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福利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

在美丽中国建设视域下,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分析生态福利和经济发展的内涵与机理,运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构建中国2004—2017年生态福利可持续指数和经济发展可持续指数;在此基础上,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生态福利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障碍度分析挖掘研究期内生态福利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生态福利可持续提升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者互为格兰杰原因;生态福利可持续提升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预测方差起着重要作用,而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福利可持续提升的预测方差的贡献度比较小。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及制约因素分析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

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生态学视角的类比分析法构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模型。基于此理论模型,选取新能源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构建障碍度模型,分析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     

中国经济发展与研发效率的互动关系——基于省际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面板VAR模型估计,基于2002-2011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研发效率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检验GDP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升级和研发效率之间的面板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认为研发创新带动经济发展作用的发挥需要完善科研监督体系确保研发经费的充分利用,和政府的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投资,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推进高技术产业化和战略性高技术产业向主导性高技术产业转变。     

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从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的需求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并针对我国的实际进行简单总结。     

农业科技创新、技术效率与农业经济发展——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9年江西省相关时间序列数据,运用VAR模型分析农业科技创新、技术效率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发展的相互效果是正向的,而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结果复杂,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和方向不一致。相对于技术进步,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较大。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效率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但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更为显著。因此,要发挥农业科技创新与技术效率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以科技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基于科技创新驱动的我国经济发展与结构优化测度研究

依据熊彼特创新周期诠释经济发展周期理论,根据科技创新投入产出过程和经济发展内部层次结构,建立反映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合成分类指数和综合指数,使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1995~2014年我国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实际状况进行测度评价。结果发现:我国科技创新最终产出是通过较低的创新投入和成果转化效率获得的,其中掺杂了非科技因素;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科技创新中间产出整体质量较差,造成科技创新效率更低;科技创新投入、经济发展规模与科技创新效率间呈现U字形关系,科技创新中间产出与科技创新效率间呈现倒U字形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足迹的关系研究

本文计算了中国1961年～2001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赤字,分析了这些指标的构成及其变迁;对1990年～2000年间第一、二、三产业的生态足迹及其生态占用强度(生态效率)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从1970年代初开始,生态系统就处于超负荷状态,生态赤字增长迅速,人均赤字年增长率达到9%以上;能源和耕地在生态足迹中占主要份额;第一产业生态足迹在总足迹中的比重最高(63.7%～68.5%)、生态占用强度也最高(达20hm2～23hm2/万元GDP)且生态效率有下降趋势,是影响我国经济之生态效率的主要矛盾所在;第三产业生态足迹在总足迹中的比重很低(4.5%～5.4%),其生态占用强度比其它产业低得多(1hm2/万元GDP),但该产业的生态足迹增长速度较高且生态效率提高较慢;第二产业生态足迹占总足迹的26.1%～31.7%,生态效率在3个产业中增长最快.2000年～2020年,要在实现GDP翻两番的同时实现生态足迹零增长,需要生态效率也翻两番,年增长率达到7.18%,而1990年～2000年间生态效率的实际年增长率为5.45%.     

大众创业创新投入及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为研究视角,构建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理论模型,基于省际面板数据(2005~2014年),以VAR模型为基础对三者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先后进行了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检验及方差分解检验等。得出以下结论:短期来看滞后1期和2期,增加创新投入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未导致创新投入增加,创新环境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长期来看滞后3期和4期,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关系。     

基于VAR模型的天津市技术转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天津市区域技术转移基础指标体系的构建及相应综合指数的计算,通过建立区域技术转移综合指数与区域经济增长指数两变量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天津市区域技术转移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考察。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区域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技术需求是拉动区域技术转移的主要动力。技术转移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既是短期的、正向的,同时也是长期的、持续有效的。但技术转移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整体影响程度还是很低的。针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生态约束与支撑作用的国家湿地公园生态可持续评估指标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我国自2005年第一个国家湿地公园建设以来,到2014年3月,其试点总数已达429处。其中湖泊型湿地公园占总数43%;河流型占44%;沼泽型占10%;滨海型占3%。与湿地公园建设快速发展相比,理论和实践研究相对滞后。其中,如何科学评估湿地公园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与关注的热点。研究显示,我国国家级湿地公园具有类型多样、生态系统敏感、脆弱、功能多样以及多尺度等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湿地公园既有明显的生态支撑功能,能够提供各种服务,同时湿地公园景观结构以及周边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对公园也具有明显的生态约束作用。国家湿地公园能否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关键是如何协调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生态约束与生态支撑之间的矛盾关系。为此,本研究从公园内部景观尺度、生态系统尺度、周边区域尺度以及管理层面,通过对不同要素生态约束与支撑作用分析,构建了具有定量化评估湿地公园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为指导我国湿地公园规划与建设,以及科学评估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科学依据。     

金融发展、环境污染与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在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下,将环境污染约束以及金融发展引入到增长模型中。根据动态最优均衡分析,推算出理论模型的Hamilton函数、欧拉方程以及各个变量的稳态增长率。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且,金融发展作为增长模型的外生因素,能够通过投资规模的增大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技术创新效率,从而提高经济的稳态增长率,降低最终产品的污染排放强度,增强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保证经济沿着最优的可持续增长路径发展。     

