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志”为“以人为纲”的书籍目录

或称“文章志”为作家传记,不确。《隋书·经籍志》著录“文章志”一类在“簿录篇”,为目录书;“文章志”一类书的作者在秘书监任职,工作之一就是典校图籍,登记目录;《后汉书·文苑传》所承绪者应为《文士传》一类;“文章志”一类书多关注对作品评价乃至对作者文学事迹的整体关注;“文章志”与总集、别集编撰有辅助作用。     

历史文献是史学研究的原料(下)

回顾上期专栏,拜读本期大作,总共九篇文章中,六篇专注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或全面讨论,如吴金华先生之于《建康实录》,或述论考议,如笔者之于《宋书·州郡志》,或商榷句读,如孔祥军博士之于《魏书·地形志》,或引史证事,如卞孝萱师之于《佛祖统纪》,或阐说经典,如赵益兄之于《三天     

门阀制度与《魏书》“秽史”之名

《魏书》“秽史”之名流传至今。从《魏书》在北齐得“秽史”之名的过程及其原因分析看,《魏书》“秽史”之名与此期间的门阀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魏书》被污为“秽史”,实质上是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     

辩证统一的系统—解读《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在我国文献学史及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学界对“艺”“文”“志”3词及其关联状况缺少系统研究,这3词直接关系到《汉书·艺文志》的主旨和内容。“艺”“文”“志”3词在古代各有其独特的意义源流,在《汉书·艺文志》中,3词第一次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辩证统一的系统。深刻体察其内涵,可以于此管窥班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阐释。     

中华书局本《魏书·地形志》标点献疑

中华书局本《魏书·地形志》之标点,存在着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因点校者未能明晰魏收志文书法而引起的,并由此妨碍了元魏政区沿革的考证复原工作。今试为订正,凡57条。     

“luo”与“罹”

《叔向贺贫》中“而离桓之罪”的“离”字，课本注“同”‘(忄羅)’，遭到。”这个注释把“离”的通假字“罹”与“(忄羅)”混为一谈。“(忄羅)”的读音为luǒ。《辞海》未收此字。《辞源》收入此字，未作具体注释。可见它在古代汉语里，极其少见单独使用。“罹”的读音为lí。它是“离”的通假字，在古代汉语里，其义之一是遭遇，作为动词使用于诗文中。如《诗经·王风·兔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和张衡《思玄赋》：“循法度而离殃”中的“离”，都是遭遇的意思。又如《尚书·洪范》：“不罹于咎”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河北罹袁氏之难”中的“罹”，也都是遭遇的意思。     

“觊觎”的误用

“觊觎”，《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释为“希望得到（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王力《古汉语词典》释为“非分的希望或企图”。所引例子为：“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左传·桓公二年》）“群凶觊觎，分裂诸夏，率土之民，朕无获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可见，“觊觎”是一个贬义词。     

绵诸道城址考辩

绵诸道城址考辩雍际春一“绵诸”作为县级行政区，根据史籍记载，历史上曾有两次设置：《汉书·地理志》西汉天水郡有“绵诸道”。《魏书·地形志》绵诸县“前汉属天水，后汉、晋罢，后复属，有愉亭”，属略阳郡。关于绵诸道（县）的城址地望，古籍记载较为混乱，主要有三...     

“牛继马后”谣谶的造作生成

“牛继马后”谣谶见于《宋书》《魏书》《晋书》诸正史中。《宋书》之“牛继马后”服务于沈约《宋书·符瑞志》天命史观的著述目的；《魏书》之“牛金生睿”也并非完全出于敌国立场，更多是因袭旧说；诸书“牛继马后”史源均指向孙盛的《晋阳秋》。但通过对孙盛行迹的考察及对《魏氏春秋》的文本互证，可知孙盛造作“牛继马后”可能性不大，更大的可能则是桓玄出于篡晋的需要，与时任大将军文学祭酒的徐广造作了该谶，并将其羼入所谓辽东本《晋阳秋》中。“牛继马后”的造作依托于《玄石图》,其由魏之祥瑞变为晋之图谶，又从晋之图谶变为晋之灾异。以旧符谶论证新天命，反映了魏晋时代的谣谶政治传统。     

关于魏孝文帝改汉姓之思考

史学界向来认为北魏将鲜卑复姓改为单音汉姓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所为,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有关魏孝文帝改汉姓“不可胜记”奉为经典。但据《魏书·官氏志》等有关传纪的记载,魏孝文帝迁都后,只是以法令形式承认过去所改汉姓这一事实,他主要是“定姓族”,确立门阀世族制度。通过对《魏书·官氏志》的分析,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给“监考”改个名

给“监考”改名的最初思考来自对“监”字意义的不满。什么是“监”？《说文解字》注解“监”为“临下也”,《古代汉语词典》注解“监”为“从上视下”。显然,“监”这个词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明显的居高临下的意味,如“监观四方,求民之莫”（《诗经·大雅·皇矣》）。     

