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合组织论研发税收激励政策改革

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采用税收政策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资。经合组织的研究表明,与跨国公司相比,本土年轻创新公司在享受研发税收激励方面处于劣势。政府需要精心设计政策,使政策发挥最大效果,并扶持年轻公司。     

国家研发财税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的R&D活动

现有文献缺乏国家研发财税政策在企业层面上对研发活动影响的研究。本文选取2008-2014年北京市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旨在探讨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和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都产生显著的激励效应;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产生促进效应;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与高新企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其中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同时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研发产出的影响则不显著。本文的发现为国家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推动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启示。     

经合组织论研发税收激励政策改革

<正>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采用税收政策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资。经合组织的研究表明,与跨国公司相比,本土年轻创新公司在享受研发税收激励方面处于劣势。政府需要精心设计政策,使政策发挥最大效果,并扶持年轻公司。一、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快速蔓延、力度更大。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增长低迷的今天,很多国家正在采取税收激励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创造新的增长点。通过税收激励间接扶持企业研发投资的国家数量正在增加。至2011年,经合组织34个成员     

浙江省技术开发费抵扣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

浙江省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发布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方面处于全国前列,制定了《落实企业技术开发费有关财务税收政策及相应管理办法》,并在执行此文件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发现一些问题,文章将对浙江省技术开发费抵扣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实证分析。     

技术开发费加计抵扣政策研究

文章从理论、实证、经验三个角度评析了技术开发费加计抵扣政策作为我国一种重要的投资抵免政策的有效性,发现我国的实践经验与国外的模型分析结果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进而揭示了该政策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我国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及研发能力关联性研究

以99家上市公司和495家大型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2009～2016年政府补贴、研发投入等相关数据,通过假设模型对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政府补贴与创新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不同补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同;政府研发补贴份额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但存在一个阈值限制,当政府研发补贴份额超过这一阈值时,会降低企业创新绩效。此外,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规模、行业技术水平对政府研发补贴的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选择性税收激励、迎合式研发投入与研发绩效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是一项典型的选择性激励政策,其核心是只有实现高企认定的企业才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但是这种选择性优惠政策容易引发企业政策迎合式研发投入行为,不利于企业创新。文章基于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高企认定背后的政策迎合式研发投入行为进行了识别,同时考察了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以及政策迎合式企业研发投入行为对企业研发绩效的影响。发现如下结论:(1)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确实使部分企业产生了政策迎合式研发投入行为;(2)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能够促进全样本企业的研发绩效提升,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盈利绩效,最后是成长绩效;(3)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与有政策迎合式研发投入行为的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和盈利绩效没有显著关系,却与企业成长绩效存在明显的负相关。(4)剔除掉有迎合行为的企业之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了。这些结论经过异质性讨论和GMM重新估计后仍然稳健。     

税基还是税率？不同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

   创新的公共产品特性和金融市场失灵是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可通过税收激励来调节,而后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融资约束。本文基于2010—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融资约束视角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动态回归模型、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税收激励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激励对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正向促进效应,而且税基优惠的促进效应大于税率优惠,但税收激励对研发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不足。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强度影响显著为负,税收激励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其中税基优惠主要有利于缓解内部融资约束,税率优惠更有助于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文章最后提出应关注每项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提升创新质量等建议。     

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入

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体现,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过程中,企业发挥着主体作用,而企业的研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科技创新能力。因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显得尤为必要。采用安徽省103家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利润总额对企业研发投入是否有显著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和资产总额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显著,税收优惠、资产负债率、利润总额则对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机构投资者持股和企业研发投入——基于研发异质性视角

以2009～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研发投入的关系,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从研发异质性角度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探索式创新有促进作用,对开发式创新没有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探索式创新之间的促进作用,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开发式创新的关系并无显著影响。     

官员更替、银行授信与企业研发投入

利用官员更替数据匹配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质量调查数据,旨在从实证的角度探究官员更替、银行授信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和银行授信都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官员更替这种强烈的外生冲击会强化银行授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不过,官员更替和银行授信对规模不同企业的研发投入的直接和交互影响存在着差异。上述结果表明,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丰富和完善官员更替制度对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财税激励选择与企业突破式创新

创新关注点前移催生了激励范式转变的需求,在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过程中简单依赖财税政策支持可能造成激励不足和公共资源扭曲。本文利用2004-2018年我国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ICT)的相关数据,基于负二项回归重点探讨了不同财税政策激励之下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有助于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企业获得的研发补助对此过程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而税收优惠对此过程造成了负向调节;进一步探索不同财税政策组合情境,发现在适当的研发补助支持下,税收优惠可以形成创新激励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过程的相关激励理论,也为政府利用财税政策有序引导相关基础研究合作进程提供了思路和科学依据。     

