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思考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当代译学研究的热点。在分析了“文化转向”为译学研究带来的重大贡献和存在的不足之处的基础上,指出“文化转向”只是翻译研究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向度,是一种外在性的研究,不能取代语言本体研究。     

“翻译”为什么可以称为“有机体”？

翻译系统作为整体,具有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广义“有机体”特征,因为该系统同样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内在规律的有机体系。《易经》是中国文化中用来解释整个宇宙人生的“经典中的经典”,完全可以用来诠释“翻译”这个“生生不息”的“有机体”。     

从科学革命的视角看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

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道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翻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重大的“文化转向”.因此,从科学革命的视角探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介绍翻译研究如何从“语言学派”到“文化学派”完成了“文化转向”,从库恩“范式”、“危机”、“革命”的视角对“文化转向”进行分析,探究“文化转向”的原因,以期为相关翻译研究提供参考.     

解析“翻译有机体”

把整个翻译系统看作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体”是把握翻译本质的一种整体思维方式。广义翻译有机体可以看作社会有机体,翻译主体就是社会主体人;狭义翻译有机体是由五大翻译主体构成的复杂关系系统,各大主体都是“符号世界”里的“主体”,其相互之间的“阴阳互化”化生出翻译有机体的各种形态,演化出翻译有机体的全部历史。     

性别与翻译——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

自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以来,从文化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日益深入,性别与翻译的结合是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联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翻译研究一个日益突出的发展方向。文章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     

“文化转向”下的翻译主体间性研究

在翻译实践中,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成分即翻译主体地位往往呈隐性状态。根据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视角,对比分析中西译论,阐明翻译的主体——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辨证地看待传统翻译“忠实、对等”的标准问题,对于作者、译者、读者的主体地位能有更清晰的认识。     

文化因素影响翻译策略之研究

西方翻译研究派认为,翻译研究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历史的研究,是文化的研究.翻译不应该局限于翻译技巧的探讨,而应把其看作是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来研究.本文将从文化的角度,运用多元系统论、操控论和目的论,从翻译作品的文化地位、译者的文化态度和其翻译目的,以及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等方面,通过描述性的研究方法,来揭示影响“五四”前后中国翻译文学中归化、异化翻译策略选择的文化因素.     

翻译批评文化转向之初探

翻译批评是伴随着翻译活动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开始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作为翻译研究的评价体系——翻译批评也应从注重文本转向注重文本生产的相关因素,把视角转向译入文化,这一趋势符合＂翻译批评必须具有多元化的开放视野、民族性的传统意识、建构性的学术追求＂的要求。     

从“多元系统理论”中的文化因素看文学翻译

多元系统理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给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面向译语的新途径,这一系统具有动态功能主义的特点,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强调把翻译活动置于整个多元文化大背景下,拓宽了翻译研究领域。本文以分析"多元系统理论"中的文化因素来探讨文学翻译以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翻译中的文化资本流通

翻译中的文化资本流通主要有“罗杰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3种方式。它们分别常现于早期的翻译实践、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阶段以及当今“社会学转向”的翻译研究阶段。文化资本流通模式的发展表明新兴的翻译研究将着眼于民族思维、文化政治影响、翻译的社会效应评估等更加综合的因素,更为宏观的翻译生态体系正在形成。     

西方翻译研究中的两大“转向”和研究范式的嬗变

在二十世纪以前,整个翻译研究是建立在心灵感悟的基础上的,缺乏科学性。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两大“转向”,即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文化转向将翻译研究带到了十分广阔的文化层面。本文综述了西方翻译研究中的两大“转向”和四个范式（即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解构主义范式和综合研究范式等）的嬗变。     

西方翻译研究中的两大“转向”和研究范式的嬗变

在二十世纪以前,整个翻译研究是建立在心灵感悟的基础上的,缺乏科学性。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两大“转向”,即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文化转向将翻译研究带到了十分广阔的文化层面。本文综述了西方翻译研究中的两大“转向”和四个范式（即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解构主义范式和综合研究范式等）的嬗变。     

翻译:增强文化的包容性 ——从对话理论的角度探讨翻译与意识形态之关系

翻译研究从文本到文化的转向为译学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深化和拓宽了译学的领域。在承认意识形态操控力的同时,我们不能把它的影响绝对化,而抹煞翻译的创造性和超前性。通过“主奴”关系和“我-你”关系两种文化对话模式的对比可以看出,包容并蓄的文化态度更利于文化发展。要促使本土文化从包容和吸收中求得进步,翻译的“关系本体”地位应得到充分的承认。     

以《红楼梦》的翻译为例谈文化翻译的新理念

文化问题是当前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从文化的角度谈论翻译也就成了翻译界炙手可热的话题,就像苏珊·巴斯奈特所说的那样,翻译研究发生了“文化转向”,“文化翻译”这一术语频频出现在翻译研究的论文和专著里。     

浅议文化翻译与文化“传真”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文化翻译是指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各民族间的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与“深层”结构的共性和个性进行研究,探讨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     

论“两个转向”对翻译和文化研究的价值与影响

"两个转向"主要指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目前是学术研究的主流方向和必然结果。本文从大局角度仔细分析"两个转向"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流变,以深入研究其本质与现状,针对"两个转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旨在总结出其对于推进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价值与影响。     

翻译的文化转向及其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启示

在世界文化格局向多元化转变的进程中，翻译作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必要手段不仅是语言转换方式，更是传递文化信息、记载文化与文化兴衰演变、推动社会进步和构建文化的方式。充分发挥翻译的这些重要作用要求将翻译放到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翻译理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给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对中国翻译的现状进行了审视，提出我国翻译界从现在起应该跳出狭隘的单纯的语言转换层面上的研究，走出翻译技能，技巧的研究，而更多地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去研究翻译，这样会更有意义。     

翻译教学中的文化调停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对翻译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文化转向”大潮,文化被纳入翻译教学研究。目前,传统翻译教学模式存在着某些缺陷,从跨文化角度探讨翻译教学中的文化调停,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和翻译中的全球意识和文化敏感度,可以矫正传统翻译教学模式的不足。     

论跨文化语境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但跨文化语境中翻译和文化的互动关系说明翻译研究不仅应在语言层面上进行,而且要在文化层面上展开。作为国内外翻译学界当前的热门话题,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翻译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它突破并拓展了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是建构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

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又有了新的视角来审视翻译研究。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视野下迥异于语言研究的跨文化研究,是从跨语言、跨民族的角度,从文学和文化的层面来研究翻译这一实践活动的,对于＂文化转向＂下的文学翻译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