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普尔”值得借鉴

美国记者的采访“普尔”,是不同的新闻机构合作对同一件事情(活动)进行采访的一种方式。《新闻战线》去年第四期有文介绍过。笔者认为,这种已经被外国新闻界同行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采访方式,对于丰富我们无产阶级新闻采访学的内容,改革新闻采访工作不无裨益。我国新闻界,从中央到地方,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周密的报道网,中央、省、地三级党报,体系是完整的;三级电视台网也在逐步健全,     

广播电视新闻要讲求四个“度”

这几年来,我们的新闻改革抓短、快、多,在这方面确有改进。现在一些有时限的新闻,最先到现场的往往是电视台的记者,或者广播电台的记者。但是,社会上也有反映,认为广播、电视新闻份量不够,轻飘飘,人们看了、听了,印象不深,不满足。所以今后广播、电视新闻的改革要进一步深入,就得抓“四个度”:速度、广度、深度、高度。第一是速度。电磁波的速度是每秒三千万公里,在速度上没有别的传播工具可同它比拟了。这是广播、电视的优势。这就创造了一种条件,使我们广播、电视的新闻有可能跟新闻事件同步进行,可以做到“同步报道”、“现场直播”(即记者在现场直接作口头报道)。上海电台从1983年全运会起,许多报道都是在现场直播的。观众、听众认为这种报道很真实,使人如身临其境,感染力也特别强。比如,朱建华破跳高世界纪录,记者用报话机和转播车从现场向两台传     

为新闻界自身的改革呐喊

去年五六月间,北京一位新闻学者来乌鲁木齐,同新疆主要新闻单位搞了一次受众调查。返回北京时,我握着她的手说:“欢迎你明年再来新疆。”出乎我的意外,她却说:“新疆的瓜果虽好,可你们的新闻思想保守得全国少有,呆在这里会闷死,我再也不来了!”这一席话使我想得很多。我是学新闻的,时刻关心着我国新闻改革的进程,了解关于新闻改革的各种观点,懂得经济、政治、文化改革的深化在呼唤着新闻改革。在工作中,自己也一直嚷嚷着新闻改革。可是说来惭愧,我们报纸的改革主要是在形式上转圈:改进一些新闻的写作方法呀,搞一些密集性版面、增加信息量呀,等等。搞了一个农场领导压制、打击支边知青的报道,还被斥为“不真实”,说是向港报提供了“炮弹”,从此吓得重要的批评报道也不敢搞了。联     

站在世界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现场：评《北约野蛮轰炸我驻南使馆》

曾经,我们有过这样的遗憾──在历次举世瞩目的重大战争事件报道中,中国传媒只能采用外国新闻机构的电讯、照片、画面和声音。曾经,我们有过这样的感叹——外国新闻记者在枪林弹雨中抢新闻,他们的敬业精神和新闻殉道气概令人叹为观止。曾经,我们有过这样的期盼——什么时候,中国记者出能柏在世养更大新闻事件的报道现场,让世人一睹中国新闻机构和中国记喜的风采。““本报贝尔格莱德5月8日电记者吕岩松报道”——终于,往U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中,全中国、全世田都看到了这祥的消息和照片。在炮火纷飞的科索沃,中国记…     

记者同志:请注意写自己!——读《当死亡向我袭来的时候》

发表在下面的《当死亡向我袭来的时候》一文原载1982年9月19日《纽约时报杂志》,曾获1983年普利策新闻专稿奖。在这篇专稿中,作者南·罗伯逊只是忠实、朴素地介绍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这就是西方新闻学者所说的“个人经历报道”。“个人经历报道”并不始于今天。英国一代名相邱吉尔青年时代当记者时,就报道过他自己的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见《西方新闻作品》一书中介绍的《我身体虚弱,但我却自由了》一文)。这里说一说为什么允许“记者写自己”。其实,道理不难明白:公众心目中的新闻,同新闻工作者理解的新闻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一般读者(听、观众)说来,记者笔下的任何足以引起他们兴     

采访“普尔”值得借鉴

美国记者的采访“普尔”,是不同的新闻机构合作对同一件事情(活动)进行采访的一种方式。《新闻战线》去年第四期有文介绍过。笔者认为,这种已经被外国新闻界同行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采访方式,对于丰富我们无产阶级新闻采访学的内容,改革新闻采访工作不无裨益。我国新闻界,从中央到地方,基本上形成     

