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最低工资与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是驱动国家经济转型的动力之源。将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与企业所在城市最低工资水平数据进行匹配，从实证角度探究了最低工资制度与企业规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不过这种积极影响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减弱。此外，企业规模越大，其研发投入强度会越高。进一步地，本文还揭示了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3条渠道机制：最低工资标准→银行授信→企业研发投入；最低工资标准→外部技术许可→企业研发投入；最低工资标准→员工在职培训→企业研发投入。研究结论意味着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有效地激励制造企业追加研发投入。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门槛效应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过持续创新形成核心竞争优势，为企业实现做大、做强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新思路。根据2012—2016年制造业上市单项冠军企业的研发支出数据，运用企业规模作为异质门槛，分析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在分别采用3种不同的企业规模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时，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其中，当以员工总数和销售收入为门槛规模变量时，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呈逐渐增强趋势；在以资产总额为门槛规模变量时，企业规模处于第二门槛区间的企业的研发活动最有效率，然而，随着资产总额进一步增加却给企业绩效带来不利影响。研究结论对于企业通过创新实现做精、做大和做强的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的启示。     

上市企业研发投入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跨行业数据的分析

本论文利用在沪、深两市全部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从企业微观层面分析了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整体情况和分行业的研发投入特征。同时从分行业的角度分析企业规模、企业产权属性和行业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通过研发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研发投入强度要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但是还远远低于全球研发活跃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企业规模和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中型规模企业的研发投入弹性要低于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从企业的产权属性来看,民营企业的产权属性对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弹性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从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结构来说,行业市场集中度对行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研发投入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绩效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

基于所有制差异视角,采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2011~2014年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强度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绩效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三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表现出明显的所有制差异;企业规模、金融支持、资本结构等因素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绩效的影响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的影响——基于生物医药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生物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2012—2015年数据实证分析政府补助的规模与连续性对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以研究政府研发补助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显著正相关,政府补助可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而政府补助的规模对于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存在负向调节作用,政府补贴的连续性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调整企业研发补助形式等建议。     

中国企业研发投入现状与问题研究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日益完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研发活动的主体,企业研发规模已跃居世界前列,民营企业的优势地位不断增强.然而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仍没有真正确立,其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研发活动的质量仍有待提升,企业研发投入中仍存在着许多关键的结构性问题,包括研发强度低、科学研究的比重低、高技术研发占比低等等.本文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信息披露与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以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分析了信息披露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实证结果表明: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信息披露质量与融资约束、代理成本均为显著负相关;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研发投入均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可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这分别反映了信息披露的融资作用和监管作用。     

中国创业板上市企业规模对R&D投入影响的研究

企业规模对企业RD投入的绝对额度和相对额度有着不同的影响机理。根据创业板上市企业的RD投入的影响因素及指标变量的选取特点设立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模型,研究发现创业板上市企业规模与RD投入绝对额度存在正向关系,而与RD投入强度之间为显著性水平较低的负相关关系。研究认为,创业板上市企业在扩大企业规模的基础上要提高RD投入强度,注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所有制性质、研发投入与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2009—2013年我国493家上市公司的1 132组观测数据,通过数据包络分析计算出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表现以及创新程度方面的差异,再通过一个非平衡面板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显著优于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但其研发创新投入却不如民营上市公司;(2)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这种正向影响,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表现得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可以通过识别研发投入中高社会效益的创新,从而更好地提升本身的社会责任表现。     

政府科技补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门槛效应——基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09年-2013年11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面板数据,以资助强度作为门槛变量,实证检验政治关联、政府科技补助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1)对于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政府科技补助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没有挤出效应;(2)政治关联程度对政府科技补助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具有削弱作用,但不显著;(3)随着政府科技补助强度的增大,政府科技补助的激励效应却会不断降低。     

政府补贴对农业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政府创新补贴是一国扶持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是促进农业企业的R&D投入杠杆效应而非形成补贴依赖,但补贴绩效如何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利用手工方式从涉农上市企业公开披露信息整理出的2012-2014年三年样本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农业企业R&D投资的影响效应及其差异性。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涉农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显著,但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涉农企业的绩效增长短期对主营业务R&D投入会发生杠杆效应,但长期来看效应微弱,R&D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补贴依赖倾向。此外,涉农上市企业内部治理与经营水平也是影响政府补贴对R&D创新投入效率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从政府补贴的资助对象、方式和监管补贴用途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R&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choices: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We posit that the effects of R&D investment on financing choices depend on the degree of intervention barriers and appropriation discrepancy between capital providers and the firm. Based on these two contingencies, we categorize financing instruments into four types: common equity (common stock), convertible securities (preferred stock and convertible debt), transactional debt (corporate bonds), and relational debt (bank and commercial loans).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39 petroleum firms during the period 1976-2005, we found R&D invest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use of common equity, a U-shaped effect on the use of convertible securities, and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the use of relational debt to raise capital. These effects are sustained over several years.     