专利保护和加计扣除政策能够促进私人农业技术创新么？

摘要：专利保护和加计扣除政策是政府保护和激励私人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本文利用2005-2015年间77家农业上市公司公开数据，研究了专利保护和加计扣除政策对私人农业研发投入与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专利保护政策并未促进私人农业研发投入或者提高私人研发投入强度，而加计扣除政策则显著提高了私人的研发投入和研发投入强度。通过设置专利保护和加计扣除政策的交互项，发现专利保护的增强削弱了加计扣除政策的溢入效应。本文结论验证了已有的部分研究结论，建议进一步完善专利保护政策，加强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广度和强度，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政府科技补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门槛效应——基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09年-2013年11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面板数据,以资助强度作为门槛变量,实证检验政治关联、政府科技补助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1)对于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政府科技补助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没有挤出效应;(2)政治关联程度对政府科技补助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具有削弱作用,但不显著;(3)随着政府科技补助强度的增大,政府科技补助的激励效应却会不断降低。     

企业研发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研究

税收优惠政策是政府激励企业研发活动的主要政策工具。20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及配套的《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发布,标志着我国研发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优惠度也达到了新的水平。本文基于对江苏省的苏南、苏中、苏北128家样本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随机效用模型对我国现有研发支出税前扣除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也检验了其它一些变量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研发费用税前扣除的新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大小对企业研发投资有正面影响,但并不显著。另外,资产报酬率、现金流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企业性质与研发投入负相关,但资本密集度的影响不显著。     

高新认定办法、研发操纵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基于2008-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创新数据,从“达标型”和“避税型”研发操纵这一新视角,研究了高新认定办法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新认定激励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而两类研发操纵抑制了这种激励效应;达标型研发操纵集中在高新认定初审阶段,且高新开发区以外、销售收入较高的企业更显著;避税型研发操纵集中在高新认定复审阶段,且高新开发区以内、销售收入较低的企业更显著。本文为高新认定办法提供了政策建议。     

政府研发资助、企业研发投入与中国创新效率

本文采用2003-2012年中国地区面板数据,利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就政府研发资助和企业研发投入对中国创新效率的影响及政府研发资助和企业研发投入的最优强度区间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在我国创新过程中,政府研发资助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负,存在一定的"政府失灵",企业研发投入能够促进创新效率的提高,"市场失灵"现象较少出现;政府研发资助强度的最优区间为0.282以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最优区间为0.688-0.775。     

双积分政策下新能源汽车产业研发补贴研究

双积分政策意在以市场机制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但缺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需要与研发补贴政策组合使用。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带有研发补贴的双积分政策下新能源汽车供应商制造商决定研发投入水平、供应商产量竞争及制造商产量竞争的三阶段博弈模型，阐释了正积分价格、市场规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研发补贴的作用机理与效果。研究表明：不考虑研发补贴时，当纵向研发溢出率超过阈值，企业研发投入将随正积分价格、市场规模增加而减少；其次，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激励效果，但应随纵向研发溢出率增加而减少，以规避“挤出效应”。为此提出，“逆溢出率变化”的研发补贴政策与双积分政策组合使用更能完善市场机制，推进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健康发展。     

Persistent heterogeneity of R&D intensities within sectors: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Do firms in the same sector converge towards the same R&D intensities? Previous research has often assumed this to be true. A closer examination, using microdata from the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 for the years 2000–2015, shows considerable heterogeneity in R&D intensities among firms in the same sector, and that this heterogeneity persists over time. Statistical tests of convergence show that the variation in R&D intensities does not decrease over time (i.e. no σ-convergence), although firms with an R&D intensity below the industry average do seem to catch up with the leaders (i.e. evidence of β-convergence). Overall, firms in the same industry do not converge to a common R&D intensity.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The effects of R&D tax credits on patenting and innovations

Norwegian business spending on R&D is low by OECD standards. To stimulate business R&D, in 2002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introduced a tax-based incentive, SkatteFUNN. We analyze the effects of SkatteFUNN on the likelihood of innovating and patenting. Using a rich database for Norwegian firms, we find that projects receiving tax credits result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to some exten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s for the firm. Firms that collaborate with other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be successful in their innovation activities. However, the scheme does not appear to contribute to innovations in the form of new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or patenting.