新闻工作者应有超前的法律水平——对上海“告记者热”现象的采访

这颇有点像“飞去来器”现象:在一片呼唤我国法制建设的声音中,记者们可以说是最为卖劲的一群,可当法制真正一步步走来,并且把法也“治”到记者们头上时,这群人中的一部分对这种“效应”却没有充分的准备。甚至一些当惯了“喉舌”的人,很不情愿将自己同普通公民划在一起。据说上海一位“新闻官”对找上门来的法官讲:“要告去告市委,我不当被告!”应该说,正像我国的法制建设处在起步阶段一样,我国新闻工作者的法律观念也还是初步的。但是,我国新闻媒介要想同各种违法现象进行有效斗争,并成功引导10亿人民走向高度民主、健全法制的社会,新闻工作者自己没有适当超前的法律水平,必将给完成这种历史使命造成障碍。在对上海一系列新闻纠纷案的采访中,我们感到新闻界应对以下几个问题引起注意:     

外国驻日记者团要求开放“情报市场”

日前,常驻东京的外国记者团同日本的新闻宣传机构发生了深刻的对立。对立的原因在于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制度限制了外国记者的采访自由。这次对立的直接诱因是1985年2月在成田举行的采访金大中的记者招待会。金大中是国际上引人注目的人物,外国记者都想去参加这次记者招待会,可是,主办单位限制外国记者采访人数,并驳回了他们的采访请求。以这次事件为开端,拥有一百四十家新闻单位、四百余名记者的外国记者驻日本新闻协会,向安倍外相和日本新闻协会递交了抗议书。其内容是,对记者俱乐部制度的背景作出     

在改革中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美学

改革呼唤着一门崭新的边缘科学的诞生,这就是“新闻美学”。我想从五个方面谈谈关于新闻美学的问题：是“写稿匠”,还是“美的创造者”长期以来,我们新闻工作者被人称为“写稿匠”。比起作家们虚构的小说来,人们往往把记者的工作看作是写大白话,有闻便录,没什么创造性,更谈不上艺术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间,新闻在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越来越展示其重大的历史作用和华采飞扬的英姿。在改革中．记者们深入实际,贴近人民,他们所撰写的大量新闻佳作保持着自己无可替代的独特的历史价值和风采。曹丕曾在《…     

“打开记者的眼界”——访瑞典新闻进修学院

FOJO,乍看这个名字,真以为是个日本机构的名称。难怪连他们介绍自己的宣传品劈头第一句话也是:“不,FOJO不是练习日本自卫术的中心,尽管我们有时也想踢谁一脚。”FOJO其实是瑞典新闻进修学院的简称。它是瑞典唯一一所专门培训在职记者的全国性机构。 讲起FOJO成立的经过,现任院长艾尼丽·埃瓦斯说,当年瑞典的一位财政部长对瑞典记者经常向他提一些“傻问题”感到恼火,觉得这些记者“太笨”,不懂经济,应当对     

改革在呼唤记者中出思想家

“你们记者应该是思想家。”这是最近在齐齐哈尔到牙克石的火车上,几位火车司机知道我是记者以后,向我,自然也是向我的同行们提出的希望。他们都是有文化的年轻司机,他们提出许多当今社会存在的大问题来和我讨论,很有见地。这说明他们读过许多,想过许多。也说明,他们提出“你们记者应该是思想家”,是严肃的。我还曾在西北采访时连着向四个县的县委干部问过:“要是让你们选,你们选谁当最佳记者?”他们都是提的在报道中对我国改革勇敢地拿出过独到见解的记者。我想,这决不是几个火车司机,几个县委干部在那里说三道四,是时代在呼唤着我们记者队伍中出思想家。     

年年芳草绿 岁岁不同春——’94“两会”新闻报道特色漫谈

今年的“两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后的一次重大会议,因而倍受各界人士关注。 据“两会”新闻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参加“两会”报道的中外记者共计1511人,其中1120人为国内记者,32名台湾记者和128名港澳记者来自台港澳50家新闻机构,还有分属于115家新闻单位的231名外国记者。 如此之多的记者集中采访这一重大会议,使新闻大战激烈、紧张。报道要出新、出彩,不仅要有与众不同的特色,更要对自身以往的报道方式有所创新,     