中国技术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87~2002年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学中G ranger Causality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回归分析法对中国经济增长与技术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技术市场发展之间不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1987~2002年间,技术市场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5.80%,表明技术市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但作用还不是很大。     

高校R&D投入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国际比较

本文从我国高校R&D投入的现状出发,以协同学为基础,利用复合系统整体协调度模型,研究测算了1992-2006年我国高校R&D投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并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校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良好的协调发展。与对比的发达国家相比,其协调度也较高。但是我国高校研发经费投入的协调度明显要低于科学家工程师投入的协调度,也明显落后于GDP发展水平。我国应着重增加高校研发经费投入,适度放缓科学家工程师的研发人员投入。     

基于因子分析的陕西省生态经济效益评价

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三个维度出发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以2000-2012年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因子分析、投入产出等方法对陕西省生态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陕西省的经济发展伴随着资源消耗的逐年增加,2008年后资源消耗有所缓解;环境污染状况逐步得到改善,经济与生态不协调发展,二者之间的矛盾逐年得到缓解,并就陕西省生态经济建设提出相应建议。     

技术标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理论模型及实证分析

首先从理论角度理清技术标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构建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然后以VAR模型为基础,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研究三者的长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技术标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滞后1期与2期,经济增长、技术创新是技术标准的原因;滞后3期与4期,经济增长与技术标准互为因果关系,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技术标准的原因;技术创新能促进技术标准水平提高,技术标准对技术创新产生阻碍作用,且具有滞后性;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在长期内促进经济增长,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明显,对技术标准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促进作用。     

生态与经济协调目标下的郑州市土地利用空间优化配置

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建设用地占用生态用地的现象普遍存在,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成为目前中国土地利用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本文以郑州市为例,借助LANDSCAPE模型,开展生态与经济协调目标下土地利用空间优化配置。结果表明：①在满足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需求的前提下,以2008年为基期,模拟2020年土地利用布局时,优化情景下比规划情景下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分别提高0.3亿元和49亿元,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协调。②两种情景下的模拟结果显示,建设用地配置向经济发展较快、生态效益较低的区域聚集。其中,优化情景下建设用地配置较多的区县为荥阳市、新密市及登封市;规划情景下建设用地配置较多的区县为金水区、惠济区、中牟县。优化情景下的建设用地布局更符合目前郑州市经济发展走向,对区域生态保护更为有利。③LANDSCAPE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解决传统的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方法对土地利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空间异质性考虑不够等问题,进而实现区域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     

我国中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

旨在探究我国中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从经济运行、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民生福祉及对外开放5个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对2010—2019年中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者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发展态势良好,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距,呈现“北低、中高、南平”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湖北的耦合协调水平较高且成为唯一良好协调型地区;山西的耦合协调水平最低,一直处于过渡阶段;河南、安徽、江西和湖南的耦合协调类型逐渐演变为中级协调。根据研究发现,提出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增加科技创新要素投入、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融合等促进中部地区提升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的对策建议。     

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环保行为的互动效应

随着环境规制联合治理体系的构建,政府规制工具的变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绿色经济的发展现状,厘清两者间的互动反馈机制,有助于政府选择合适的规制手段推动绿色经济螺旋式上升。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省际环境规制和经济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构造绿色经济绩效指标,运用面板VAR模型测度环境规制体系互动视角下的绿色经济发展与各主体环保行为的互动效应。在此基础上,将绿色经济增长率分解为“追赶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分别探究东、中、西部地区3种效应与地方政府环保行为的互动影响。结果表明：①全国层面,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偏好下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呈互动正相关关系,形成“绿色经济发展—命令型环境规制”的螺旋上升机制,而与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负相关,同时虽然公众环保行为未有效助力绿色经济发展,但绿色经济仍对其存在拉动作用。②分地区考察发现,政府环保工具的选择存在显著的地区依赖特征。绿色经济绩效的提升致使东部地区致力于自主型环境规制的开发,但现阶段绿色经济发展仍依赖于市场型环境规制,中部地区政府环保更依赖于命令型环境规制,而西部地区现阶段并没有环保的意愿。③由于绿色技术的区别,地方政府的规制手段受到不同效应的差异化影响。各地区应综合考虑自身特征,因地制宜完善环境规制体系,设定阶段性技术创新目标。     

中国生态文明综合评价及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

以生态文明理论为核心,以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为导向,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研究建立了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三大子系统,12个要素,64个指标因子的生态文明综合评价体系,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系统间协调发展度的研究,从全国和省域两个尺度分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运用1990-2010年全国尺度的时序数据进行分析,表明21年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持续提高,环境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能力不断加强。以中国省域为对象,定量研究其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规律,评价结果显示各省份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协调发展度基本呈现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格局,但生态文明指数的空间分布状况并不完全符合东高西低的特征,并依据评价结果将中国31个省份划分为5个不同的发展类型,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