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源资金主体功能错位与企业R&D投资结构失衡

中国企业的R&D投资结构失衡、研究型投资严重不足是企业缺乏原始创新和创造性毁灭与产业结构升级缺乏核心技术支撑的根本原因,其源于外源资金主体对企业R&D资金配置的功能错位.本文使用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 在企业R&D资金配置过程中,由于金融体系功能发展不完善,甄别市场风险有相对优势的金融部门资金并未显著促进试验开发型投资;政府研发补贴显著促进了试验开发型投资,但并未显著促进研究型投资,这与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优势功能错位.上述两个方面对企业在两阶段研发活动的资金配置上产生了一定的结构效应,由此引起企业R&D投资结构失衡.     

中国最优R&D投入强度测算

如何优化RD投入强度,避免投入不足或投入过量,是一个现实的科学问题。本文结合内生增长理论及实证分析,测算了2000-2011中国最优RD投入强度,基于目标,预估了2013-2020年中国最优RD投入强度。现阶段中国研发投资回报率仍明显持续高于资本投资回报率,RD投入强度还没有达到最优水平,应加大投入强度;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研发统计数据的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判定

基于工业化第二阶段,将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与除去国防研发后的美国作对比,发现中国政府的基础研究投入并不低,已达到工业化第二阶段的中等水平,造成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过低的主要原因是企业投入几乎为零。但是以上结论的准确性受到中国当前RD统计数据质量的影响,因为中国常用的支出数据其统计方案不全面,没有针对政府和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统计,如果借用中国财政拨款数据,还存在与支出数据相互矛盾之处,只有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快补充和完善中国的RD统计制度与体系,才有助于更加科学、准确地评价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状况,为政府与公众决策服务。     

基于增长视角的政府R&D投资选择——基础研究或是应用研究

本文基于Romer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模型,引入政府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投资,通过求解一般均衡与数值模拟发现,政府投资基础研究比投资应用研究更有利于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在此基础上,采用1991-2015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政府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投资与经济增长的VAR模型考察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研究发现：（1）政府投资应用研究虽在短期内可实现显著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政府投资基础研究会获得更高水平的增长。（2）政府投资应用研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第5个滞后期达到最大,政府投资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第8个滞后期达到最大,即充分发挥政府基础研究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需要相对更长的时间。（3）政府基础研究投资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带动政府应用研究投资从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即政府基础研究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本文研究结论为科学制定政府R&D政策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R&D投入及其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我国2005—2014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各省区市的直接RD和间接RD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RD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中仅次于资本的最重要因素,而且直接RD和间接RD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从分地区的情况看,直接RD和间接RD的东部地区驱动作用最大,且在东中西部呈梯度下降的趋势,劳动力要素对中部地区驱动作用最强,资本要素对西部地区驱动作用最强。     

我国R&D投入对GDP贡献的时效和强度研究

利用我国1978—2008年间的经济统计数据,研究了我国R&D投入对GDP的影响过程,包括影响滞后时间、作用路径和影响强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R&D活动的平均研发周期为5年,但是R&D活动对GDP作用的综合社会周期为7年,说明我国R&D活动的平均周期较长且对GDP的作用路径复杂;同时,在目前的资源配置条件下,产业资本投入的效果优于R&D投入的效果,R&D投入的效果优于劳动力投入的效果.     

金融发展边界与企业R&D投资

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金融资本支持企业RD投资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首先,构建金融发展对企业RD投资阶段边界影响的理论模型,认为超过一定边界的金融规模或金融效率不利于企业的RD决策和RD投资。其次,运用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HECKIT模型和门限模型实证检验发现:(1)金融规模影响企业RD投资具有双门槛值,深化不足或过度扩张的金融规模不利于企业RD投资。(2)金融效率影响企业RD投资具有单门槛值,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利于企业RD投资。(3)金融发展对企业RD投资影响更多体现在扩展边际。金融效率是跨越企业RD投资过程中规模瓶颈的重要途径。     

我国基础研究强度与执行结构分析

从我国基础研究强度与R&D强度的发展变化、R&D研究类型结构、基础研究执行结构三方面对我国基础研究强度加以分析。结果表明,单纯依靠增加R&D和基础研究经费的绝对额总支出并不能直接增加或快速增加R&D和基础研究的强度;我国R&D经费总额的快速增长和R&D强度的持续增加都建立在试验发展经费总额和比例增长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提高高等学校执行的R&D经费和基础研究经费比例,来提高基础研究的强度。     

企业税收激励对R&D投资的影响机理及效应——时间趋势、效力边界与创新产出

通过构建企业股东和外部投资者的代理模型发现，企业税收激励降低了R&D投资的必要收益率或融资成本，有助于提高R&D投资和创新产出，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具有价值引导和共同激励的双重效应。针对在2007~2015年披露研发信息的上市公司数据，面板回归结果发现：我国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呈现下降趋势，R&D投资呈现上升趋势；企业税收激励对R&D投资的作用是有效力边界的，在低税率和高研发强度的区域激励效应显著，在高税率或低研发强度的区域影响效应较弱；企业税收激励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实现的。研究结论对厘清政策机制效应、促进企业R&D投资以及激发创新活力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持。     