与“千里”有关的典故

千里马《战国策·燕策》:“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顾名思义,千里马是日行千里,跑得很快的马。后常用来比喻人才。韩愈《杂说·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眼《魏书·杨播传》:“逸为政爱人,尤憎豪猾,广设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粮,人或为设食者,虽在暗室,终不     

嘉庆本《宜宾县志》中的“都掌蛮”史料及价值

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由署宜宾县事刘元熙主持,在康熙本宜宾旧志的基础上,“搜罗散佚,裒然成帙……益以新采所得沿类编之”(嘉庆本《宜宾县志·序》),纂修成《宜宾县志》五十四卷.在嘉庆本《宜宾县志》中,保存有不少关于川南“都掌蛮”活动的记录。与“正史”相参,嘉庆本《宜宾县志》中所存史料虽不如正史     

“邢台”名称始见考

作为今邢台市、县名的“邢台”最早系由古代龙冈县改称而来.龙冈一名始自隋代.《隋书·地理志》襄国郡条称龙冈县:“旧曰襄国,开皇九年改名焉.”是则龙冈县名称自隋文国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龙冈县改称邢台县又始自何时呢?通行的说法是北宋徽宗时期的宣和年间.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邢台地名志》第27页、35页、530页作宋宣和三年(1121年),第539页作宋宣和二年(1120年).1984年内部印刷发行的《邢台市地名志》第2页作宋宣和三年(1121年),第3页又引《方舆纪要》作宋宣和二年(1120年).1983年内部发行的《邢台县地名志》第6页作宋宣和三年(112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辞海》缩印本邢台条作“宋改邢台县”,邢州条作宋末改称邢台.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考

自从《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记载了宓给王商的一封信后,司马相如的生平中便多了一个“东受七经”的故事。这封信作如是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按,即《汉书·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继之,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便以“案,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经’”注释司马相如本传中“相如既学”一句。于是,相如于入朝为郎前曾受文翁派遣东受七经的说法便出现了。但是,这个说法与《汉书》的相关记载发生了种种矛盾。     

“谭”“谈”相通并非避司马炎之讳

张志达同志在《天方夜谭的“谭”并非避李炎之讳》(见《上海师院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四期第27页)一短文中认为“天方夜谭”之“谭”不是避唐武宗李炎之讳。这是对的。但是他认为:因避讳而用“谭”作“谈”,可以追溯到晋朝人陈寿著《三国志》时,即避晋武帝司马炎之讳,并举《三国志·魏志·管辂传》中“此老生之常谭耳”为例,看来此说尚可商榷。     

“后魏御射碑”宣武帝年庚质疑

宋代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在其所著《金石录》卷第二十一跋尾十一“后魏御射碑”跋尾云: 《后魏御射碑》,在今怀州。案《北史》 及《魏书·宣武纪》:“景明三年十月庚子, 帝躬御弧矢射,远及一百五十步,群臣勒 铭於射所。”即此碑也。《碑》云:“惟魏定鼎 迁中之十载。”又云:“皇上春秋一十有 七。”据《史》及孝文《吊比干文》,皆云“太 和十八年迁都洛阳”,至景明三年,盖九年     

略说成都杜甫草堂三事

一、说名 草堂,原本茅屋之意。史载东汉焦先,隐于焦山,结草为庐。汉末诸葛亮有南阳草庐。魏晋六朝,僧寺多名草堂,“鸠摩罗什为姚兴所敬,于长安草堂寺集义学八百人重译经本”是也(见《魏书·释老志》)。《梁书·江     

《魏书·释老志》“为四方式”质疑

《魏书·释老志》 :“自洛中构白马寺 ,盛饰佛图 ,画迹甚妙 ,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 ,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 ,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 ,谓之浮图 ,或云佛图。”王恒先生《〈魏书·释老志〉与云冈石窟———兼谈佛教艺术中国化》一文 (载《敦煌研究》2 0 0 1年第 3期 )对上引文进行分析后认为 :“佛图”或“浮图”亦即“塔” ,“佛图”或“塔”为“四方式” ,并“从一级至三、五、七、九”级。在对云冈佛塔进行分析后认为 :云冈所雕佛塔 ,继承了《释老志》所言汉代式样 ,即“四方式”和“从一级至三、五、七、九”级。案 :《释老志…     

关于北朝的尧帝崇拜

据《水经注》和《魏书·地形志》,北魏时地方上对尧的祭祀要远多于其他古代帝王。其原因除黄河中下游是传说中尧活动的区域,及与禅让的政治形式、历代传统的祭祀制度等一般因素相关外,还与当时北方盛行儒学、拓跋族的汉化等特殊原因相关,从而说明了宗教与政治关系的一个侧面,以及历史现象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