑法结果责任的残留。重置刑法在非法集资治理上的谦抑性可以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来贯彻,前者表现为加强民事、行政立法,提高非法集资犯罪的入罪标准,降低法定刑配置以实现谦抑性;后者表现为广泛使用民事、行政手段,通过合理解释限制非法集资犯罪的成立范围,较多采用非刑罚处罚方法等。     

刑法谦抑的相对性探析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用刑法予以调整。在强调权利本位的今天,刑法的谦抑性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过分强调刑法的谦抑性会使刑法缺少威慑力而不能有效地遏制犯罪、保护公民的权利,会出现犯罪猖獗的现象,从而使刑法不得不为了遏制猖獗的犯罪而变得更加严厉。因此我们也应关注刑法谦抑的相对性,不能过分软弱。     

安乐死的刑法问题思考

安乐死是近年来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在法律上仍然没有丝毫的进展.在讨论其合法化之前,还有一个非犯罪化的问题.安乐死在我国刑法上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排除犯罪性行为理论中,安乐死仍缺乏有力的根据;另一方面,我国刑法故意杀人罪的立法对安乐死的入罪,也值得检讨;而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据,不得不考虑刑法的谦抑性问题.     

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谦抑性分析

《刑法修正案（七）》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犯罪化,与刑法的谦抑性精神相悖。刑法的谦抑性是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对刑事立法和司法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应当尽快通过民事、行政立法和司法改变这一现状。     

我国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理性分析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大陆法系一些国家的刑法学界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确立,而在我国刑法学界却仍旧为新鲜事物。期待可能性理论。从法理角度体现了“法不强人所难”的基本理念,从法律价值角度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是对人性的体谅与尊重。基于此。我国有必要将该理论予以借鉴。因为一方面可以缓解我国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情、理、法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刑法具体适用时凸现出的一些刑法疑难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分析——以刑法理念的转变为视角

综观我国法制的发展,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制度,但其在西方国家展现的优越性越来不容忽视。特别是其体现的法理价值,使得我们对刑法理念认识发生了变化。新的刑法观念包含了人权的全面保障、恢复正义,以及刑法的谦抑性。     

论违法性意识在我国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违法性意识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犯罪论体系中是否需要违法性意识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而违法性意识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也与一国刑法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和刑事政策息息相关,它反映了一国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谦抑性和人道主义的程度。文章通过分析违法性意识的相关理论,得出适合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违法性意识理论。     

构建理想刑法的几点思考

刑事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刑法立法与刑事司法两者的动态平衡问题。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立法机关及理论界试图通过完善刑法立法来解决刑法适用的可操作性和公正性,收效甚微。理想刑法的构建就是以实现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和谐为重要使命。本文透过变动的法条,着眼于刑法理论及其价值哲学等问题相对稳定的特点,探究刑法背后的价值问题,从刑罚目的重构、刑法人权保障价值之完善、刑法的谦抑性在我国的适用三个方面展开构建理想刑法的几点畅想,最终发挥刑法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中应有的功能。     

论现代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宽容化是当代文明国家发展的普遍趋势,然而受古代重刑传统观念的影响。遏制犯罪必须采取严刑峻法的思想在我国却很有市场．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我国追求的目标,这对刑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刑法要保持谦抑和宽容越来越成为学界和社会的共识．通过对刑法谦抑性的含义、基础以及基本要求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简要论述,目的是使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并期待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产生一定的借鉴作用．     

从行政刑法的角度浅谈我国环境刑法的完善

目前,我国的环境刑法行政化研究的是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存在的刑法与行政法的重合和交叉的问题。因此,从行政刑法的角度研究环境刑法不但有利于充分发挥环境行政法对环境刑法的积极作用,也有助于将环境行政法的灵活性和细密性与环境刑法的稳定性和谦抑性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对环境的全面保护。     

积极刑法观视域下我国轻罪化的理论解构与规制路径

轻罪化已成为我国当前刑法罪名规制体系及司法适用的一种客观现实，这一现实是对积极刑法观的贯彻。积极刑法观以法益保护原则为前提，其与刑法谦抑性精神存在本质契合，其主张具有实质合理性。轻罪化趋势的出现蕴含着巨大的理论与制度价值，但其价值实现需要我国刑法规制与适用的多维度调试与转型，包括刑法规制体系的健全、前科消灭制度的增设、刑法适用的优化等。     

试论窝藏、包庇罪的主体范围——以亲亲相隐的价值内涵为视角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310务的规定,窝藏、包庇罪的主体包括犯罪人的近亲属在内的所有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这使犯罪人的近亲属陷入情理与法理的两难境地,是强人所难的体现,不符合刑法人道性的要求,有悖于刑法谦抑性和期待可能性理论,同时也背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因此,有必要尊重我国古代“亲亲相隐”的现代价值内涵,在其价值指引下完善我国有关窝藏、包庇罪的主体立法规定,有限制地排除犯罪人的近亲属为窝藏、包庇罪的主体。     

论重刑主义的弊端及刑罚轻缓化的必要性

重刑主义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它破坏了罪刑内在的比例关系,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不仅不利于罪犯的改造以及人心归顺,浪费了不必要的司法资源,而且还不利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我国刑法的国际化进程,不符合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刑罚轻缓化的必要性表现在它是刑法谦抑性、刑法人道性、刑罚功能有效性和有限性、刑罚效益性以及刑法国际化的需要。     

浅议刑法之谦抑

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官本英修提出谦抑主义,之后“谦抑”一词飘洋来到我国,被我国学者以舶来品接受,殊不知其所包含的思想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它要求国家在惩罚犯罪和保护法益的过程中,对犯罪人所施加的刑罚,只要能够达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就已足够,过之则无益,甚至过犹不及。刑法谦抑性作为根本原则已贯穿于我国刑事司法领域。     

“恶意欠薪”入罪之冷思考

文章质疑欠薪入罪的理由,认为激活现有的法律法规能有效缓解欠薪矛盾。将恶意欠薪（逃匿）写入刑法不符合我国的法治实践,有悖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平等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国际准则。     

我国刑法设立期货犯罪的探讨

本文探讨了我国刑法设立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期货犯罪的体系以及处罚期货犯罪的原则。由于期货市场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期货犯罪的表现形态还有待探讨。本文借鉴现有理论研究成果及国外的立法规定,认为我国刑法应当在作为经济法的《期货交易法》中设立刑罚处罚规范,待条件成熟后移入刑法典。同时认为对期货犯罪应采取必要性原则,即谦抑原则,以限制期货犯罪的范围,发挥刑法的“最后手段作用”     

“刑修九草案”中身份证件犯罪入刑探讨--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基于刑法谦抑性所蕴含的内在价值追求,罪与罚的关系,应是其罪决定其罚,《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将购买以及使用各类虚假身份证件的行为入罪,但因伪造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远重于购买及使用行为,为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及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在法益衡量基础上,在法定刑的设置及入罪条件的构建上,理应将伪造行为与购买、使用等行为有所区别,并将轻微违法只需通过其他社会规范进行调整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