R&D投资结构增长效应及最优基础研究强度

针对以往研究中只关注R&D投资总量而忽视R&D投资结构和基础研究强度的缺陷,修正MRW模型,将R&D投资分解为基础研究和非基础研究,构建了R&D投资结构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使用中国30省市自治区1998-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R&D投资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础研究与非基础研究的占比提高1%,经济增长上升0.08%-0.12%,R&D投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重要。为推动经济增长,我国在提高R&D投资的同时,应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优化其在R&D中的占比,以实现R&D投资的最优配置。     

基于内生视角的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研究

    本文采用2006—2013年期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逆米尔斯比率作为管理层私人信息的计量变量,采用Heckman方法估计管理层私人信息,股权激励实施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私人信息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相关,即企业研发投入与股权激励实施具有内生性;在控制内生性基础上股权激励实施决策与之后三年企业的研发投入相关,即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管理层倾向于在之后的三年中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但结合样本选择模型结果,高管持股比例高以及高管薪酬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股权激励,说明实施股权激励是内部人控制的结果。因此,研发投入增加并不能被视为代理问题的缓解,实质是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即激励效应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是企业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并非缓解企业代理问题。     

官员更替、银行授信与企业研发投入

利用官员更替数据匹配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质量调查数据,旨在从实证的角度探究官员更替、银行授信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和银行授信都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官员更替这种强烈的外生冲击会强化银行授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不过,官员更替和银行授信对规模不同企业的研发投入的直接和交互影响存在着差异。上述结果表明,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丰富和完善官员更替制度对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政府研发资助、企业研发投入与中国创新效率

本文采用2003-2012年中国地区面板数据,利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就政府研发资助和企业研发投入对中国创新效率的影响及政府研发资助和企业研发投入的最优强度区间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在我国创新过程中,政府研发资助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负,存在一定的"政府失灵",企业研发投入能够促进创新效率的提高,"市场失灵"现象较少出现;政府研发资助强度的最优区间为0.282以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最优区间为0.688-0.775。     

石油石化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成长性影响研究

以中国沪深两市112家石油石化上市公司2012-2016年数据为样本,就企业研发投入对公司成长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资金投入对石油石化上市公司成长性存在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其正向影响存在滞后性,滞后期为三年且影响程度在滞后二期达到最大值;研发人员投入对石油石化上市公司成长性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公司规模和资本结构等亦对公司成长性存在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强化研发管理、增加长期持续性研发投入和完善创新人才体系等建议。     

双积分政策下新能源汽车产业研发补贴研究

双积分政策意在以市场机制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但缺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需要与研发补贴政策组合使用。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带有研发补贴的双积分政策下新能源汽车供应商制造商决定研发投入水平、供应商产量竞争及制造商产量竞争的三阶段博弈模型，阐释了正积分价格、市场规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研发补贴的作用机理与效果。研究表明：不考虑研发补贴时，当纵向研发溢出率超过阈值，企业研发投入将随正积分价格、市场规模增加而减少；其次，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激励效果，但应随纵向研发溢出率增加而减少，以规避“挤出效应”。为此提出，“逆溢出率变化”的研发补贴政策与双积分政策组合使用更能完善市场机制，推进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健康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宽度、企业研发投资与社会福利

知识产权保护宽度是激励创新企业开展研发投资的主要政策工具,它通过影响知识产权的盈利能力与获取成本,作用于研发企业和受让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交易。构建一个两企业、能力非对称的多阶段博弈模型,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在研发企业的投资支出达到一定规模后,增加保护宽度,才能提高企业收益,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在既定研发投资下,保护宽度的边际增加将提高技术转让成本,降低受让企业收益和社会福利水平;这一负面效果只有在实现研发投资扩张效应后,才能减缓。因此在增加保护宽度的同时,需要引入辅助措施,如对企业的研发投资采取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间知识产权交易等加以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