论新闻宏观真实与宏观真实意识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围绕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新闻界曾展开过多次讨论,但对新闻的宏观真实问题至今仍有争论。本人认为新闻的宏观真实问题不仅客观存在,而且是记者、编辑在工作中必须具有的政治意识,这种意识对记者、编辑能否很好地完成本职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闻的宏观真实是客观存在 1979年初,我国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主要内容,开展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当时的一些外国记者,集中报道了两件事,一是“西单墙”上的大字报,尤其突出关于批评毛泽东同志的内容;二是青年人穿喇叭裤。我们不能说这些事实不存在,但是对这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全貌来说,这毕竟只是片面的情况和枝节问题。他们的报道恰恰歪曲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使国外读者产生误解。     

为“新闻来源”保密

为“新闻来源”保密，是指为向记者提供情况和材料的采访对象保密。在许多情况下，记者的报道要透露新闻来源，交待新闻根据。可是，在另一些情况下，为了某种原因，记者的报道又不能透露新闻来源和交待新闻根据。所谓不透露不交待，一般是指不透露不交待采访对象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职务等。据说当年《华盛顿邮报》两个名不见经传的记者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为弄清一团乱麻似的水门事件，对向他们秘密提供消息的人士，承诺不向外透露，并在他们写的报道中采取了匿名的办法。这种措施对防止采访对象遭打击报复起了保护作用…     

读者考虑因素

西方新闻学中注重所谓“读者考虑因素”。这种“因素”内涵有两层意思,一是“吸引考虑”(AttractiveConsideration),一是“保护考虑”(ProtectiveConsi-deration)。其实说白了就是讲求新闻的可读性与社会效果。从《京剧配迪斯科》这一报道中,可以看出西方记者是如何注重“读者考虑因素”(主要是“吸引考虑”)的。对绝大多数西方读者来说,京剧是他们不甚熟悉的。要在一篇不长的报道中使他们明了京剧改革(这是此篇报道的主题)的有关背景、前途等等并非易事。为读者考虑,记者在采写报道中费了不少心思。     

新闻工作者应有超前的法律水平——对上海“告记者热”现象的采访

这颇有点像“飞去来器”现象:在一片呼唤我国法制建设的声音中,记者们可以说是最为卖劲的一群,可当法制真正一步步走来,并且把法也“冶”到记者们头上时,这群人中的一部分对这种“效应”却没有充分的准备。甚至一些当惯了“喉舌”的人,很不情愿将自己同普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子新闻报道特色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是全国性电子新闻采集机构,独立于澳大利亚其它所有新闻媒介,不依赖不采用报纸和通讯社的消息。公司要求记者自己亲自采集新闻,不允许报道第二手新闻。进入80年代,公司规定所有广播电视记者都能亲自播报新闻,并把这种能力定为录用广播电视记者的重要条件之一。目前,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已经实现了新闻采集电子化。新闻编辑部通过一个超高频双向传播系统可以随时进行实况直播。为了求得新闻时效,公司     

新闻管理也应对外开放

国务院于去年10月就已经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但是,笔者以为在以下几个方面仍然存在问题：首先．中国政府在规定中明确要求外国记者必须隶属于新闻机构,而新闻机构必须在所在国办理登记注册手续。这项规定明显忽略了当下网络时代的大背景,未顾及普通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临时拍摄新闻作品、“客串”新闻记者的行为。     

团结合作的新篇章——记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外来记者联络员制度

这次采访亚运会的香港、澳门、台湾和外国记者共2463人,分别代表着46个国家和地区的489家新闻机构。他们当中,来自亚奥理事会成员组织的记者有2298人,来自非亚奥理事会成员国的记者有165人;从事文字摄影报道的记者为1361人,进行广播电视报道的记者为1102人;女记者约200人。在从8月中旬至10月中旬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集中接待如此众多的外来记者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对我们的接待能力和工作效率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构建新媒体传播中的“新新闻伦理”

以社交媒体、网络传播为标志的新媒体的繁荣带来新闻传播活动的大发展,不论是职业记者还是“公民记者”,不论是职业新闻传播还是非职业新闻传播,活跃度都大幅度提升.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这种活跃度体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这种活跃度存在行为失范的隐忧.这种媒体大变革的趋势与转型期中国的多元价值观叠加,将原先的传统媒体及其奉行的新闻伦理逼上了“绝路”. 媒体格局的深刻变革呼唤着一种全新的新闻伦理出现.如何把握新形势下新闻伦理的内涵,推动新闻伦理水平全方位提升,已成为当代新闻界必须面对的紧迫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