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

宏观调控政策对于微观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已成为公司金融领域重要研究热点。以2011-2015年沪深两市74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对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作用渠道及货币政策扰动对这种影响效应的调节作用进行探讨。研究显示:货币政策宽松对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中国货币政策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渠道在需求效应与供给效应两方面均成立;货币政策扰动负向调节货币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弱化货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     

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多大为宜

基于各国经验,特别是美国50年来的相关数据,提出和论证了关于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例问题的三个假说。把这三个假说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预测了2002~2020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及经费的资助结构和执行结构,其中,全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到2010年为7. 5%, 2020年为10 5%。     

石油石化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成长性影响研究

以中国沪深两市112家石油石化上市公司2012-2016年数据为样本,就企业研发投入对公司成长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资金投入对石油石化上市公司成长性存在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其正向影响存在滞后性,滞后期为三年且影响程度在滞后二期达到最大值;研发人员投入对石油石化上市公司成长性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公司规模和资本结构等亦对公司成长性存在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强化研发管理、增加长期持续性研发投入和完善创新人才体系等建议。     

政府科技补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门槛效应——基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09年-2013年11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面板数据,以资助强度作为门槛变量,实证检验政治关联、政府科技补助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1)对于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政府科技补助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没有挤出效应;(2)政治关联程度对政府科技补助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具有削弱作用,但不显著;(3)随着政府科技补助强度的增大,政府科技补助的激励效应却会不断降低。     

基于内生视角的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研究

    本文采用2006—2013年期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逆米尔斯比率作为管理层私人信息的计量变量,采用Heckman方法估计管理层私人信息,股权激励实施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私人信息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相关,即企业研发投入与股权激励实施具有内生性;在控制内生性基础上股权激励实施决策与之后三年企业的研发投入相关,即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管理层倾向于在之后的三年中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但结合样本选择模型结果,高管持股比例高以及高管薪酬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股权激励,说明实施股权激励是内部人控制的结果。因此,研发投入增加并不能被视为代理问题的缓解,实质是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即激励效应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是企业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并非缓解企业代理问题。     

软件与信息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软件与信息企业的微观截面数据,应用Tobit模型,检验了研发投入与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及政府补贴等因素的关系。研究发现,研发投入与企业规模存在U型关系,国有企业同其他类型企业相比,在研发投入上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企业年龄、企业利润率与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出口、资本密集度对企业研发投入无显著性影响。     

问题专利、发明高度与研发投资——一个专利质量内生化模型

“问题专利”是专利系统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假设发明高度与研发投资存在正向关联关系，在专利质量和研发投资之间建立起联系，实现了专利质量的内生化。然后通过一个双寡头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局面下创新厂商的研发投资和专利许可行为以及非创新厂商的策略选择，进而对专利质量进行了分析和对比。结果表明，专利质量受确定性发明高度和研发效率的影响，市场结构与专利质量之间不存在单调一致的关联。法庭对专利侵权赔偿金额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潜在侵权者的行为，进而决定了市场结构。当显著性创新非常困难时，“问题专利”才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优。     

R&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choices: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We posit that the effects of R&D investment on financing choices depend on the degree of intervention barriers and appropriation discrepancy between capital providers and the firm. Based on these two contingencies, we categorize financing instruments into four types: common equity (common stock), convertible securities (preferred stock and convertible debt), transactional debt (corporate bonds), and relational debt (bank and commercial loans).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39 petroleum firms during the period 1976-2005, we found R&D invest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use of common equity, a U-shaped effect on the use of convertible securities, and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the use of relational debt to raise capital. These effects are sustained over several years.     

双积分政策下新能源汽车产业研发补贴研究

双积分政策意在以市场机制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但缺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需要与研发补贴政策组合使用。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带有研发补贴的双积分政策下新能源汽车供应商制造商决定研发投入水平、供应商产量竞争及制造商产量竞争的三阶段博弈模型，阐释了正积分价格、市场规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研发补贴的作用机理与效果。研究表明：不考虑研发补贴时，当纵向研发溢出率超过阈值，企业研发投入将随正积分价格、市场规模增加而减少；其次，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激励效果，但应随纵向研发溢出率增加而减少，以规避“挤出效应”。为此提出，“逆溢出率变化”的研发补贴政策与双积分政策组合使用更能完善市场机制，推进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健康发展。     

官员更替、银行授信与企业研发投入

利用官员更替数据匹配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质量调查数据,旨在从实证的角度探究官员更替、银行授信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和银行授信都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官员更替这种强烈的外生冲击会强化银行授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不过,官员更替和银行授信对规模不同企业的研发投入的直接和交互影响存在着差异。上述结果表明,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丰富和完善官员更替制度对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政府补贴对农业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政府创新补贴是一国扶持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是促进农业企业的R&D投入杠杆效应而非形成补贴依赖,但补贴绩效如何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利用手工方式从涉农上市企业公开披露信息整理出的2012-2014年三年样本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农业企业R&D投资的影响效应及其差异性。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涉农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显著,但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涉农企业的绩效增长短期对主营业务R&D投入会发生杠杆效应,但长期来看效应微弱,R&D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补贴依赖倾向。此外,涉农上市企业内部治理与经营水平也是影响政府补贴对R&D创新投入效率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从政府补贴的资助对象、方式和监管补贴用途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